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礼四年，宋兴百有馀载矣。郡丞赵㞦景仁行县，与令朱素履常、隐士林石介夫赋诗记事，则有《观石岗斗门》之作。是时国家方修农田水利之政，通守与其属邑若布衣巡行阡陌咏歌民事，而郡守李公钧报之以诗，亦相劳苦往还如交游，岂不盛哉！而事何患不集者？然诗不著其所始，则有门旧矣，不知其起何时也。绍兴之季年，屋闸俱坏，独两股岸与沟底以巨木为之，长或三丈，而厚径尺。有屹然存者，往往朱令之遗迹也。余为儿时，逮见父老多喜道斗门事。盖门始附穗丰山之南址，以距海远，泻水不效，而议迁置。三乡之人，聚讼不决也。须时潦至，乃为木鹅数十，即并山诸水所发源纵之，而观其所会。则旦日会于石岗，又患其平壤，不能音耐。岁月，涸而审之，皆硗埆沙碛，与地名不谬。穴以锄锸，率人日得土盈斗，于是定迁，则其谋始甚长。虽更元丰之盛，人精其能，虑不可易。浦堙而门废，民久病而官不省。乾道间，莆田刘朔为司户，喜事及物，隐士之孙以告，刘辄率余夜诣门所。迟明，天大寒，垂垂欲雪，招渔舟，泥行数十里，役夫皆冻慄，幸且已，而刘不已，竟遵海堧，引絙以度其浦脩广之数，而归白郡，郡不果听。又三年，故国子司业王公速为守，尝用钱五十万，民夫二万四千，通其故浦。然是役也，浚浦之功居多，而以馀力及门，唯支倾填漏，苟完而已，盖以俟后之人，而复不省，浸趋于废。知州事李公棫与通判谢公杰慨然念之，谓主簿石宜翁能以钱七十万，俾治其役。发视遗址，则股岸之木，蛆食之过半；沟底板亦浸淫漱啮，穿𡕎百孔矣。知县事刘龟从又劝得民钱六十万，而县自助致五万，宜翁因择其乡之秀黄廷瑞者三人以莅匠，以石代木，撤旧而新之，为岸若干丈，为底若干丈，为闸之里蔽若干丈，益其柱若干为若干。上为覆屋，旁为辅梁，凡百可久，无不臻极。不惟还吾民之利如初，而又过望。讫事，公以刘、石之请，属其为之记。嗟夫！自元丰至于今日，百有馀载矣。人多言时不同，吏道相绳切益薄，顾事无可为者。惟公惇大乐易，不以独见之明治郡。谢公以风流文雅，时出而缘饰之。上下相安，阖境自以无事。因以整暇之际，出帑钱四百万，治三邑之道阻，而且为此门。既付之人，则一听其自为。淹速良楛，未尝过问，馈劳时至，无以简书。故其人不以见察为忧，而以欺为耻。务趋其难，用情于文具之外，以求追元丰之迹。尚可以想见承平盛时，为长吏者之意向。使绍兴之末，官与民同患如此，则必不坏；使刘司户之说行，虽坏亦必不极，近十五六年间，有补门事之缺，犹不至如今日大费甚劳而难复。然以积坏之极，费大而劳甚，视元丰特为难，而卒复之。事之废兴，要亦顾其人如何尔，而但曰「时不同，事无可为」者，吾不信也。淳熙十二年三月记。

昔刘君龟从宰瑞安，颇修学。前记云：「糜镪二百万」，不薄矣。未久已浸敝，颓障堕级，栋扶梁拄，岌岌摇动，如坐漏舟中，邑人以为大惭。顷岁谋于余，将自治之。余曰：「止。政在有司，非乡民所敢干也。此岂佛、老氏室庐耶，又可醵而就乎」？嘉定四年，黄君葵初领县，贯无赢铢，叹曰：「吾其舍旃」！士之职于学者郑炎、陈观大趣赞曰：「愿尽力」。费比昔十四，而学复壮好，如新成焉。凡吏之品有三：上者以学为吏，其次本于吏而学以饰之，下者苟吏，无饰也。君始至即修学，视一邑之政，无先于学，斯知以学为吏欤！世之论吏亦有三：上者学成而能教，其次虽未能教而以政养民，下者无养，豕饲兽扰之尔。君知以学为吏，固不鄙慢其民，教与养斯勉而进欤！世之论，常曰「吏必设学，而教且养人最急」。不知吏当先自教且自养，急顾有甚于人者。何也？彼虽知以学为吏，烛物之智浅，察己之功不深，意则以教且养者厚民，实则以教且养者病民矣，乌得勉而进哉！且自一令长以上，所关于民，杀活成败，不可预测。若但竖数十屋而宫，群数十士而饭，而曰教养尽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节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养。少欲则民有馀力，多通则民有馀情。然后推其所以自养者亦养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礼义之俗所由起，而学之道所由明也。余既嘉君能重学于先，故乐为君系其勉于学者于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