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闻武王克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闾。二人无功，下车先封之，表善显仁，为国之砥砺也。伏见丁鸿经明行修，志节清妙（《后汉·丁鸿传》注引《续汉书》）。

《论语》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行道乎，故尝请论之」。孔子曰：「太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德而称焉」。孟子曰：「闻伯夷之风者，贪夫廉，懦夫有立志」。然则太伯出于不苟得，未始有于让也。是以太伯称贤人，后之人慕而徇之，夫有徇则激诡生，而取与，妄矣。故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非服而己享其名，其于义不亦薄乎？又况乎干有国之纪，而使将来者妄举措哉！古之君子，立言非将以启天下之方悟者，立行非独善其身，将以训乎哉！原丁鸿之心，其本主于忠爱，何其终悟而从义也？以此殆知其徇尚异于数世也（袁宏《后汉纪》十三）。

君子之为善，非特以适己自便而已。其取于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与我也。其予人也，必度其人之可以受于我也。我可以取之，而其人不可以与我，君子不取。我可以予之，而其人不可受，君子不予。既为己虑之，又为人谋之，取之必可予，予之必可受。若己为君子而使人为小人，是亦去小人无几耳。东汉刘恺让其弟封而诏听之。丁鸿亦以阳狂让其弟，而其友人鲍骏责之以义。鸿乃就封。其始，自以为义而行之，其终也，知其不义而复之。以其能复之，知其始之所行非诈也，此范氏之所以贤鸿而下恺也。其论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及后世徇其名而昧其致，于是诡激之行兴矣。若刘恺之徒让其弟，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过乎？丁鸿之心，主于忠爱，何其终悟而从义也。范氏之所贤者，固已得之矣，而其未尽者，请得毕其说。夫先王之制，立长所以明宗，明宗所以防乱，非有意私其长而沮其少也。天子与诸侯皆有太祖，其有天下、有一国，皆受之太祖，而非己之所得专有也。天子不敢以其太祖之天下与人，诸侯不敢以其太祖之国与人，天下之通义也。夫刘恺、丁鸿之国，不知二子所自致耶，将亦受之其先祖耶？受之其先祖，而传之于所不当立之人，虽其弟之亲，与涂人均耳。夫吴太伯、伯夷，非所以为法也，太伯将以成周之王业，而伯夷将以训天下之让，而为是诡时特异之行，皆非所以为法也。今刘恺举国而让其弟，非独使弟受非服之为过也，将以坏先王防乱之法，轻其先祖之国，而独为是非常之行，考之以礼，绳之以法，而恺之罪大矣。然汉世士大夫多以此为名者，安、顺、桓、灵之世，士皆反道矫情，以盗一时之名。盖其弊始于西汉之世。韦玄成以侯让其兄，而为世主所贤，天下高之，故渐以成俗。履常而蹈易者，世以为无能而摈之。则丁鸿之复于中道，尤可以深嘉而屡叹也。

天下之让三：有不若之让，有相援之让，有无故之让。让者，天下之大功大善也。然而至于无故之让，则圣人深疾而排之，以为此奸人之所以盗名于暗世者也。昔者公族穆子之让韩起，范宣子之让智伯，宣子、穆子中心诚有以愧于彼二人也，是不若之让也。舜之命禹也，让于皋陶；其命益也，让于朱虎、熊罴。夫皋陶之不能当禹之任，朱虎、熊罴之不能办益之事，亦已明矣，然犹让焉者，此所谓相援之让也。夫使天下之人皆能让其所不及，则贤材在位而贤不肖不争；皆能让以相援，则君子以类升，而小人不能间。此二者，天下之大善也。然而至于无故之让，则天下之大不善也。东汉之衰，丁鸿、邓彪、刘恺此三人者，皆当袭父爵而以让其弟，非是先君之命，非有嫡庶之别，而徒让焉，以自高于世俗，世之君子从而讥之。然此三人者之中，犹有优劣焉。刘、邓让而不反，以遂其非；丁鸿让而不终，听其友人鲍骏之言而卒就国。此鸿之所以优于刘、邓也。且夫闻天下之有让，而欲窃取其名以自高其身，以邀望天下之大利者，刘恺之心也；闻天下之让而窃慕之，而不知其不同，以陷于不义者，丁鸿之心也。推其心而定其罪，则恺在可戮，而鸿为可恕。此真伪之辨也，贤愚可以见矣！故范晔曰：「太伯、伯夷未始有其让也，故太伯称至德，伯夷称贤人。末世徇其名而昧其致，则诡激之行兴矣」！若夫邓彪、刘恺让其弟以取义，使弟受非服，而己受其名，不已过乎！夫君子之立言，非以茍显其理，将以启天下之未悟者；立行非以茍显其身，将以教天下之未动者。言行之所开塞，可无慎乎？丁鸿之心主乎忠爱，何其终悟而从义也，异乎二子之徇名者也。嗟夫，世之邪僻之人，盗天下之大利，自以为人莫吾察，而不知君子之论有以见之，故为国者不可以不贵君子之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