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伏睹近降圣旨，修建景灵西宫，拆移元丰库、大理寺、军器监、仪鸾司等处以为地基，奉安神宗、哲宗神御。极于尊崇，彰乎广大，此可以见陛下奉先之孝；只移官舍，不动民居，又可以见陛下爱民之仁。得斯民之欢心以事宗庙，此尧、舜、文、武之用心也。然而稽之礼意，有所不合；考之人情，有所未便。可得而议者有五事焉，臣不可以无言也。夫国之神位，左宗庙，右社稷。左，阳也，人道之所乡。位宗庙于人道之所乡，则不死其亲之意也。神考建原庙于左，盖取诸此。今庙据社位，不合经旨，非神考之意。此其可议者一也。夫人之所居，必择吉地，故《诗》美卫文公能营宫室，而曰：「卜云其吉，终然允臧」。推此心以事其先，则宗庙所居之地欲其允臧，可不择乎？唐大理卿徐峤有言曰：「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之盛，乌雀不敢栖」。盖刑狱之地，必有杀气，人情所恶，古今皆然。今乃择此以建庙宫，既非吉地，神必不安。此其可议者二也。西宫之地，虽云只移官舍，不动民居，而一寺、一库、一监、一司移于他处，却要地基，迁此就彼，彼亦有居民也，不知起遣几家而后可以建此？被遣之民有所不愿，则失其欢心；失其欢心，则非陛下爱民奉先之本意矣。此其可议者三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散于寺观之内，神考合集诸殿会于一宫。今乃离析一宫分为两处，岁时酌献，銮舆分诣，礼既繁矣，事神则难。此其可议者四也。《传》曰：「孝莫大于宁亲，宁亲莫大于宁神」。显承殿奉安以来，一祖五宗，神灵协会。神灵既安，何用迁徙？宗庙至重，岂宜轻动？动而宁之，不如勿动之宁也。虽曲示隆报之心，而未尽宁神之理，此其可议者五也。凡朝廷举动，茍合公论，则天下人情莫得而议。一有可疑，则众说蜂起。凡此五者，臣皆得之于公论而不敢不言者也。宗庙之事，至重至大，陛下于宰相之请虽已恭依，然礼意、人情有所未安。难以施行，何惮于改？伏望圣慈特降睿旨，令三省别行详议，庶于宗庙大事无轻动之悔。

臣孤远不肖，误蒙拔擢。窃谓陛下既开言路，以防壅蔽，臣职在献替，义当如何？乃不能慎默，辄贡不根之言。陛下原其用心止为忧国，虽行贬黜，寻复改命。臣蝼蚁之身，将何以上报圣主涵容之私乎？臣昨者自闻隔对已后，曾将上殿劄子具状缴进，为言京在绍圣中亲写奏劄，乞诛灭刘挚等家族，赖哲宗仁圣，不行其请；今京自谓有究治平反之功，欲归过于哲宗。又言，京自谓当元丰末命，带开封府刽子携剑入内，欲斩王圭，以沮宣仁怀异之谋。京自言己有社稷之功，而使宣仁大谤终未辨明。又言，京因不得为执政，与章惇睽绝，今乃欺陛下与惇睽绝者为国事也。又言，京为弟卞执政无状，自来不相往来，以欺陛下。又言，京欲独擅史局，妄有奏请，以致《哲宗实录》不差正官修撰，轻一朝大典，违祖宗故事。又言，京所荐引，得美官、在要路者不下数百千人，其间多有才智艺能之士。若京在朝廷，则此数百千人者皆指为蔡氏之党；京去朝廷，则此数百千人者皆为朝廷之用。然则广收人才，消合朋党，唯在去京而已。又言，京关通交结，其势益牢，广布腹心，羽翼成就，愚弄朝廷，有同儿戏。陛下若不早悟，渐成孤立，后虽悔之，亦无及矣。臣上件劄子所言，在既责扬州粮料院以前。陛下若以臣言为是，则当如臣所请，按京之罪，明正典刑，然后改差遣以示听纳；若以臣言为非，同是臣事发更为，其罪益大，重加贬窜，乃得允当。今京桀骜自肆，无所畏惮，而臣章屡上，未蒙降出，则是陛下不以臣言为信矣。不信其言而轻于改命，传之天下，人必骇惑，其为初政之累，莫大于此。且京久在朝廷，专以轻君罔上为能，以植党任奸为术。挟继述之说，为自便之计，稍违其意，则以不孝不忠之名胁持上下，决欲取胜而后已。主威不行，士论忧恐。今京不出，必为心腹之患，宗社安危，未可知也，臣一身迁贬危辱，何足道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