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城王澄遭太妃忧，臣寮为立碑颂，题碑欲云「康王元妃之碑」，澄访于普惠。答曰：谨寻朝典，但有王妃，而无元字。鲁夫人孟子称「元妃」者，欲下与「继室声子」相对。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无声子、仲子之嫌，窃谓不假「元」字，以别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为在生之称。故《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齐」，既葬，以谥配姓，故经书「葬我小君文姜」，又曰「来归夫人成风之襚」。皆以谥配姓。古者妇人从夫谥。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锡，乃万代之高事，岂容于定名之重，而不称烈懿乎（《魏书·张普惠传》，又《北史》四十六。）？

正心诚意者，养气之道也；思诚明善者，养心之道也。告子不得于言勿求于心，则心之所本在言矣；心之所本反在乎言，则气何望于心哉？不以为无益而舍之，是勿忘也；不以其不长而揠之，是勿助长也。

贫贱不忧，寿夭不贰，此之谓不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不动。不惑故能定，不动故能应。

孟贲勇于力，曾子勇于义，孟子之勇不可为众。合众之力以抗，孟贲之力穷矣！

义根于心，心本于道。故善养气者其大则配道，其刚则配义。气合于神，神合于无，此配道也；集义所生，非义袭而取之，此配义也。

道者，心之所本；心者，言、气之所本。言本于心，故以道接；气本于心，故以道配。精神之气，配道者也；中和之气，配义者也。告子之心，不待不惑之年然后不动，心之所本反在乎言而已。告子之言不必有德，使知「道者心之所本；心者，言、气之所本」，则告子之不动心也，岂如是之遽哉？亦慎所学而已。

仁者天下之表，义者天下之制，报者天下之利。以德报德者仁也，则民有所劝，故为天下之表；以怨报怨者义也，则民有所惩，故为天下之制。有所劝则民知德而不陷乎恶，有所惩则民知法而不陷乎罪。故报为天下之利。夫以仁义表制天下，其利如此，而况下化而为仁义哉？其利不可胜用也。主义而言，则利在其中焉；主利而言，非特其利不可必得也，义已丧矣。义丧而得利，则有能夺之者，何足计哉！

士之见诸侯有二，不见诸侯有二。我为庶人也，不敢往见之，我贤也，我多闻也，不当往见之，此所谓不见之有二也。为宾于他国，不可不见之；诸侯之未知我也，我欲行道，不得不见之，此所谓见之有二也。不得不见之，权也；不可不见之，礼也；不敢往见之，为分也；不当就见之，为义也。是故行礼之际，又有不可召之义在其中焉。召之役则往役，君欲召之则不往，此行不敢见之礼，其义不可召者也。将朝王，王使之朝则辞以疾，此行不可不见之礼，其义不可召者也。君子屈身以伸道，屈人以从道。不远千里而来，屈身以伸道者也；如有谋焉，则就见之，屈人以从道者也。仲尼开迹诸侯，孟子之见梁惠王，将行道欤！是故君子之行止也在我，而不在乎人；君子之富贵也在道，而不在乎物。患不得君耳，不患其道不行于天下。

义徇公，利徇私。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则无大夫；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则无诸侯。是故「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此征利于上者也；「万取千焉，千取百焉」，此征利于下者也。

先利则人所徇者欲，先义则人所徇者道。欲无穷也，物不可以必得。无穷之欲，不可必得之物，相逐于外，是故不夺不餍。及其徇道，则求之在我矣，不患乎其外，夫谁与为夺哉？

始作俑者，象人而用之，于死者不智，而不可为也；于生者不仁，而不可为也。故孔子谓「为刍灵者善」，盖有仁智之道焉。夫象人而用之，报施之祸，犹至于无后，而况率兽食人，杀人以政，岂特无后之报哉！

「经始勿亟」，至于「庶民子来」，则知文王善得民之心。「麀鹿攸伏」，至于「于牣鱼跃」，则知文王善得物之性。「虡业维枞」，至于「矇瞍奏工」，则知文王之乐非以为伪也。兼收人心之和，物性之顺，寓诸形声之间而已。然则灵沼之乐，又岂势力所能为哉？

