郅支单于囚杀使者吏士以百数，事暴扬外国，伤威损重，群臣皆闵焉。陛下赫然欲诛之，意未尝有忘。西域都护延寿、副校尉汤承圣指，倚神灵，总百蛮之君，揽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绝域，遂蹈康居，屠五重城，搴歙侯之旗，斩郅支之首，悬旌万里之外，扬威昆山之西，扫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万夷慑伏，莫不惧震。呼韩邪单于见郅支已诛，且喜且惧，乡风驰义，稽首来宾，愿守北藩，累世称臣。立千载之功，建万世之安，群臣之勋莫大焉。昔周大夫方叔、吉甫为宣王诛猃狁而百蛮从，其《诗》曰：「啴啴焞焞，如霆如雷，显允方叔，征伐猃狁，蛮荆来威」。《易》曰：「有嘉折首，获匪其丑」。言美诛首恶之人，而诸不顺者皆来从也。今延寿、汤所诛震，虽《易》之折首、《诗》之雷霆不能及也。论大功者不录小过，举大美者不疵细瑕。《司马法》曰「军赏不逾月」，欲民速得为善之利也。盖急武功，重用人也。吉甫之归，周厚赐之，其《诗》曰：「既甫燕喜，吉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千里之镐犹以为远，况万里之外，其勤至矣！延寿、汤既未获受祉之报，反屈捐命之功，久挫于刀笔之前，非所以劝有功厉戎士也。昔齐桓公前有尊周之功，后有灭项之罪，君子以功覆过而为之讳行事。贰师将军李广利损五万之师，靡亿万之费，经四年之劳，而仅获骏马三十匹，虽斩宛王母鼓之首，犹不足以复费，其私罪恶甚多。孝武以为万里征伐，不录其过，遂封拜两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馀人。今康居国强于大宛，郅支之号重于宛王，杀使者罪甚于留马，而延寿、汤不烦汉士，不费斗粮，比于贰师，功德百之。且常惠随欲击之乌孙，郑吉迎自来之日逐，犹皆裂土受爵。故言威武勤劳则大于方叔、吉甫，列功覆过则优于齐桓、贰师，近事之功则高于安远、长罗，而大功未著，小恶数布，臣窃痛之。宜以时解县通籍，除过勿治，尊宠爵位，以劝有功（《汉书·陈汤传》）。

匈奴郅支单于背畔礼义，留杀汉使者、吏士，甚逆道理，朕岂忘之哉？所以优游而不征者，重动师众，劳将率，故隐忍而未有云也。今延寿、汤睹便宜，乘时利，结城郭诸国，擅兴师，矫制而征之。赖天地宗庙之灵，诛讨郅支单于，斩获其首，及阏氏、贵人、名王以下千数。虽逾义干法，内不烦一夫之役，不开府库之臧，因敌之粮，以赡军用，立功万里之外，威震百蛮，名显四海，为国除残，兵革之原息，边竟得以安。然犹不免死亡之患，罪当在于奉宪，朕甚闵之。其赦延寿、汤罪，勿治（《汉书·陈汤传》）。

汤以吏二千石奉使，颛命蛮夷中，不正身以先下，而盗所收康居财物，戒官属曰：「绝域事不覆校，虽在赦前，不宜处位（《汉书·匡衡传》：成帝初即位，丞相衡复奏。）」。

郅支本亡逃失国，窃号绝域，非真单于（《汉书·陈汤传》：元帝诏公卿议封焉，议者皆以为宜如军法捕斩单于令，匡衡、石显以为。）。

即蒙子公力，得入帝城，死不恨（《汉书·陈万年传》）。

延寿汤为圣汉扬钩深致远之威，雪国家累年之耻，讨绝域不羁之君，系万里难制之虏，岂有比哉！先帝嘉之，仍下明诏，宣著其功，改年垂历，传之无穷，应是南郡献白虎，边陲无警备。会先帝寝疾，然犹垂意不忘，数使尚书责问丞相，趣立其功。独丞相匡衡排而不予，封延寿汤数百户，此功臣战士所以失望也。孝成皇帝承建业之基，乘征伐之威，兵革不动，国家无事，而大臣倾邪，谗佞在朝，曾不深惟本末之难，以防未然之戒，欲专主威，排妒有功，使汤块然被冤，拘囚不能自明，卒以无罪，老弃敦煌，正当西域通道，令威名折冲之臣，旋踵及身，复为郅支遗虏所笑，诚可悲也。至今奉使外蛮者，未尝不陈郅支之诛，以扬汉国之盛。夫援人之功以惧敌，弃人之身以快谗，岂不痛哉！且安不忘危，盛必虑衰。今国家素无文，帝累年节俭富饶之畜，又无武帝荐延枭俊禽敌之臣，独有一陈汤耳！假使异世，不及陛下，尚望国家追录其功，封表其墓，以劝后进也。汤幸得身当盛世，功曾未久，反听邪臣，鞭逐斥远，使亡逃分窜，死无处所，远览之士，莫不计度，以为汤功累世不可及，而汤过人情所有。汤尚如此，虽复破绝筋骨，暴露形骸，犹复制于唇舌，为嫉妒之臣所系虏耳。此臣所以为国家戚戚也（《后汉·陈汤传》）。

