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契勘虏人南向之兵在灵壁、虹县。近发回宿州、南京者，无虑数千骑。虽奸诈百出，情未可量，要之劲兵多在陕西，而宿、亳、南京一带不过近四万馀人，颍昌、襄城亦不过二万馀人。比闻复出文榜，欲以三月及八月因草地茂盛，来窥淮南。以臣度之，虏若无西北牵制之患，则今岁秋成，纠合大兵图我淮甸，理无可疑。臣日夜思所以待之之计，私以为虏之事力素强，倘非出奇捣虚，乘其不意，使各有怀顾巢穴之心，则攘却之功，未易可为也。臣自去冬，即具奏乞东西相应之举，与故镇江都统张子盖反复计度。当时所任将佐，所差舟楫，所募忠义之人，议已素定。会子盖卧病连月，而福建海舟踰期不来，致使川陕之师独当一面。失此机会，诚可叹息也。今虏兵疲弱非往昔比，而民心怀怨，日甚一日，山东虚实，可坐而料。三月以后，南风顺便，海舟之发，适当其时。因东人思奋之心而用之，事或可图矣。伏奉二十三日处分，令臣以逸待劳，观衅而动，敢不遵禀。臣愚见以为淮上大兵，当务持重，独海道之举不可不亟为。不然，彼将无所顾忌，秋高马肥，得以驱胁蕃汉，一肆所为矣。惟陛下图之，天下幸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