「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所谓群分；「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所谓类聚。有聚分，斯有亲疏；有亲疏，斯有爱恶；有爱恶，斯有是非；有是非，斯有得失；有得失，斯有吉凶。治乱譬犹治病，不治其病之所在，即其本根而治之，斯善治病者也。故病在脉则治之血，病在气则治之卫，一平气脉，之疾无所资焉，其为医也用力也寡，收功也大。「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至「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此言仁政之效；「五亩之宅，树之以桑」，至「可以无饥矣」，此言仁政之类；「无恒产而有恒心」，至「民从之也轻」，此言发政之先在乎制民之产而已。孟子之说齐王，先言其效，中言其所先，而后言其类。盖惧齐王以为王政之难行而挫其志也，故先言其效，所以悦之。王政之行，物有本末，事有终始，孟子又惧齐王失所先后，而忘其本也，既得齐王「愿辅吾志」之说，则吾言不渎矣，故次言其所先，而后序其政事之类以进焉。仁政既行，则民有常产矣，饱食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故卒言「谨庠序之教，申孝弟之义」。仁政之效，先言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而后农次之，商旅次之；孟子后此又言天下之士皆悦而愿立于其朝，而后商旅次之，农次之。农序商旅之先者，仁政必本于农。孟子方与齐王言反其本，则农奚可后哉？农序商旅之后者，特以前朝后市、门关田野、内外近远为之序，凡为列国诸侯言之，可以序其内外近远而为说。及言仁政之本，以救齐王之所为，则夫缓急先后不可不辨也。天之予夺视民，民之去就视士。盖夫「无常产而有常心者，惟士为能」。王政虽本于农，而得士心之所愿，尤不可后，是故农与商旅莫能先者。尚志之士，穷不失义，不以饥渴之害为心害者，故无常产而有常心。养民之政，六府外养其形，三事内养其心，然而先王虽致三事之所养，犹先六府，而况后世六府不修，而望其民不为放辟邪侈，不亦难乎？不学之民，形能累其心，物能累其形，物去而形忧，物来而形悦，苟无常产，其心乌有不丧者邪？

耕者之受田，未至乎七人，未可以受上地。然而上地之所养，非特七人而已，是故「百亩之粪，上农夫食九人，上次食八人，中食七人」。且夫上地之所养至于九人，而七人受之者，先王制民之产尝使有馀，虽或天时之不幸，不给者有助，不足者有补，流转之患，非所恤者。上等之家生息或过其数，又有养焉，故曰：「明君制民之产，使之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养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其此乎！然而孟子曰「无饥矣」。中食七人，次食六人，下食五人，以言「数口之家」可也，及说齐王则斥言「八口之家」者，孟子之待梁惠也，异乎齐宣，故曰「八口之家足以无饥」，而可不足以言之；孟子之望齐宣也，重乎梁惠，故曰「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而八口未可以言之。夫何故也？「是心足以王」者齐宣王也，「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者梁惠也。梁惠由此而充之，则不足以事亲；齐宣由此而充之，则足以保四海。梁惠之去齐王，不亦远乎！发政所至，亦度其力而已。是故孟子说梁惠则曰：「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曲礼》曰：「五十艾，服官政」。孟子曰：「五十非帛不暖，七十非肉不饱。不暖不饱，谓之冻馁。文王之民，无冻馁之老者」。然而言老者，则五十与焉；言七十者，则五十之艾置矣。梁惠之不仁，五十者衣帛未可必也，七十者得之可矣。齐王之仁，衣帛非特七十者尔，五十者与焉。然而上农夫有食九人者，孟子止于八口，尚有意乎！上地之所养足以及九人，而周制且有七人受之，二人之食以为有馀，备其不足，是故孟子之教齐王，亦约八口之家而言之。八口无饥，在齐王之政已过甚矣，尚安敢穷其所养而望之邪？八口之家可以无饥，则有馀财；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则有馀力。然而五十者衣帛，七十者食肉，仁在父兄之间；八口无饥，仁在一家之内；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仁义之类，遂至亲人之亲，长人之长。孟子曰：「亲人之亲，长人之长，而天下平」。然而既富之后，庠序之教，奚可废哉？五亩之宅，树之以桑，利之本也；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善之本也。其利不充，仰不足以事父母，况妻子乎？其善不充，近不足以事父母，况四海乎？是故富而教之之术，孟子之说，诸侯在所先焉。虽然，利能养善，而善亦不可使利胜之。后世之利，为善之冠，而不能为善之辅者，利强于善而已。无名之道，立为纲常，而有六典；降为大要，而有八则；八法之详，则又其降者也。有本而无文，有体而无用，非道之全，故治官以成道。无待之德，以应人而有言，以表人而有行，无言以应，无行以表，非德之全，故教官以成德。不仁也无礼，不智也无义。礼者，节文仁义者也，故礼官以成仁。内与天同德，下与民同患。耳以谋之，口以命之，施于有政，然后圣人之道具焉，故政官以成圣。五刑除害去累，故刑官以成义。百工明法显度，故事官以成礼。治以道为本，教以德为本，礼以仁为本，政以圣为本，刑以义为本，事以礼为本。

