用兵之道，以天胜有时，以地胜有利，以将胜有仁智，以士胜有勇敢。万夫之敌者仁智也，将帅之德也；一人之敌者勇敢也，士伍之气也。上有天时，中有人和，下有地利，而或军将师帅非其人焉，有天时不能用其数，有人和不能用其命，有地利不能用其势。然则战功惟将者所收，将功惟仁者所立，一夫之勇，岂能致哉？以仁立智，以智出算，其智深者其算多，其智浅者其算少。少算可以为众，则有能穷之者，岂足将哉？是故战功曰多算而已。气不能致柔，则算不能致多。不能致柔以仁，则不能致多以智。帷幄之算，时可守矣；开营以攻，时可攻矣。坚壁以守，挑战袭击，滞于声形之中，而落敌人股掌之上，是故有天时不能用其数，有人和而不能用其命，有地利不能用其势。然则军将师帅无仁之静以为智，无仁之动以为勇，敌人之来，智不足以料，勇不足以却，而求铭书于王之太常，殁祭于大烝，显明之中与日月齐光，幽间之中与先王偕荣，岂可得哉！三代之将，命卿则有仁，命大夫则有智，命士则有义。是故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秦之锐士不可以遇桓、文之节制，桓、文之节制不可以遇三代之仁义。仁义之运，用而藏之则为天机，推而散之则为人和。宴居邃幄之中，凯旋幽障之外，岂足怪哉！三代而下，历观汉、唐之将，威名震乎远人，武略垂乎后世，未有无仁之静以为智，无仁之动以为勇者也。是故亚夫之严肃，祭彤之安重，邓禹之深沉，充国之镇静，去病之少言，卫青之谦损，王霸之惠爱，此皆多数之仁各随其才性而得之，其为德多数则其为智多算，其居者静则其制者动，后世鲜有加焉。少算之将，将知所守而昧于攻，则能攻者困之；或知所攻而昧于守，则能守者弊之。与夫暗于大理，弊于一曲之士，无以异焉。多算之将，不可为众，而得一人焉，则其所利不可以胜计。是故班超之于西域，张奂之于匈奴，仁贵之于突厥，子仪之于回纥，彼非畏其勇悍，畏其不为勇悍所役，感忽之际，以静制动而已。匈奴之畏李广，避广数岁，不敢入右北平；李绩之为并州十有六年，突厥不敢南顾，其功一也。然而广之所恃者气，绩之所恃者智，而广卒以勇悍轻敌，晚年屡北。盖夫少算多勇，未有不穷者也。呜呼，兵，凶器也；战，危事也。夫以暴气悍勇而从事于凶器危事，危事纷于目前，暴气暗于胸中，欲以功名自终，是则难矣。惟道术为能将将，惟智术为能将兵，而或不仁，则其智术亦安在哉！择将无难，择其深沉大度，有仁之量而已，多算至勇，由是而出焉（《演山集》卷四四。）。

将知：「将」疑当作「或」。

问：六朝镇守所在不同，今日江淮、荆襄、巴蜀之地，必守之处何在？欲守而必固，其策安出？

对：自古有一定之地形，而无一定之土宇，故险要之处不易而守备之计不同。世所谓山川之险者，巩洛、成皋之固也，宜阳、商阪之塞也，白马、盟津之要也，井陉、飞狐之道也，洪河、泾渭之川也，长淮、大江之阻也。西则陇蜀、殽函，东则碣石、海岱，北则太行、常山，南则方城、汉水；陈留当其冲，上党为之脊；塞垣以界戎狄，岭峤以限蛮夷。此天之所设以襟带诸夏，英雄之所必争，古今之所共知也。然以土宇言之，黄帝画野分州，方制万国，商周之际，存者数千，春秋所见止于百馀，俄并而为十二，又合而为六七。自秦以来，则有统一者矣，有中分者矣，有鼎峙者矣，有四分五裂者矣，有僭伪割据别而为十数者矣。久者或数百载，近者亦五六十年，虽于地之险要所得不同，莫不有保境之策以为固圉之道，倘必按陈迹而从之，不亦胶柱而调瑟乎？昔袁、曹之起兵也，绍欲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操谓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驭之，无所不可。已而绍以四州之众困于官渡，操起兖，成于许，则皆四战之国也。