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四年春，天子念陈东、欧阳彻死非其罪，诏俱赠承事郎，且官其亲属，未足以称悔往之意。于是加朝奉郎、秘阁修撰，告于彻之第，又录其后二人，赐田十顷，以抚其家。制书百馀言，至谓「尔不幸，不失为忠。唯余八年于兹，一食三叹」。呜呼！禹、汤罪己之辞，何以加此。是时名世方为正字，待罪史馆，同舍有熟陈君者，欧阳君独昧平生，且不详何许人。名世应之曰：同郡奇男子也。年少美须眉，善谈世事，其胸中耿耿果如此。后半年，名世丁内艰，归闻郡太守奉诏择美田畀欧阳氏。明年，朝廷任其弟衡迪功郎，子飞黄、婿黄怙皆将仕郎。衡调袁州司户参军。母罗夫人命为君度葬地于邑之长安乡龙源，即赐田开冢茔也。九年二月壬申，招魂葬衣冠，墓而坟之，使来乞言以表君。名世于君闻见实详且久，为叙其事书之。君字德明，七世祖俊仕南唐李氏，开宝中谢病归老于家，自吉州庐陵徙居抚州崇仁。曾大父诏、大父恕、父俞，皆不仕。君生于丁丑，死于丁未，享年三十一。妻陈氏、长子飞英，皆前卒。君尚气，大言慷慨不少屈，而忧国悯时，出于天性。靖康初，应制条弊政五十馀事，事数百言，为三巨轴。厩置卒谢不能举，州将为选力士荷担以行。会虏大入，要盟城下而去。君闻，辄语人曰：「我能口伐金戎，强于百万之师，愿杀身以安社稷。有如上不见信，请质二子一女于朝，身使穷庐，驭亲王以归」。乡人每笑其狂。止之不可，乃徒步间关走行在所。上即位南都，遂伏阙上封奏，极诋用事大臣。时上初临御，痛两宫蒙尘，未甚亲决庶政，中外封奏，或委大臣裁处。大臣恶其言，以他事诬奏诛之，盖建炎元年八月二十日也。君既诛，天下不以为是。上深察其冤，再加赠恤，且正误朝者罪。人谓君身虽不幸，而殁享殊荣，盖前古未有。厥初傥少徐之，先以忠义自结人主，而后荐其所闻，则天子睿明，犹将旌君以躬徇于国，顾宁有是事耶？虽然，自古及今无敢以生死废君臣之义。昔郧公斗辛有云：「君命天也，若死天命」。斯言诚可以垂法后世。今君以危言触权近，不没元身，而天子追悼哀矜，无所不至，其子孙复能侈上赐以图襄事，彰人主不吝之名，示后人忠义之劝，君可谓死而不朽者！大书深刻，以表于隧，夫谁曰不宜？乃系之以辞曰：

畴昔胡尘暗大梁，两宫銮辂征龙荒。大明出海升扶桑，秋氛蓬勃犹飞扬。贱臣怀愤轻死亡，吁号伏阙陈封章。要拯天步恢皇纲，耻同污俗随低昂。云胡奸佞加斧钺，不容曳组朝明光？九重追悼深不忘，温诏丁宁颁十行。天子罪己如禹汤，便蕃异礼褒忠良。论撰华衮资官郎，赐田任子荣其乡。龙源佳城新君堂，儒官命服爰归藏。巴川泚泚山苍苍，上恩山高兼水长。贻尔子孙后其昌，昔闻斗氏今欧阳。

