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恩与刑，人主之大权也。恩当其功，刑当其罪，则中外劝戒矣。反是道，何以服人心？裴寂、刘文静俱以佐命为大臣，文静才略功名，过寂远甚。高祖任情，亲寂而疏文静，文静失律则除名。及与寂有隙，出怨言，遂听寂谗杀之。寂当将相之任，怯而无谋，屡为贼败。既入朝，不加深罪，幸矣；顾待弥厚，可乎？施恩于寂太优，用刑于文静太暴，二者兼出于私，非圣子功德之大，人心去矣。

自古佐命之臣，皆无心于旧君，故志士仁人尝耻之。若裴寂、刘文静之迹，固不在别白，然二子皆首为谋主，倡难起义。及高祖登极，而裴寂赏赐无极，恩宠至厚，爵位至重，虽有罪恶之迹，皆原而不问。文静出入征伐，岁不宁止，顾遇既以不厚，爵位复又不崇，以妄告厌胜之事，而遽加杀戮。太宗极力营救，而不得免，复籍没其家。且雨露之泽，不私万物；仁义之主，不枉一人。而以功名重赏，士之所竞；不平致怨，古人所戒。不知高祖之意，于二子厚薄，何其殊也？岂非以裴寂始盗隋之宫人密侍高祖之际，文静尝以此胁寂，故高祖恨之，不然，何寂之功业智识皆不逮文静，而高祖遇之独厚耶？以此窥高祖之心，是喜裴寂私昵之爱，而恨文静形之于言，故雠之酷也。噫，嗜欲好色，移人之性，有如是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