道德仁圣义礼，非六典不成；治教礼政刑事，非六官不举。先王之驭天下，以六官为辔，以治教礼政刑事为衔勒，以万民为马。

典之为书，于虞之时有之；则之为书，于夏之时有之；法之为书，于周之时有之。庶事之文，至周而备。是故虞、夏名道，周兼而用之，繁者以法治之，简者以则治之，大者以典治之。至于有法，其详至矣，后世有作，无以复加焉。典者立道以为经者也，则者明理以为约者也，法者行义以为制者也。诸侯之于国也，有君之道；诸侯之于王也，有臣之义。制节君之道也，谨度臣之义也。以其制节不以法，则治之颁其大常而已。都鄙之君在王之畿内，无自制者，天子赐之八则，使之有所揆焉。是故八法之治官府，言治之用，其别有八。而八则之治都鄙，则言驭而已。驭言其治之意，治言其驭之事。邦国治之大者，王不能自任，太宰不得专听。是故治邦国以王为主，太宰则佐之而已。王者之务，所好者要，而详不与焉，则八法、八则非王所行矣。所治者大而小者不与焉，则官府、都鄙非王所任矣。

无穷之务，无常之变，有求于先王。先王以道揆其情与迹，则设官府治之。先王惧其为累所困，而莫之释也，为之八法，所以先治之然后责其事。百官府至繁于事，道之降至详于法。以至详之法治至烦之事，故其能无败功，其善无废职。

管仲奢，晏子俭，宰我易，曾子戚。奢则过分，易则不及乎！爱过分而充之，则至于无君；不及乎爱而充之，则至于无父。礼之所本，君父而已。为君而节奢，为父而文易。孔子曰：管仲「贤大夫也，而难为上」；晏子「贤大夫也，而难为下」。君子上不偪下，下不僭上。然而偪下妨俗而已，僭上遂至于无君，则礼之本丧矣。礼之于戚俭，未尝不为之节文，然节文奢易尤礼之所急。

俭之爱物也笃，戚之亲亲也笃，礼之所本者也。进俭而退戚，乃礼之文，是故小过之时，君子过中而厚下。丧过乎哀，用过乎俭，亦以俭戚之笃于爱欤！

天下之用皆在俭奢之中，丧在易戚之中，则圣人何事乎制礼？为夫奢者过，俭者不及，易者不及，戚者过，然后有礼为之节文。虽然，礼为奢俭易戚而制，俭戚近乎仁，奢易近乎不仁，徇情故也。孟子曰：礼者「节文斯二者是也」。易不能亲亲，奢不能爱物，仁之端丧矣。求为节文，岂可得哉！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立于礼，成于乐」，学者之志，节文斯二者。礼乐之道苟或不仁，则节文之者无所用，乐之者无所出矣，欲遂其志不亦难乎！

孟子葬邹之四基山，旁冢为庙，岁久弗治。政和四年，部使者以闻，赐钱三百万新之，列一品戟于门。又赐田百亩，以给守者。而庙距城三十馀里。先是，尝别营庙于邑之东郭，以便礼谒。元丰六年，诏封邹国公，明年又诏配食孔子庙，又诏更新庙貌，而地颇湫隘。宣和三年，县令宣教郎邵□朱缶叹其土圮木摧，不称虔恭尊师之意，欲出己奉完之。县士徐韨曰：「庙濒水，亟坏，不四十年凡五更修矣。若许改卜爽垲，则诸生愿任其事，不以累公私也」。令许之。韨遂以私钱二百万，徙庙于南门之外道左，乡人资之钱者又数十万，而后庙成。总四十二楹，中为殿，安神栖，绘群弟子像于两序，又为孟氏家庙于其东，以扬雄、韩愈尝推尊孟子也，又为祠于其西。重门夹庑，壮丽闳伟，与山中之庙轮奂相辉矣。于是求文以记之。夫圣人之道甚易知，甚易行，充之至不可胜用，而其极可以参天地、赞化育者，其唯诚乎。尧、舜、禹、汤、文王、周公、孔子相传者一道。孔子之没，其孙子思得之以传孟子，故孟子之道以诚身为本，其治心养气、化人动物，无一不本于诚。凡著书立言，上以告其言、下以告于人者，必本仁义，祖尧舜，亦无一言不出于诚也。故于滕文公则言必称尧舜，而于齐王则非尧舜之道不敢陈。盖其智诚足以知尧舜，又自知诚可以行尧舜之道，又知果得行其志，则诚可使吾君为尧舜，而吾民皆为尧舜之民。故以此自任，不敢有毫分之伪以欺人，而造大□。其论君臣之际则曰：「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其论什一之法则曰：「重于尧舜者，大桀小桀；轻于尧舜者，大貉小貉」。其论仁智则曰：「尧舜之智急先务，尧舜之仁急亲贤」。称伊尹能以此道觉此民，而谓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非诚□□□□能言之乎？虽□□之君尚权谋，相□夺，上下交趋于利，而未尝挠一言以求合焉。非天下之至诚笃于自信者，能之□□□□□道失其传，至□□其说，而以伪言尧舜者，始说其君以帝道，则既不合而之王；中说以王道，则又不合而之霸。是于□□□以伪欺□□□也。□尧舜之说以贾其高，躬申、商之术以济其欲，是以伪欺天下，而贼其君者也。昔之为从衡之说者，不□□君以利害，□□□势尔，其伪易见。若夫假帝王尧舜之说，使人君慕其高而不虞其奸，则其伪难知。作于心，害于政，其祸天下□□□□□□□□辩以监天下后世窃孟子之说以为不义，而自比于孟子者。宣和四年十月十五日，朝奉郎、监察御史、菟□□□□□□□□□学正阙里孔端朝书，承议郎、秘书省校书郎长安樊察篆额，魏信刊。

