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材，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归于至当，斯以为圣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此其不争为区区之论，以开是非之端，是以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馀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门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载之后，学者愈众，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欤？昔三子之争，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恶」。而扬子又曰：「人之性，善恶混」。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已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盖亦尝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论也。孟子之所谓性善者，皆出于其师子思之书。子思之书，皆圣人之微言笃论，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名，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论，昭昭乎自以为的于天下，使天下之过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皆孟子之过也。若夫子思之论则不然，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之道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是以天下无不可学。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学者不知其所穷。夫如是，则恻隐足以为仁，而仁不止于恻隐；羞恶足以为义，而义不止于羞恶。此不亦孟子之所以为性善之论欤？子思论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此无以异者。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论，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

敕：具官黄孝先早服秀科，荐署劳牒。向治郡狱，参饰吏文。讫无蔀丰，多所澄雪。使台陟状，铨簿类能。宜入替于理官，且申劝于公路。

天子之尊，下视民人远绝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泽，使之速致而均被者，盖其所关行，有以始而终之者也。恶乎始？宰相以始之；恶乎终？县令以终之。辅相天子施政化德泽，自朝廷下四方，而止于县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后周致于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贤，故能辅其政化德泽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无良焉，虽政教之美、德泽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于民，其势固殊，然其相与贯连以为本末，是必动而相济者也。民知其所赖，而相休养以乐其生，唯令而已。令之于民，察其土风井闾，而别其善恶强弱、贫富勤惰、冤隐疾苦，以条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责岂轻也哉？今之取令，率以岁年，不称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贤有不贤，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尔尽天下之令无有不贤，则尽天下之民亦无有不幸矣。子思黄君业儒，以才名于时。前此为狱官，涖囚必直其情，而未尝以色语威之。今之为县，从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既属子思以为令之重，而又庆咸阳之民之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