廷尉增寿当是。汤前有讨郅支单于功，其免汤为庶人，徙边（《汉书·陈汤传》）。

不道无正法，以所犯剧易为罪，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狱廷尉，无比者先以闻，所以正刑罚，重人命也。明主哀悯百姓，下制书罢昌陵勿徙吏民，已申布。汤妄以意相谓且复发徙，虽颇惊动，所流行者少，百姓不为变，不可谓惑众。汤称诈，虚设不然之事，非所宜言，大不敬也（《汉书·陈汤传》）。

臣闻楚有子玉、得臣，文公为之仄席而坐；赵有廉颇、马服，强秦不敢窥兵井陉；近汉有郅都、魏尚，匈奴不敢南乡沙幕。由是言之，战克之将，国之爪牙，不可不重也。盖「君子闻鼓鼙之声，则思将率之臣」。窃见关内侯陈汤，前使副西域都护，忿郅支之无道，闵王诛之不加，策虑愊亿，义勇奋发，卒兴师奔逝，横厉乌孙，逾集都赖，屠三重城，斩郅支首，报十年之逋诛，雪边吏之宿耻，威震百蛮，武畅西海，汉元以来，征伐方外之将，未尝有也。今汤坐言事非是，幽囚久系，历时不决，执宪之吏欲致之大辟。昔白起为秦将，南拔郢都，北坑赵括，以纤介之过，赐死杜邮，秦民怜之，莫不陨涕。今汤亲秉钺，席卷喋血万里之外，荐功祖庙，告类上帝，介胄之士靡不慕义。以言事为罪，无赫赫之恶。《周书》曰：「记人之功，忘人之过，宜为君者也」。夫犬马有劳于人，尚加帷盖之报，况国之功臣者哉！窃恐陛下忽于鼓鼙之声，不察《周书》之意，而忘帷盖之施，庸臣遇汤，卒从吏议，使百姓介然有秦民之恨，非所以厉死难之臣也（《汉书·陈汤传》）。

汤前亲诛郅支单于，威行外国，不宜近边塞（《汉书·陈汤传》：汤与解万年俱徙敦煌。久之，敦煌太守奏云云。诏徙安定。）。

予观汉公卿论陈汤矫制斩郅支之赏，其守常不通者则曰：「是不当赏，且开后奉使者乘危徼幸，生事夷狄」。有奇其功、愤其为庸臣所诎者，则称誉赞说：「大功不录小过，大美不疵细瑕，宜加尊宠，以劝有功」。此刘向之论也。夫奋不顾身，决计出奇，以孤军取单于之头，枭之藁街，自汉击匈奴以来，未有能如此者，而欲以一切矫制生事，谓之有罪而赦之，不使有尺寸之赏，此天下皆知其不近人情而人不服也。然汤之还，使朝廷遂厚赏之，一不问其矫制如受命讨伐而有功者，则亦不可。何则？人臣不待命而有功以要我，则亦为国者之所病也。故刘向之论善矣，而未尽也。元帝遂从而赏之，愈于不赏，可也；所以为说，则终亦未有以服恶矫制者之论，惜乎无有以是说告之者矣。所恶夫赏矫制而开后患者，谓其功可以相踵而比肩者也。阴山之北，凡几单于？自汉击匈奴以来，得单于者几人？终汉之世，独一陈汤得单于耳。其不可以常徼幸而立功者又寡少，如此则裂地而封汤，乃著之令曰：「有能矫制斩单于如陈汤者，无罪而封侯」。吾意汉虽欲再赏一人而未可得，何遽有邀功生事之忧哉？故上足以尊明汤之有功，褒显之而无疑，下不畏未来生事邀功之论，天下之善计也。古之为法者，行法而不失人情，当夫事实，而亦不使之不可继，凡若此也。昔者，韩患秦之无厌也，下令曰：「有能得秦王者，寡人与之国」。大夫皆谏曰：「不可，赏不可以若是其重也」。韩王笑曰：「得秦王而寡人与之国，是赏有再乎？且得秦王矣，寡人其忧无国哉」？是赏汤之说也。

