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昔为扶风从事。岁大旱，问父老境内可祷者。云：「太白山至灵，自昔有祷无不应。近岁向传师少卿为守，奏封山神为济民侯，自此祷不验，亦莫测其故」。吾方思之，偶取《唐会要》看，云：「天宝十四年，方士上言太白山金星洞有宝符灵药，遣使取之而获，诏封山神为灵应公」。吾然后知神之所以不悦者。即告太守，遣使祝之，若应，当奏乞复公爵，且以瓶取湫水归郡。水未至，风雾相缠，旗幡飞舞，髣髴若有所见。遂大雨二日，岁大熟。吾作奏检具言其状，诏封为明应公。吾复为文记之，且修其庙。祀之日，有白鼠长尺馀，历酒馔上，嗅而不食。父老云：「龙也」。是岁嘉祐七年。

右《石鼓文》。岐阳石鼓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而韦应物以为周文王之鼓、宣王刻诗，韩退之直以为宣王之鼓。在今凤翔孔子庙中，鼓有十，先时散弃于野，郑馀庆置于庙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得之乃足。其文可见者四百六十五，不可识者过半，余所集录，文之古者，莫先于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汉桓、灵时碑往往尚在，其距今未及千岁，大书深刻，而磨灭者十犹八九。此鼓按太史公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实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与《雅》、《颂》同文，而《诗》、《书》所传之外，三代文章真迹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汉已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独无石鼓。遗近录远，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传记所载古远奇怪之事，类多虚诞而难信，况传记不载，不知韦、韩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书籍粗备，岂当时犹有所见，而今不见之邪？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为信尔。至于字画，亦非史籀不能作也。庐陵欧阳某记，嘉祐八年六月十日书。

右《石鼓文》，周宣王之猎碣也。唐自贞观以来，苏勖、李嗣真、张怀瓘、窦暨、窦蒙、徐浩咸以为史籀笔迹，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称。杜甫《八分小篆歌》叙历代书，亦厕之仓颉、李斯之间。其后韦应物、韩愈称述为尤详。至本朝，欧阳修作《集古录》，始设三疑，以韦、韩之说为无所考据。后人因其疑而增广之。南渡之后，有郑樵者作《释音》，且为之序，乃摘「丞」丞、「殹」也二字，以为见于秦斤、秦权，而指以为秦鼓。伪刘词臣马定国以宇文泰尝蒐岐阳，而指以为后周物。呜呼，二子固不足为石鼓重轻，然近人稍有惑其说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汉桓、灵碑大书深刻，磨灭十八九。自宣王至今为尤远，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予谓碑刻之存亡，系石质之美恶，摹拓之多寡，水火风雨之及与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论也。且如《诅楚文》刻于秦惠文王时，去宣王为未远，而文细刻浅过于石鼓远甚，由始出至近岁，戕害所不及，至无一字磨灭者。颜真卿《干禄》字刻于大历九年，显暴于世，工人以为衣食业，摹拓为多，至开成四年才六十六载，而遽已讹阙。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无可疑者。二疑以谓自汉以来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谓隋氏藏书最多，独无此刻。予谓金石遗文溷于瓦砾，历代湮没，而后世始显者为多。三代彝器或得于近岁，其制度精妙，有马融、郑玄所不知者。又《诅楚文》笔迹高妙，世人无复异论，而历秦汉以来数千百年，湮沉泉壤，近岁始出于人间，不可谓不称于前人，不录于隋氏，而指为近世伪物也。予意此鼓之刻虽载于传记，而经历代乱，离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采录，乃复显于世。及观苏勖叙记，尤喜予言之为得也，则夫隋氏之不录，又无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视今为甚备，而历秦不敢为臆说。自贞观以来，诸公之说若出一人，固不特起于韦、韩也。而韦应物又以为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言之如是之详，当时无一人非之，传记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于大篆，「丞」、「殹」二字见于秦器，固无害。况「丞」字从山，取山高奉丞之义，著在《说文》，字体宜然，非始于秦也。唐初去宇文周为甚近，事语尚在于长老耳，使文帝镌功勒成，以告万世，岂细事哉？宜时人共知之。况苏勖之祖邳公绰用事于周，文物号令悉出其手，岂得其贤子孙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呜呼，三代石刻存于世者，坛山，「吉日癸巳」刻与此耳，而「吉日癸巳」无所考据，独此鼓昔人称说如是之详。观其字画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遗风，而学者因可以知篆隶之所自出，好异者又附会异说而诋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有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其初散在陈仓野中，韩吏部为博士时，请于祭酒，欲以数橐驼舆致太学，不从。郑馀庆始迁之凤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散失。本朝司马池知凤翔，复辇至于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搜访而足之。大观中归于京师，诏以金填其文，以示贵重，且绝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后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异北去，或传济河遇大风，重不可致者，弃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则拓本留于世者，宜与法书并藏，讵可轻议也哉！绍兴己卯岁，予得此本于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装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郑樵二音，参校同异，并考覈宇书而是正之，书于帙之后。其不知者，姑两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质焉。