原标：四川宣抚并制置司奏，武功大夫、建州观察使致仕田开元系御前右军统领军马，昨因金疮发动致仕，乞令再任。十二月十三日奉，圣旨依。

敕具官某：乡以边陲罢警，听汝告归。今征西之师转战而前，此拔士为将之时也，况如汝者忠勇有闻，其可屏居南山以射猎为乐乎？勉起据鞍，共赴功名之会。可。

《汉志》言秦废井田、开阡陌，说者之意皆以「开」为开置之开，言秦废井田而始置阡陌也。故白居易云：「人稀土旷者宜修阡陌，户繁乡狭者则复井田」，盖亦以阡陌为秦制，井田为古法。此恐皆未得其事之实也。按阡陌者，旧说以为田间之道，盖因田之疆畔制其广狭、辨其横从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礼》所谓「遂上之径」、「沟上之畛」、「洫上之涂」、「浍上之道」也。然《风俗通》云：「南北曰阡，东西曰陌」。又云：「河南以东西为阡，南北为陌」，二说不同。今以《遂人》田亩夫家之数考之，则当以后说为正。盖陌之为言百也，遂洫从而径涂亦从，则遂间百亩，洫间百夫而径涂为陌矣。阡之为言千也，沟浍横而畛道亦横，则沟间千亩，浍间千夫而畛道为阡矣。阡陌之名，由此而得。至于万夫有川，而川上之路周于其外，与夫《匠人》井田之制，遂、沟、洫、浍亦皆四周，则阡陌之名疑亦因其横从而命之也。然遂广二尺，沟四尺，洫八尺，浍二寻，则丈有六尺矣。径容牛马，畛容大车，涂容乘车一轨，道二轨，路三轨，则几二丈矣。此其水陆占地，不得为田者颇多，先王之意非不惜而虚弃之也，所以正经界、止侵争、时畜泄、备水旱，为永久之计，有不得不然者，其意深矣。商君以其急刻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见田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于百亩，则病其人力之不尽；但见阡陌之占地太广而不得为田者多，则病其地利之有遗。又当世衰法坏之时，则其归授之际，必不免有烦扰欺隐之奸，而阡陌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阴据以自私而税不入于公上者。是以一旦奋然不顾，尽开阡陌，悉除禁限而听民兼并买卖，以尽人力；垦辟弃地，悉为田畴，而不使其有尺寸之遗，以尽地利。使民有田即为永业而不复归授，以绝烦扰欺隐之奸；使地皆为田而田皆出税，以覈阴据自私之幸。此其为计，正犹杨炎疾浮户之弊而遂破租庸以为两税，盖一时之害虽除，而千古圣贤传授精微之意于此尽矣。故秦纪、鞅传皆云「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蔡泽亦曰：「决裂阡陌以静生民之业而一其俗」。详味其言，则所谓「开」者，乃破坏刬削之意，而非创置建立之名。所谓阡陌，乃三代井田之旧，而非秦之所置矣。所谓赋税平者，以无欺隐窃据之奸也。所谓静生民之业者，以无归授取予之烦也。以是数者合而證之，其理可见，而蔡泽之言尤为明白。且先王疆理天下，均以予民，故其田间之道有经有纬，不得无法。若秦既除井授之制矣，则随地为田，随田为路，尖斜屈曲，无所不可，又何必取其东西南北之正以为阡陌而后可以通往来哉？此又以物情事理推之而益见其说之无疑者。或乃以汉世犹有阡陌之名，而疑其出于秦之所置，殊不知秦之所开，亦其旷僻而非通路者耳。若其适当冲要而便于往来，则亦岂得而尽废之哉？但必稍侵削之，不使复如先王之旧耳。或者又以董仲舒言富者连阡陌而请限民名田，疑田制之坏由于阡陌，此亦非也。盖曰富者一家而兼有千夫百夫之田耳。至于所谓商贾无农夫之苦，有阡陌之得，亦以千夫百夫之收而言。盖当是时，去古未远，此名尚在而遗迹犹有可考者。顾一时君臣乃不能推寻讲究而修复之耳，岂不可惜也哉！

臣昨任京西漕臣，亲见荆襄之间沃野千里，古人屯田遗迹具在。戍兵全仰县官，请给微薄，馈运艰险，诚宜因其所利耕垦，可实边储，亦因以寓教阅之法。今春召还，尝具劄子面奏，特蒙玉音称善。近者伏准尚书劄子，备奉圣旨，令臣与都统郭刚同条具屯田事宜。臣窃揣圣意，岂非采向者愚虑之一得，不但可行于荆襄，欲广其策于被边之地乎？况臣所领职，实兼措置屯田，固当竭智殚虑，以裨万一。已与郭刚同条具奏闻外，然臣有愚见，不敢隐嘿。臣伏见汉淮事体，大概不同。襄阳地广人稀，自城之外，弥望皆黄茅白苇。既疏水渠，溉田数千顷，无民田间断，兵耕其中，聚而不散，号令进退，不失部伍。淮西州军去边稍远，耕者日众，虽有荒閒之田，不免与民田接畛，军民杂种，岂能无扰？屯兵散处，庐舍隔远，亦难钤束。此事体不同者一也。襄阳去边不百里，自修好以来五六十年，流民未复，旷土未辟，见今可田去处皆是百姓弃而不耕之地，军民不相侵夺，坐得良田，故其为利也安。淮西则不然，富民大家及归正人经官请佃，广作四至，包占在户，岁月既久，遂为永业。官司非不知之，若一切根括，则必大为边民之扰；若止收其所弃而为屯田，则所得无几。此事体不同者二也。襄阳屯田，近者负郭，远者数十里，主帅可以亲临，朝出暮归，察其农事之勤惰，阅其武艺之精粗，而赏罚之。戍兵往来，耕者馌者相望于道，营寨不远，可以更休，故于事为便。今大军屯驻建康，淮西异路，近者犹有一江之隔，主帅绝江而北，人所创见，委之偏裨，未必尽力。况事当一一咨禀主帅而后行，遥度于数百里之外，非身履目击之，岂能尽合事宜？其于农事、武艺亦不能尽察。戍兵往来，动是旬日，营寨相远，必家属偕行。此事体不同三也。自和戎以来，两淮未尝宿重兵，诸州防城不过千百人而已。襄阳之兵虽号鄂渚分戍，然自来留屯万人，以副帅临之，敌人习熟，不以为疑。今若一旦广行屯田于淮西沿边州郡，必骇听闻，或启衅隙，要当以渐于近里州郡为之。此事体不同四也。有是四者，故屯田之法行之荆襄则易，行之淮右则难。然则屯田决不可行之淮西乎？大抵事无难易，在所以处之耳。臣闻善立事者，戒张皇而恶烦扰。夫兴大众、开屯田于和好既定之后，不无骇听而不安者。向来和州屯田五百馀顷，庐州有三十六围，废罢未久，其间多是熟田，见系人户请佃。不若先遣官吏案行，籍其旧数，自来岁措置开耕。规模既成，以渐增广。今和州防城者千人，庐州亦有三百人，春去秋还。若根刷向来屯田官兵，增益而并遣之，则不至张皇矣。所谓恶烦扰者，凡州县之间，兴一役，办一事，无非扰民。监司行下诸州，诸州行下诸县，诸县不免取办于百姓。官吏并缘为奸，其扰数倍。纵使量给价钱，糜费减尅，所馀无几，往往白著。今也买耕牛、造农具、盖寨屋，一切委之漕司，漕司靳费，势必科扰，未见屯田之利，已为边民之害。臣谓不若令军中办其事，漕司给其费，要使屯田开而民不知，则不致烦扰矣。军获其利，民不知扰，人心既安，地利亦尽，屯田之法，孰谓不可行之淮西乎？臣识虑闇浅，计策迂缓，不敢避雷霆之诛，惟冀天地日月容覆而照烛之，臣不胜大愿。取进止。

