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启：自闻南方寇梗，思欲附问凶祸。闲居难求的便，虽在哀殒，翘想之心不可道也。元珍学行优深，才当远用。遘此不幸，古人多然，在处之有道尔。古之君子所以异于常人者，能安常人之所不能安也。所恨某居此际，不能奔走耳。某衰病，无复生理。今秋欲扶护归乡，恐趁葬期不及，则旦权厝乡寺，俟他年耳。忽偶黄莘先辈过，云贤兄在舒州，因得附此。草草不能尽鄙怀，当续驰讯也。秋热，宽中自爱。某再拜。

君傅氏讳野，字亨甫，幼有节操，屹然慕古豪杰风。逮以进士试，数不中，而人推其才学。李觏初有乡曲名声，君抵以书曰：「名不可妄得也，当共赋短长耳」。觏异而交焉。其后觏黜于秘阁归，君与陈次公以师长事之。旴人由此知有先生弟子。君辞高古，于诗最奇崛，常执韩、柳、李、杜编语人曰：「必知此，乃当下笔」。尝客舒州，与建人黄莘、余翼，文酒相酬，士民传美，以为未有。是时之人，王韶年少，学官在舒，投记愿交，君纳之。别十许年，韶为建昌司理掾，访君沙溪山，延置门下，且荐于守使。会诸生黄察等许君高才滞淹，守使以闻，有旨赐君粟帛，以充军学教授。然君不习佞，与俗子殊品致，益憔悴无聊。久之，韶受命治熙河，功有绪信，呼君，君往依之。奏为熙学教授，督役筑香子城。城成，例赏君，得试将作监主簿。明年召还朝，论事殿中方已，即言：「傅野有文章学术，而老未仕，愿补东南一官，以便养母」。上可之，君调明州定海县尉。未几，熙河市易务檄浙使者，责君偿贷务钱绢七百贯匹。其实华阴人有与君同姓名者贷之，而务官前后不参详，谬以责君。君不服，浙使者上言，明州去熙河万里，移檄来往甚烦，请及傅野官满录送理对。有旨即遣，不必官满。于是时，君尉定海既四年而无代者。后于华阴已得其人矣，使者以朝旨不敢违，君遂至熙河而无所辨。君有子久于熙河，无乡思，君以为感，及是日促之归。子辞以营什一息未竟，君为少留，而经略使用君摄领粮饷，迫贼界中。寒气下利，卧十旬，死于河州学舍，元丰五年五月戊申也。七年，君孙蔡裹君骨归，以某月某日葬于某所。君为人轩豁善醉，不修恩雠。方穷悴时，俗子多所侮慢，而君终身不忿憾。其于孝弟尤力，虽侮慢于君者，不敢掩也。许抗为人言，观傅野负米奉亲，则吾徒有禄为可愧。君在军学也，诏去试秘阁，而小人媢忌君蒙慰荐，相与造飞语谤君于守，守疏君。于是时，君穷为平生第一，然百计不使老母愁辛，身与妻儿籴官仓腐米，鬻菜粥以度日，而母独常鱼肉白饭，不悟其贫云。其族沙溪数百口，有以事抵城邑，君必饮食之，久而不怠。其财之有无，与兄弟无彼我。虽侮慢于君者，不敢不叹息也。君所为文章号《通藁》，二十四卷，邓润甫尝序之。君既卒，而兄子默复集后书杂益之，总三十卷，去「通藁」之号，藏于家。君父讳垂范，李觏铭其墓者也。母邓，妻陈，各有妇德。君生丁巳，死壬戌，首尾六十六年。铭曰：