羊祜之镇荆州也，吴人寇弋阳、江夏，诏遣侍臣问以徙州之宜，祜曰：「疆埸之事，一彼一此，谨守而已。若徙州则寇来无常，又未知州之所宜据也」。既而吴不能为深患。而杜预之进师，终藉襄阳之资也。故善为兵者，无定形而必于胜；善为守者，无定所而必于固。一成之田必有膏腴，四通之道必有要会，因吾境之所及，量吾力之所至，度吾势之所便，足以制敌安边则可矣，何必区区于古人之迹哉！自古以来，封疆之守，其详不可胜言矣，姑取其切于时宜者，六朝是也。孙氏奄有江东，江北之地所得绝少，故其镇守夹江而已。晋、宋、齐、梁经略河南，暂得暂失，而羯胡、拓跋深入淮甸，故其镇守自河南至于江南，靡常厥所。陈于淮南，暂复而旋失之，故其镇守江南为重。孙氏走曹操，得荆州之半，故亦夹江以为屯守。晋两失襄阳而复得，以至于齐，乃丧樊、邓；及萧察附魏，江陵失守，则陈氏所得江南而已，故其镇守亦随时而迁焉。刘氏全有蜀汉，阳平、剑、涪实为重镇。晋三失蜀而三得之；宋取仇池而不能有；梁失汉中，久而后复，至其末年，并与蜀而失之。考其镇守，往往汉之故处也，顾其进退弃守不同如此，皆事势当然，无足怪也。太抵无江北则守江南，京口、石头、牛渚、姑孰、浔阳、夏口，江南之镇守也；进而有江北，则广陵、历阳、濡须、皖城、邾城、安陆为镇守；又进而全有淮南，则淮阴、钟离、合肥、寿春、义阳为镇守；又进而有淮北，则朐山、下邳、彭城、泗口、角城、舒城、垂瓠、白苟堆为镇守；又进而全有河南，则东阳、历城、碻磝、滑台、雍丘、荥阳、虎牢、洛阳为镇守。自江南至于河，其表里可考如此。建平、西陵、乐乡、上明、公安，荆州之镇守也；进而有江北，则石城、江陵、下溠戍为镇守；又进而有汉上，则赭阳、新野、樊、邓、襄阳为镇守。涪为水陆之冲，蜀之镇守也，进则剑阁为镇守，又进则汉中为镇守，又进则武都为镇守。自荆蜀踰于汉沔，其表里可考如此。且由蜀汉东渐于海，绵亘几千里，历代守备之处，大要不出乎此。纪陟所谓：「如人有七尺之躯，所以禦风寒者，亦数处耳」。便则进而据之，否则退而守之，惟不失吾之要害，斯为善矣。国家今日全有江淮与荆襄、蜀汉之地，比年东收泗海，西得唐、邓，则凡淮汉之南北与江上之所当守者盖易见也。山川之形无改于旧，城郭人民之属非昔形矣。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亦如是，不可也；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不如是，亦不可也，在量其力、审其势尔。势诚便，力诚及，重镇之可也；势诚不便，力诚不及，轻戍之可也，又何纸上语之拘乎？古之善为兵者，其于弃守之际，可谓审矣。势所当守，虽效死有所不去；势所当弃，虽都邑有所不恤，巡、远、李光弼是也。禄山之乱，尹子奇攻睢阳，巡、远以数千垂尽之卒抗方张不制之虏，众议以粮尽援绝欲东奔矣，巡谓睢阳江淮保障，弃之则贼鼓而南，卒以死守之，遂能梗其喉牙以全东南之势，则知所当守故也。思明之乘胜而西也，光弼在洛，将趋河阳，韦损以东都帝宅尝劝之守矣，光弼曰：「泛水、崿岭尽为贼蹊，能尽守乎」？卒以计弃之，果能掣贼肘腑，以缓关、陕之忧，则知所当弃故也。是故险固则必守之，冲要则必守之，根本则必守之，无民则弃之，力不足则弃之，势不便则弃之，皆可考于古也。不断大岘，慕容遗刘裕之禽；不塞成皋，石勒知刘曜之败。王衍撤守险之备，则唐兵入之；南唐吝把浅之费，则周人乘之。险固其可以不守乎？不能并齐鲁，取韩魏，则黥布为下策矣；不北据邯郸而阻漳水，则陈豨为无能矣。太武至瓜步而亟还者，惧彭城之议其后也；元英拥大众而不进者，以钟离之扼其吭也，冲要其可以不守乎？尹铎宽晋阳以为保障，萧何全关中以待高祖，朱鲔之攻桓温也，寇恂勒兵出而禦之，不以彼众我寡而为疑也；张邈之迎吕布也，荀彧之所守者二城，不以敌强己弱而为惧也，根本其可以不守乎？