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于人之耳目，而不适于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有适于用，而用之则弊，取之则竭。悦于人之耳目而适于用，用之而不弊，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聃为多书。韩宣子适鲁，然后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于上国，然后得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士之生于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非后世君之所及。自秦、汉以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而书益多，士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茍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传万纸，学者之于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于昔人，而后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馀卷。公择既已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于文词，见于行事，以闻名于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无所用于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馀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某少时诵苏文忠公《李氏山房藏书记》，恨不得造观焉。及假郡绂此来，又以职事无因。而至嘉定戊寅秋七月，友人方侯信孺以前淮南东路转运判官东归，取道庐阜，奉亲避暑，穷泉石之胜，至楞伽寺，昔之所谓白石庵者。问山房之故地，荒烟野草，景绝迹灭，为之喟然长叹曰：「兹山佛老之庐所在错峙，独所谓山房乃无一好事者复作焉，何以寓仰前哲诱后学之意」。于是退搜旅橐，割金钱十万，俾某助金亦十万，又贻书江右帅曹公，不移时得缗如其数。于是诿其役于是之主僧普诚。阅八月而后成，为楼三间，闳袤虚敞，其下为堂，可燕可憩。方侯既归，属某纪其事，抵乡，又以书来趣益力。明年四月，某行视阡陌，窃一至焉，拜李公之像，徬徨瞻睇，见其山清丽而声正，环抱而空旷。问楼之新旧孰谓小大，僧曰：「以新视旧，大三之二」。因叹山深则境寂，楼小则得一意读书，此昔人所以成名。今人结庐人境，崇深侈丽，外昡中移，宜其讲学之不专，其势然也。又自叹汩汩朱墨，真成俗吏，而规恢旧观，乃出于过客邂逅之际，使百年废迹焕然一新，人之才其相远如此哉。既书以答方侯勤恳之意，因刻石山间以遗后人。且以书数种实之，若夫九千卷之藏，必有能足其数者。

先君银青尝读葛文康公集，见其父清孝公行状云：「所居以『安遇』名轩，言遇无定遇，安有常安」。先君欣然曰：「此吾之心也」。遂以名所居之堂，自号安遇居士。先是，卜寿藏于报国山仁济院祖妣魏国墓左，因作小庵于山下，号「安遇山房」，命仲兄书其扁。后既葬于长汀，而山房亦废。仲兄遗墨尚存，从子溁装池求跋。痛念父兄相继下世二十馀年，抚卷不胜感泣。

山房不以书名，尝见行书，不知草圣乃如此，以是知前辈无不过人者。所谓不有此舅，安得此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