愚尝读《春秋》，得孔子之意。其用法为至宽，录功为至悉。褒人之善，惟恐其不及；贬人之恶，惟恐其或过。始诚善矣，或不善于终，则委曲而为之讳；终诚善矣，或不善于始，则阔略而许其变。然后知圣人之至仁，《春秋》之忠厚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尝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宜乎笔削之际，不以假人。然于齐威晋文之事，则予而进之。夫召陵之役，专征之罪也，而《春秋》予之曰：「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首止之会，不臣之诛也，而《春秋》予之曰：「会王世子于首止」。城濮之胜，善战之上刑也，而《春秋》予之曰：「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河阳之朝，致君之不恭也，而《春秋》予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夫齐威晋文，若责之以王者之法，罪不容于诛，孔子非特录其功，又为之讳。其恶灭项不书「齐」，为威公讳灭国也；重耳不书「入」，为文公讳本恶也。呜呼，《春秋》之忠厚如此。而后世学《春秋》者，乃侵刻苛细，集小过以加人。予善惟恐其深，贬恶惟恐其浅。孰谓《春秋》之学，流而为申商之刑名乎？公孙弘以《春秋》起海滨为汉相，不大明孔子之意，以举明主于三代之隆，惟闻假其义以绳臣下而已。天下之士，翕然向之。终军引「王者无外」，以诘徐偃。隽不疑引蒯聩之事，以执方遂。断断焉如老狱吏，喜陷害人，无一毫爱利之心。汉法之所以惨虐者，诸儒与有力焉，岂不哀哉！其后冯奉世诛莎车，陈汤灭郅支，汉欲封此两人。而萧望之、匡衡乃以《春秋》之义「大夫无遂事」，欲以矫诏罪之，二子卒不得侯。虽刘向、谷永，谆谆辩讼，累数百言，终屈于鄙生之议。盖其刻薄之风，有自来矣。且《春秋》书「遂」有二义焉：「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公羊》曰：「公不得为政也」。此无遂事之说也。「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专之可也」。此许其遂事之说也。望之、匡衡专引襄仲之事，至于公子结之会，则没而不言，是犹奸吏之弄法，轻重其心，岂知《春秋》者哉？若果知《春秋》，则宣帝之族霍氏也，望之何不以《春秋》「善善及子孙」之义争乎？元帝之用恭显也，衡何不以《春秋》不近刑人之义争乎？且夫《春秋》以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故葵丘之会，尊宰周公。而望之乃轻丞相于朝，则是望之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奉世乎？《春秋》诸侯不得专地，故讥郑伯以璧假许田，而衡乃擅益乐安侯田四百馀顷，则是衡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陈汤乎？愚每读《汉史》，未尝不为二子愤疾而扼腕也。方莎车畔汉，鄯善以西皆绝不通，汉几失西域矣。郅支在五重城，破呼揭、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结康居以自固，汉几苦此虏矣。二子忠义奋发，出万有一生之路，不调郡国一兵，不费大农一钱，不失天子一矢，而使历载逋诛之虏，头竿稿街，汉之威德，畅于万里之外，可谓不世之奇功矣。使得幸而列于《春秋》，则其安国家、利社稷，岂特一公子结而已哉？虽齐侯之伐山戎，叔孙之败长狄，不足道也。固当享万户之封，受土茅之锡。卒为拘儒所抑，不得尺寸地，为子孙计，岂不痛哉！后世风俗委靡，无磊落杰特之士，未必非二人之所致也。我国家涵养天下，垂二百年，待士大夫可谓极矣，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下僚小吏，有一节可称，必旌表而录用之，是真得《春秋》忠厚之意矣。然多难而来，无一人能自奋以附于汉之二子者、承学之士深有耻焉。虽然，《春秋》之法，不责人以所难，故鲁威公薨于齐，归而书葬，不以不讨贼之例责其臣子，盖齐强而鲁弱，人有所必不能也。今之丑虏，视莎车、郅支盖相万万，岂可以汉之二子责当世之士哉？孟子所谓论其世者，盖谓是乎。执事其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