有是三者，虽死守勿去可也。曹公欲迁江西之民，而广陵、庐江、九江、蕲春户十馀万皆东渡江，江西遂虚，是以吴魏之际，江淮之间不居者数百里，则无民安得不弃之乎？殷浩出师无功，王羲之遗之书曰：「今军破于外，资竭于内，保淮之计，非复所及，莫若还保长江，督将各复旧镇，自长江以外，羁縻而已」。浩违其言，重致狼狈，则力之不足，安得不弃之乎？吴以三万人戍邾城，陶侃以其隔在江北，内无倚赖，外接群夷，必引虏入寇，故弃而不守；庾亮继侃以万人戍之，卒致毛宝之败，则势之不便，安得不弃之乎？有是三者，虽去而勿顾可也。弃守既审，守可以必固乎？曰未也。居险固之地则守之易，居四战之地则守之难，是以有自然之险，有使然之险。山川丘陵，自然之险也；王公设险以守其国，使然之险也。《周官》之职，有掌固焉，有司险焉，皆主守备之官也。《掌固》曰：「若造都邑，则治其固，与其守法。凡国都之境，有沟树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职焉，若有山川，则因之」。《司险》曰：「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山林川泽之阻。设国之五沟五涂，而树之林以为阻固，皆有守禁，而达其道路」。夫固者，人之所为，而或因乎山川则使然者，非地不因也。险者，地之所有，而复为之沟涂，则自然者非人不守也。不特此也，《掌固》「掌修城郭、沟池树渠之固」，则既有可守之处矣。「颁其士庶子及其众庶之守」，则又有能守之人矣。「设其饰器，分其财用，均其稍食，任其万民，用其材器」，则凡可以为禦备者，无不具也。「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与其役财用，惟是得通，与国有司帅之，以赞其不足者」，则凡可以为救援者无不素也。「昼三巡之，夜三鼜以号戒」，则警备之严如此。「国有故，则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属守之，惟有节者达之」，则讥察之密如此。数者皆得，又何守之不固哉！然而均是地也，或固或不固，则守之兵不同也；均是兵也，或胜或不胜，则将之人不同也。守非其兵则弃地，将非其人则弃师，有一于此，将覆亡之不暇，其可以守国乎？是故备禦之难易，常系国威之盛衰；国威之盛衰，常系将帅之能否。昔匈奴方强，烽火达于甘泉，则汉屯长安之旁以备胡，及卫、霍深入，大有斩获，则匈奴屯瓯脱以备汉。东、西魏之分也，周人岁椎河冰以防齐，及齐政既衰，则齐人椎冰以防周。信乎备禦之难易，系于国威之盛衰也。魏尚在云中，匈奴不敢近塞，郅都守雁门，亦为之举边引去，李广则号为飞将，李绩则贤于长城，子仪存则回纥革心，马燧罢则吐蕃得计。信乎国威之盛衰，系乎将帅之能否也。谢幼度之守广陵也，彭超席累胜之锋践蹂淮泗，至于三河，幼度起而麾之，追亡逐北，故境不旋踵而复，间岁而有淮淝之功矣。今之守广陵者，有如幼度否乎？萧僧珍之守山阳也，太武以回山倒海之威深入而反，僧珍歛人民，储粮械，蓄陂水以待之，魏师过而不留，今之守山阳者，有如僧珍否乎？南齐之初，高祖料索虏之必来，以寿春兵冲，使垣崇祖守之，及寇之至，崇祖诱之以小城，灌之以淝水，沙囊一决而强敌遁逃。今之守寿春者，有如崇祖否乎？东昏之末，寿春叛入于魏，淮南几亡矣，梁武帝命韦睿取合肥而守之，魏军畏惮，谓之「韦虎」，及其救钟离也，战舰一奋而百万为鱼。今之守合肥者，有如韦睿否乎？以三千之众当百倍之师，昼夜拒守，卒全其城，有如昌义之守钟离乎？以寡弱拒守，再破石虎之师，功名亚于周访、祖逖，有如桓平北之守襄阳乎？内围步阐，外抗羊祜，水陆克捷，禽馘万计，有如陆抗之守荆州乎？羽檄交驰，围棋自若，据险坚守，卒困曹爽，有如费袆之守汉中乎？