力为古文章兮，与众殊途。裕吾江海兮，人则潢污。举国醉兮，醒者非夫。千金技就兮焉屠，猗嗟君兮伟儒。而卒于崎岖，文之故乎，抑命欤？何居，吁！

王氏，旧望太原，自先生之七世祖居于魏之元城，不知其始何迁也？叔祖父乙居广陵，先生幼育于乙，故遂为广陵人。年十数岁，昼从群儿嬉，夜独诵书，往往达旦不眠，率以是为常。未尝从师为辞章，即雄伟老成，人见之皆惊。年稍长，倜傥不羁束，周乡里之急，为不义者，面加毁折无所避，人皆畏而服之。里人满执中，谨厚人也，一日先生过之，执中以先生所为为非是，先生因自悔，更闭门读书。久之，所得益以闳深，乃为《竹赋》以自广（具载文集，兹不录。）。其姊寡居，贫无以自存，乃聚徒天长。已而积薪之中得芝之叶，先生有感焉，乃著《藏芝赋》。序多不载，载其赋（具载文集，兹不录。）。是时丞相荆国公赴召，道由淮南，先生赋《南山之田》诗往见之。公得先生，大喜，期其材可与共功业于天下，因妻以其夫人之女弟焉（诗具载文集，兹不录。）。既而徙高邮，太守邵公必延请主学，先生辞不获已，强应之，寻亦辞去。邵公为部使者，以其节行闻于朝廷，不报。先生既喜退隐，思江南山水之胜，乃迁居润，赋《江上》、《山中》之词。居顷之，熟于润之山川道里，又著《游山记》以寓其意（具载文集，兹不录。）。居无何，以江阴幽僻，乃去润迁江阴。江阴地下湿，得疾，苦足弱，因复迁常。未几，以足疾终。天下士大夫无论识不识皆痛惜之。荆国公为志其墓。荆国公既志其墓，又哀思之，著于诗，多至十数篇。先生德业之敏，如驾四马驭夷路，骎骎骤驰，虽健步者邈不可及。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未尝不叹慕，自以为不逮。事寡姊如事父，教姊之孤儿不啻己子。岁时祭祀于其考妣，必流涕。亲识馈遗，纤介无所受。诸生有献，度其家贫，礼虽甚勤，不取也。平生为文，多操纸立书，未尝有稿，或有稿，随辄焚毁，故其终，家无遗文。先生方生，管城君名之曰令儿，未及更立名而管城君卒，故先生因名令。初字钟美，建安黄莘以其造道之深，字之曰逢原。吴氏从先生，一年而寡，归治田桑，布素以待尽，其趋操论议，是皆宜为先生配。先生既终，方得女，荆国公为择所宜归，归吴人吴师礼，亦名士。呜呼，道之不明于世久矣！惟道之不明，故士于出处，皆莫知其所宜守。仕于朝廷者，知进而已，时不足以有为，虽或援而去之，犹不能自止也。不然，则溺于厚利，苟徇世俗以自私，无足道也。隐于山林者，知退而已，时若可以有为，虽或援而出之，犹不能自屈也。不然，则喜于名高，苟违世俗以自显，无足取也。夫天下有道，以道徇身；天下无道，以身徇道。古之君子，无必出也，无必处也，顾道何如耳。苟外于道而拘于出处之迹，宜其无自而可也。方先王之盛时，所以造士者有术，优游崇养，成其自得之实，而不使其少累于外物，故士多见夫道之大全，而进止行遁，无所于逆。三代而后，世不知所以造士，士未明所以行己，而纷纷外物，既已变易其思虑矣，则其所守无所适当，固其所也。呜呼！若先生者，可谓豪杰之士矣。去三代之久如此，而以宏材敏识、伟节高行，特立于一时。使其无不幸之死，而幸与世偶，则其所施设，当如何哉！虽然，以太王、王季、文王、武王，成就天下之士，至于易商为周，而士之备道德之美者，宜不可胜数矣。管、蔡一以流言，而朝廷上下遂皆信之，知保周公而贼四国者，才十夫而已。然则士之不待文王而兴者，岂特罕闻于后世哉！虽先王之世，固已然矣，推此则若先生者，其可易得哉！世之知先生者，或以其文，或以其行，未为知先生者也。知先生者，唯荆国公，而世或疑之。故详载先生之行事，而论次之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