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周之时，以四声降神，虽采《周礼》，而年代深远，其法久绝，不可依用。谨案《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舞《云门》以祭天。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舞《咸池》以祭地。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圜钟为羽，舞《韶》以祀宗庙」。马融曰：「圜钟，应钟也」。贾逵、郑玄曰：「圜钟，夹钟也」。郑玄又云：「此乐无商声，祭尚柔刚，故不用也」。干宝云：「不言商，商为臣。王者自谓，故置其实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无德以主之，谦以自牧也」。先儒解释，既莫知适从，然此四声，非直无商，又律管乖次，以其为乐，无克谐之理。今古事异，不可得而行也。案《东观书·马防传》，太子丞鲍邺等上作乐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邺上言，天子食饮，必顺于四时五味，而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公卿朝会，得闻月律，乃能感天，和气宜应。诏下太常评焉。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六万，奏寝。今明诏复下，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其条贯甚具，遂独施行。起于十月，为迎气之乐矣。又《顺帝纪》云：「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隶太学，随月律。十月作应钟，三月作姑洗。元和以来，音戾不调，修复黄钟，作乐器，如旧典」。据此而言，汉乐宫悬有黄钟均，食举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为宫，亦以明矣。计从元和至阳嘉二年，才五十岁，用而复止。验黄帝听凤以制律吕，《尚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周礼》有「分乐而祭」。此圣人制作，以合天地阴阳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调，斯言诬之甚也。今梁、陈雅曲，并用宫声。案《礼》：「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卢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转用事，当用事者为宫。宫，君也」。郑玄曰：「五声宫、商、角、徵、羽。其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布十二辰，更相为宫，始自黄钟，终于南吕，凡六十也。皇侃疏：「还相为宫者，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以太簇为宫。馀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此即释郑义之明文，无用商、角、徵、羽为别调之法矣。《乐稽耀嘉》曰：「东方春，其声角，乐当宫于夹钟。馀方各以其中律为宫」。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于夹钟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调，五味非甘不和」。又《动声仪》：「宫唱而商和，是谓善本，太平之乐也」。《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郑玄以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为均。均，调也。故崔灵恩云：「六乐十二调，亦不独论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乐者，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须五声八音错综而能成也。《御寇子》云：「师文鼓琴，命宫而总四声，则庆云浮，景风翔」。唯《韩诗》云：「闻其宫声，使人温厚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则当声为曲。今以五引为五声，迎气所用者是也。馀曲悉用宫声，不劳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勖论三调为均首者，得正声之名，明知雅乐悉在宫调。已外徵、羽、角，自为谣俗之音耳。且西凉、龟兹杂伎等，曲数既多，故得隶于众调，调各别曲，至如雅乐少，须以宫为本，历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馀调，更成杂乱也（《隋书·音乐志下》，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详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