《石鼓》十篇，大抵为渔狩而作。甲言渔，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为田狩而除道。戊言策命诸臣，己言享社，而皆有事于田狩也。辛言渔狩而归也。十篇而次以十日者，后人之次也。石鼓不见称于前代，至唐始出于岐阳。先时散弃于野，郑馀庆取置于凤翔之夫子庙堂，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而得之，十鼓于是乎足，信知神异之物终自合耳。大观中致之辟廱，后复取入保和殿。经靖康之变，未知其迁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盖本韩退之之歌也。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据见，然前代皆患其文难读。樵今所得，除漫灭之外，字字可晓，但其文不备，故有得而成辞者，有不得而成辞者焉。然篆书之始，大概有三：皇颉之后，始用古文；史籀之后，始用大篆；秦人之后，始用小篆。樵自《续汗简》考古《尚书》，纂分音之韵，作象类之书，其于古今文字粗识变更，观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简近而易晓。其间有可疑者，若以「也」为「殹」、以「丞」为「丞」之类是也。及考之铭器，「殹」见于秦斤，「丞」见于秦权。正如作越语者岂不知其人生于越，作秦篆者岂不知其人生于秦乎？秦篆本于籀，籀本于古文，石鼓之书间用古文者，以篆书之所本也。秦人虽创小篆，实因古文、籀书加减之，取成类耳；其不得而加减者，用旧文也。或曰：石鼓固秦文也，知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称王，始皇称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谓帝，亦可谓王，故知此则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则尔也，石鼓何义乎？曰：古人制器，犹作字也，必有所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类是也。皆是作鸟兽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则取诸畜兽，其受小者则取诸禽鸟。先儒不达理于尊彝，则妄造不适用之器，而画以鸟兽形。爵虽象爵，而又不适用。宣和间所得地中之器为多，故仿古而铸祭器，因以赐大臣。其制作不类于常祀之器，应知先儒之说多虚文也。近陆氏所作礼象，庶几于古乎，其于礼图固有间矣。款识之用，则亦如是而取诸器物。商人之识多以盘，周人之识多以鼎，盘、鼎虽适用之器，然为铭识之盘、鼎不必适于用也，但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类也。呜呼！鼎鬲远矣，世变风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渐与。然观今中原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盘鼎钟鬲，南粤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铜鼓，其间有有文字者，有无文字者，然皆作鼓形，此由其风俗之所用也。南粤多铜锡，故其鼓以铜；岐周多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之所出也。或言楚、蜀之地中间亦有得铜鼓者。南粤与楚、蜀北连岐、雍，岂其所习尚者多同与？

光禄少卿向传师、前淮南转运使张可久，尝以赃废，乃授左曹郎中。又留豪民郭秉在家卖买，奏与恩泽。张掞还自益州，赂适得三司副使，故王逵于文德殿廷厉声言：「空手冷面，如何得好差遣」！

岐阳石鼓十，在凤翔天兴山阿。唐郑馀庆节度凤翔，移置文宣王庙。唐衰，亡其一鼓。皇祐四年，司马待制池知凤翔日使向传师求之于外偶之田舍，睹舂粱石臼有文，察之鼓也。向既易以他臼，于是十鼓复完。其文刻鼓扛间，皆大篆。唐时书画尚备，自杜甫、韩愈、韦应物，盖已叹其不无阙画。及今历年四百，而文漫灭过半，其书之可辨者十鼓，凡四百四十有九字，中有复字十六，总四百六十有五字。其丙鼓五句，（左骖幡幡，右骖騝騝，我以跻于原（麋豕子。疑孔字）。庶，麀鹿雉免）。丁鼓二句（「銮车华敕，贞弓孔硕」。），戊鼓八句（「𩹽鲤处之，君子渔之。有𩹲有𩸊，其翊孔庶。其鱼维何？维鱮维鲤。何以贯之？维杨及柳。」），辛鼓十句（「我车既攻，我马既同。我车既好，我马既𩢿。君子员猎，员游麀鹿。速速君子，之求首及。兹以时我，其孙其来」。），癸鼓二句（「载西载北，勿奄勿伐」。），凡一百十有一言可读。其馀字画高古，文义严密，又多刓剥，不可训知。考唐贞观时，吏部侍郎苏勖载记，元和吏部侍郎韩愈、天宝工部员外郎杜甫、苏州刺史韦应物歌，近乐学士史《太平寰宇记》，欧阳参政修《集古目录》，梅都官询、苏侍读轼、苏黄门辙诗，王学士巩手记，皆称鼓文为史籀书，周宣王时物也。唐人之善书者如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共称其书古妙，韦应物以为李斯峄山之罘刻字比之悬隔。而欧阳公亦谓书非史籀不能作，徒以文细刻浅而传久远，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不道，且不见录于《隋志》，以为可疑者三；又谓韦称宣王以文王之鼓刻之，以韩言宣王之自铭为信。公岂未之思也？刻文埋没后，见者多矣，摸拓既众，其坏亦速。王学士言鼓以顽石，故能独久，然唐及今不六百岁，而󸈠阙已半，鼓为唐出，可以亡疑。《皇矣》歌文王居岐之阳，今鼓适在岐下；《车攻》列于《小雅》，亦惟宣王之诗，以为鼓出二王，不为无据。走谓考文观古，当取其最近者从之，猎而肄兵，周之政礼然尔，至于时王甚盛之举，若禹有涂山之会，启有钧台之享者，事独昭于当代，得以特书，成王岐阳之蒐，亦其事也。铭功金石，古之铭识实然。欧阳言韦意失之，要亦宣王复成王之政，而为之铭鼓尔。走既为之论说，重为追记之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