义利之说，相资以为用，不患其并立而患利之偏胜，此圣贤之立言所以不同也。《易》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文言》释之曰：「利者，义之和也」。义、利岂可以相无哉！至孟子游于战国，始专以义为言，凡及于利者必深诋之，非恶于利而好为甚高之论也，因时救弊，不得不然也。昔者尧不以天下利丹朱，而以舜利天下，舜不以天下利商均，而以禹利天下，当时信之，后世仰之，灼知尧舜以天下之大义兴天下之大利也。故义利之说并立而不害，不辨而自明。至于禹之传子，非以为利也，将以息天下之争也，后世已疑其德衰。汤之放桀，非以为利也，将以除天下之虐也，后世果以为口实。禹、汤皆圣人也，时非唐、虞，不得已而为夏、商。天下之君子固知其心，而众人或未之知也，于是义利之说始交相胜而不明矣。武王之克商，无以异乎汤，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则义士固非周矣。商民之心，亦不能无疑于周，周公作书谆复谕之，若曰：「非我小国，敢弋商命」。又曰：「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天命」。又曰：「非予罪，时惟天命」。其言武王则曰：「不敢替厥义德」。其命康叔，则曰：「用其义刑义杀」。深欲天下知周之伐纣，非利而为之，皆义而已矣。至于周衰，王者不作，齐桓、晋文始假义以济其利，伐楚以责贡，纳王以示民，夫岂出于诚心哉！吾夫子盖悯之，乃判为义利之说，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又曰：「放于利而行，多怨」。门弟子知之，故曰：「子罕言利」。夫子之言，已有心于救世矣。逮至战国，先王之道丧，天下始专于趋利，而不知有义，为君者好利而忘其民，为臣者见利而遗其上，游说之士朝纵而暮衡，捭阖之徒俯贺而仰吊。若孙、吴、申、商、苏、张、公孙衍之属，既甘心于为利，杨、墨之说，又乘间而入之。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是贼义以利其身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是贼仁以利于人也。孟子以一身扶持王道，倘不深斥为利之说，以专明吾义，不几于推波助澜、抱薪救火乎？是故答梁王则曰：「王何必曰利」？辟宋牼则曰：「何必曰利」？不从陈代枉尺直寻之请，力辨万章割烹食牛之问，鄙仪衍为妾妇之道，斥杨、墨于禽兽之域。至于汤、武放伐之事，往复论之，尤为详明。夫岂好辩哉？将以存吾义也。虽时君谓之迂阔，终莫能听，然使万世之下知有仁义之说，不相胥而为夷狄者，孟子之力居多也。世之论者，谓夫子以周为至德，言武为未尽善，而孟子告诸侯，则每言汤武之事，殊不知春秋之际，诸侯犹有畏义之心，而王室之衰微，未若战国之甚，故夫子不忍言汤武之事，而每有为东周之心；至于孟子之世，天下合为六，皆国富兵强，侈然有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之志，故孟子每言汤武而要之仁义，使诸侯知有仁义之说，则征伐之事敢轻为之乎？是乃孟子之所以存周也。然则义利之道，得尧、舜而行；义利之说，得孔、孟而明。圣人之有功于后世，岂不大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