诚得其人矣，弱可奋而为强，虚可张以为实，疮痍者可养而瘳，流散者可诱而复，若未得其人则反是矣。形势不改而利害已殊，可不精择而久任之乎？且我宋之肇造也，北无燕云，故北虏强，西无朔方，故夏贼炽，据晋阳以游魂伺隙，则又有刘继元焉。国家所有者，中原百馀州，山川之险，得之少矣。然艺祖垂意将帅，选任有方，命李汉超等五将镇守河朔以拒北虏，命郭进等分戍河东、潞泽以禦太原，命赵赞等屯陕右、灵武以备西戎，皆少与之兵而富之财，重与之权而责之功，待之必诚，任之必久，由是边城得以募养死士，使为间谍，以深知敌人之情伪，俟其入寇，则出奇设伏以破之，皆有以少击众之功。契丹既不敢犯边，太原则日就穷蹙，夏童惕息自守不暇。厥后何承矩开塘泊，兴稻田，而河朔为之安富；范仲淹筑城堡，据要害，而元昊为之请命。梁门、遂城著于北，青涧、洛水名于西，此皆用得其人，故设险之利兴而守国之谋固。矧今江淮之险，皆有可因，倘于择任将帅之际，遹追祖父，亦何黠虏之足虑哉！虽然，兵以正合，以奇胜，行大众于必争之地者，兵之正也，驰轻锐于无人之境者，兵之奇也，有正而无奇则拙，有奇而无正则殆。盛兵临晋，正也；木罂渡夏阳，奇也；列营官渡；正也，袭辎重于乌巢，奇也。有围剑阁之正，然后有袭江油之奇；有攻洄曲之正，然后有捣垂瓠之奇。有正而无奇，是成安君之称义兵也，不亦拙乎？有奇而无正，是曹公之袭乌桓也，不亦殆乎？故善为守者，非守其正之难，而防其奇之为不易。奔东南备西北，非亚夫有不能料；阴易夷兵以败杨肇，非陆抗有不能为。兹所谓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而敌不知其所攻也。昔我真宗皇帝备禦北寇，讲求最详，尝采众议，决以圣虑，定为阵图，大率以大阵为正兵，驻之冲要，以骁将为奇兵，列之左右，以正当其正，以奇当其奇，若彼反而用之，则奇或为正，正复为奇，委曲周密，无不得其至。当今若祖述其意而行之，岂不可乎？淮汉、巴蜀之师，虏尝以为奇矣，赖上皇指授合宜，将士用命，战而胜之，是故敌之来无常，吾之备禦亦不可以执一，乌知前日之正，他日不为奇乎？前日之奇，他日不为正乎？要在间谍巡逻之密察，烽火候望之精明，将帅有同舟之心，城堡有率然之势，使彼小至则少利，深入则堕吾之计中，虽有孙吴之术犹不得施，而况冒没轻儳之虏乎？譬诸奕者，疏密阔狭无常也，边隅角腹无常也，所可常者，攻则形之于必争，而乘之于所不备，守则为之于必生，而备之于所不攻，乃为善之善者耳。此皆因变制宜，出于心术之微，岂可按谱而得之？虽然，守有其兵矣，将有其人矣，审于去取矣，尽乎奇正矣，抑末也，则无如之何。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险」，又曰：「形势不如德」。岂以险之不足恃而形势之不美哉？虑其专于守而不知恤民也，虑其恃乎险而不知修德也。民散则国谁与守？德衰则险乌足恃？公宫沟而民溃，长城筑而秦亡，吁！可畏也。善乎赵襄子之知守也，方其避智伯之难，曰：「吾何走乎」？从者曰：「长子近，且城固」。襄子曰：「罢民力以成之，又毙民以守之，其谁与我」？从者曰：「邯郸之仓库实」。襄子曰：「朘民之膏泽以实之，又因而杀之，又谁与我？其晋阳乎，先王之所属也，尹铎之所宽也，民必和矣」。乃走晋阳。智伯围而灌之，沉灶产蛙，民无叛意，信乎富强之不如德也。曩岁滔天之寇可谓盛矣，三军之士有战斗死伤而无有屑为降虏者，北边之民有流离冻饿而无有去为群盗者，上皇之德深厚矣。《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守备之上策也，其勿以为老生之常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