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虞成周九德三物之教，却是上之人尊尚此以教人，故人人自幼至长，安其所习，德行修而人材盛。至夫子时则难矣，春秋方趋向功利，夫子专尚道德。速肖七十，真可谓狂澜之屹然者，而颜子独称好学，则颜子岂特七十二子之学哉，志学圣人而已。惟志学圣人，所以只在心性上理会，于人心惟危，全然斩绝了。择乎中庸一善，则拳拳服膺，亦不止于怒过二字。夫子举此以答哀公，亦必有意。以某观之，喜、怒、哀、惧、爱、恶、欲虽均为七情，而末后三字最重浊，为人心深累。若欲变化气质，当先从事于此次第。当初颜子此处已轻，却只在怒与过上作功夫，便是曾子三省。夫克己当从性天伦理处克将去，人各有所偏，须自点检，不容执一论也。后世只是学问文辞太胜，义理全无。董生能识之，而时不见用，所以功效不著。这处亦有些天意在。本朝硕儒辈出，亦是聚奎之气使之。斯道之传，自濂溪始，至文公而极。然其始也，可以扶持治世，其极也，又徒载之空言，尤可慨叹。台翰尾间「一前言，一往行，须将身体认实践」，极是紧要，不知后来有闻而踊跃者否？若夫伊尹之志，颜子之学说，时止如此，须要真到这地位，是甚次第。贡禹毁庙说，汉儒议多丛杂难考證，只须用文公《中庸》，追王太王、王季，文王。《章句》、《或问》解说一段，极是分晓，诸家都不及此之精明也。尊友合下元刚果，只客气稍胜。今既善自变化，便是横渠、上蔡辈地位。更沉潜涵养，又有胜于此者。二三友用功悠悠，往往只是名利之习未尽。夫子言我未见力不足者，盖为仁由己心一专主便是。但只恐理欲交战，不真信得道理过，则不免夷犹岁月。后辈则十分向时文一边，自是难说，然恐亦有自然解悟者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