为国之要，在于得民。民多则田垦而税增，役众而兵彊。田垦税增，役众兵彊，则所为而必从，所欲而必遂。是故昔者战国相倾，莫急于致民。商鞅所以坏井田开阡陌者，诱三晋愿耕之民以实秦地也。汉末天下殚残而三国争利，孙权搜取山越之众以为民，至于帆海绝徼，俘执岛居之夷而用之。诸葛亮行师号为秉义，不妄虏获，亦拔陇上家属以还汉中。盖蜀之亡也，为户二十四万，吴之亡也，为户五十馀万，而魏不能百万而已。举天下之大，不当全汉数郡之众。然则因民之众寡为国之强弱，自古而然矣。今天下州县，直以见入职贡者言之，除已募而为兵者数十百万人，其去而为浮屠老子及为役而未受度者又数十万人。若此皆不论也。而户口昌炽，生齿繁衍，几及全盛之世，其众强富大之形宜无敌于天下。然而偏聚而不均，势属而不亲，是故无垦田之利，无增税之入，役不众，兵不彊，反有贫弱之实见于外，民虽多而不知所以用之，直听其自生自死而已。而州县又有因其丁中而裁取其绢价者，此其意岂以为民不当生于王之土地而征之者欤？夫前世之致民甚难，待其众多而用之，有终不得者。今也欲有内外之事，因众多已成之民，率以北向，夫孰敢争者！而论者曾莫以为意，此不知其本之甚者也。以臣计之，有民必使之辟地，辟地则增税，故其居则可以为役，出则可以为兵。而今也不然，使之穷苦憔悴，无地以自业。其驽钝不才者，且为浮客，为佣力；其怀利强力者，则为商贾，为窃盗，苟得旦暮之食，而不能为家。丰年乐岁，市无贵粜，而民常患夫斗升之求无所从给。大抵得以税与役自通于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此其所以虽蕃炽昌衍而其上不得而用之者也。呜呼！亦其势之有不得不然者矣。夫吴、越之地，自钱氏时独不被兵，又以四十年都邑之盛，四方流徙尽集于千里之内，而衣冠贵人不知其几族，故以十五州之众当今天下之半。计其地不足以居其半，而米粟布帛之直三倍于旧，鸡豚菜茹、樵薪之鬻五倍于旧，田宅之价十倍于旧，其便利上腴争取而不置者数十百倍于旧。盖秦制万户为县；而宋、齐之间，山阴最大而难治，然犹不过三万。今两浙之下县，以三万户率者不数也。夫举天下之民未得其所，犹不足为意，而此一路之生聚，近在畿甸之间者，十年之后，将何以救之乎？夫迹其民多而地下足若此，则其穷而无告者，其上岂宜有不察者乎？田无所垦而税不得增，徒相聚博取攘窃以为衣食，使其俗贪诈淫靡而无信义忠厚之行，则将尽弃而鱼肉之乎！噫！此不可不虑也。汉之末年，荆、楚甚盛，不惟民户繁实，地著充满，而材智勇力之士森然出于其中，孙、刘资之以争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复振起，今皆为下州小县，乃无一士生其间者。而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独为东南之望，然则亦古所未有也。极其盛而将坐待其衰，此岂智者之为乎！且其土地之广者，伏藏狐兔，平野而居虎狼，荒墟林莽，数千里无聚落，奸人亡命之所窟宅，其地气蒸郁而不遂。而其狭者，凿山捍海，摘抉遗利，地之生育有限而民之锄耨无穷，至于动伤阴阳，侵败五行，使其地力竭而不应，天气亢而不属，肩摩袂错，愁居戚处，不自聊赖，则臣恐二者之皆病也。夫分闽、浙以实荆、楚，去狭而就广，田益垦而税益增。其出可以为兵，其居可以为役，财不理而自富，此当今之急务也。而论者则又将曰「虑其因徙而生变」，夫岂有不变之术而未之思乎？抑听其自变者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