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者，人之所以兴，故先之；既兴矣，则事之所以辨，故《书》次之；事既辨矣，则和之所以成，故《乐》次之；既成矣，则极乎天道之高明，故《易》次之；既极矣，则必遵乎人道之中庸，故《礼》次之；而必终于《春秋》者，以救乱反正为馀事也。

六经之义，验之于心而然，施之行事而顺，然后为得。验之于心而不然，施之行事而不顺，则非所谓经义。今之治经者，为无用之文，徼幸科第而已，果何益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