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安韩文出莆田方氏，近世号为佳本。予读之信然，然犹恨其不尽载诸本同异，而多折衷于三本也。原三本之见信，杭、蜀以旧，阁以官，其信之也则宜。然如欧阳公之言，韩文印本初未必误，多为校雠者妄改。亦谓如《罗池碑》改「步」为「涉」，《田氏庙》改「天明」为「王明」之类耳。观其自言为儿童时得蜀本韩文于随州李氏，计其岁月，当在天禧中年，且其书已故弊脱略，则其摹印之日，与祥符杭本盖未知其孰先孰后，而嘉祐蜀本又其子孙明矣。然而犹曰「三十年间，闻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则固未尝必以旧本为是而悉从之也。至于秘阁官书，则亦民间所献，掌故令史所抄，而一时馆职所校耳。其所传者，岂真作者之手稿，而是正之者，岂尽刘向、扬雄之伦哉？读者正当择其文理意义之善者而从之，不当但以地望形势为重轻也。抑韩子之为文，虽以力去陈言为务，而又必以文从字顺、各识其职为贵。读者或未得此权度，则其文理意义正自有未易言者。是以予于此书姑考诸本之同异而兼存之，以待览者之自择。区区妄意虽或窃有所疑，而不敢偏有所废也。

此集今世本多不同，惟近岁南安军所刊方氏校定本号为精善。别有《举正》十卷，论其所以去取之意，又他本之所无也。然其去取以祥符杭本、嘉祐蜀本及李谢所据馆阁本为定，而尤尊馆阁本，虽有谬误，往往曲从，他本虽善，亦弃不录。至于《举正》，则又例多而辞寡，览者或颇不能晓知。故今辄因其书更为校定，悉考众本之同异，而一以文势义理及他书之可验者决之。苟是矣，则虽民间近出小本不敢违；有所未安，则虽官本、古本、石本不敢信。又各详著其所以然者，以为《考异》十卷，庶几去取之未善者，览者得以参伍而笔削焉。

元祐五年，自春及夏，时雨稍愆，幸以奉命祈祷至寺，遂获感应。仲夏十三日，右通直郎、知曲阳县事郝宗臣，右侍禁、监北岳庙张维周，三班奉职、县尉刘仲师同到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