奉世奉使有指，而擅矫制违命，发诸国兵，虽有功效，不可以为后法。即封奉世，开后奉使者利，以奉世为比，争逐发兵，要功万里之外，为国家生事于夷狄。渐不可长，奉世不宜受封（《汉书·冯奉世传》：奉世以卫侯持节送大宛诸国客至伊修城，以节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进击莎车。莎车王自杀，传首长安，上甚说，下议封奉世。少府萧望之独以云云。上善望之议。）。

羌虏桀黠，贼害吏民，攻陇西府寺，燔烧置亭，绝道桥，甚逆天道。左将军光禄勋奉世，前将兵征讨，斩捕首虏八千馀级，卤马牛羊以万数。赐奉世爵关内侯，食邑五百户，黄金六十斤（《汉书·冯奉世传》）。

皇帝问将兵右将军，甚苦暴露。羌虏侵边境，杀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将军帅士大夫行天诛。以将军材质之美，奋精兵，诛不轨，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敌之名，大为中国羞。以昔不闲习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约不明也？朕甚怪之。上书言羌虏依深山，多径道，不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须得后发营士，足以决事，部署已定，执不可复置大将，闻之。前为将军兵少，不足自守，故发近所骑，日夜诣，非为击也。今发三辅、河东、弘农越骑、迹射、佽飞、彀者、羽林孤儿及呼速累、嗕种，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败者，患策不豫定，料敌不审也，故复遣奋武将军。兵法曰：「大将军出必有偏裨」。所以扬威武，参计策，将军又何疑焉？夫爱吏士，得众心，举而无悔，禽敌必全，将军之职也。若乃转输之费，则有司存，将军勿忧。须奋武将军兵到，合击羌虏（《汉书·冯奉世传》）。

前莎车王杀汉使者，约诸国背畔。左将军奉世以卫候便宜发兵诛莎车王，策定城郭，功施边境。议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义亡遂事，汉家之法有矫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单于杀汉使者，亡保康居，都护延寿发城郭兵屯田吏士四万馀人以诛斩之，封为列侯。臣愚以为比罪则郅支薄，量敌则莎车众，用师则奉世寡，计胜则奉世为功于边境安，虑败则延寿为祸于国家深。其违命而擅生事同，延寿割地封，而奉世独不录。臣闻功同赏异则劳臣疑，罪均刑殊则百姓惑；疑生无常，惑生不知所从；亡常则节趋不立，不知所从则百姓无所措手足。奉世图难忘死，信命殊俗，威功白著，为世使表，独抑厌而不扬，非圣主所以塞疑厉节之意也。愿下有司议（《汉书·冯奉世传》）。

愚尝读《春秋》，得孔子之意。其用法为至宽，录功为至悉。褒人之善，惟恐其不及；贬人之恶，惟恐其或过。始诚善矣，或不善于终，则委曲而为之讳；终诚善矣，或不善于始，则阔略而许其变。然后知圣人之至仁，《春秋》之忠厚也。夫《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尝曰：「天下有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宜乎笔削之际，不以假人。然于齐威晋文之事，则予而进之。夫召陵之役，专征之罪也，而《春秋》予之曰：「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首止之会，不臣之诛也，而《春秋》予之曰：「会王世子于首止」。城濮之胜，善战之上刑也，而《春秋》予之曰：「战于城濮，楚师败绩」。河阳之朝，致君之不恭也，而《春秋》予之曰：「天王狩于河阳」。夫齐威晋文，若责之以王者之法，罪不容于诛，孔子非特录其功，又为之讳。其恶灭项不书「齐」，为威公讳灭国也；重耳不书「入」，为文公讳本恶也。呜呼，《春秋》之忠厚如此。而后世学《春秋》者，乃侵刻苛细，集小过以加人。予善惟恐其深，贬恶惟恐其浅。孰谓《春秋》之学，流而为申商之刑名乎？公孙弘以《春秋》起海滨为汉相，不大明孔子之意，以举明主于三代之隆，惟闻假其义以绳臣下而已。天下之士，翕然向之。终军引「王者无外」，以诘徐偃。隽不疑引蒯聩之事，以执方遂。断断焉如老狱吏，喜陷害人，无一毫爱利之心。汉法之所以惨虐者，诸儒与有力焉，岂不哀哉！其后冯奉世诛莎车，陈汤灭郅支，汉欲封此两人。而萧望之、匡衡乃以《春秋》之义「大夫无遂事」，欲以矫诏罪之，二子卒不得侯。虽刘向、谷永，谆谆辩讼，累数百言，终屈于鄙生之议。盖其刻薄之风，有自来矣。且《春秋》书「遂」有二义焉：「公子遂如京师」、「遂如晋」。《公羊》曰：「公不得为政也」。此无遂事之说也。「公子结媵陈人之妇于鄄，遂及齐侯宋公盟」。《公羊》曰：「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专之可也」。此许其遂事之说也。望之、匡衡专引襄仲之事，至于公子结之会，则没而不言，是犹奸吏之弄法，轻重其心，岂知《春秋》者哉？若果知《春秋》，则宣帝之族霍氏也，望之何不以《春秋》「善善及子孙」之义争乎？元帝之用恭显也，衡何不以《春秋》不近刑人之义争乎？且夫《春秋》以天子之宰通乎四海，故葵丘之会，尊宰周公。而望之乃轻丞相于朝，则是望之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奉世乎？《春秋》诸侯不得专地，故讥郑伯以璧假许田，而衡乃擅益乐安侯田四百馀顷，则是衡固《春秋》之罪人矣，尚何敢正陈汤乎？愚每读《汉史》，未尝不为二子愤疾而扼腕也。方莎车畔汉，鄯善以西皆绝不通，汉几失西域矣。郅支在五重城，破呼揭、坚昆、丁令，兼三国而都之，结康居以自固，汉几苦此虏矣。二子忠义奋发，出万有一生之路，不调郡国一兵，不费大农一钱，不失天子一矢，而使历载逋诛之虏，头竿稿街，汉之威德，畅于万里之外，可谓不世之奇功矣。使得幸而列于《春秋》，则其安国家、利社稷，岂特一公子结而已哉？虽齐侯之伐山戎，叔孙之败长狄，不足道也。固当享万户之封，受土茅之锡。卒为拘儒所抑，不得尺寸地，为子孙计，岂不痛哉！后世风俗委靡，无磊落杰特之士，未必非二人之所致也。我国家涵养天下，垂二百年，待士大夫可谓极矣，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下僚小吏，有一节可称，必旌表而录用之，是真得《春秋》忠厚之意矣。然多难而来，无一人能自奋以附于汉之二子者、承学之士深有耻焉。虽然，《春秋》之法，不责人以所难，故鲁威公薨于齐，归而书葬，不以不讨贼之例责其臣子，盖齐强而鲁弱，人有所必不能也。今之丑虏，视莎车、郅支盖相万万，岂可以汉之二子责当世之士哉？孟子所谓论其世者，盖谓是乎。执事其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