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之东距山十馀里，有尧庙焉，其始作者与其岁月皆不可考而知也。岁在辛巳冬十有一月，祥符张君涖县之初，因与其寮并款尧祠，顾瞻而叹曰：「堂宇之庳狭固已陋矣，而其貌尤甚焉。虬髭怒目，危冠大带，是岂象圣人而居之？盖野人之所为也」。遂欲作而新之，未遑也。后二年，县之民顺君之政，君为政亦不鄙夷其民，民思有以称君意，遂相率造庭，咸告曰：「尧之庙荒芜不治，堂宇将倾，不以此时更而新之，恐无以久岁月。尧之象衣冠不正，形容靡所咨订，不以此时问君考制度焉，恐无以贻后人」。君喜其民之顺，不欲咈其情，遂俾兴葺。逾月之间，荒芜既除，堂宇加饰，衣冠既正，容貌从新。稽诸制度，咸有法则。遂谓其僚李挺方曰：「此可以示邑民，子为我书之」。予遂书曰：尧之德至矣，千万世之后，莫不知戴之，不知其所以然，岂独区区此邦之人庙而祝之为足传也！盖平阳尧故都也，县居平阳之东，因其故都，祀者加多焉。昔晋人歌于诗，谓其地本于唐而有尧之遗风，岂其近圣人之居然乎？今此邦之人庙而祀之，亦谓是乎。孔子曰：「大哉尧之为君，惟天为大，惟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彼嗤嗤之氓，安知帝力哉！此所以徙庙而祀之也。若乃君之志则异于是：闵此邦之人其俗陋矣，故存其庙貌，庶几乎遗风不泯，俾斯邑之民欲其及时以礼自虞乐也。则君之治，可谓知本矣，予故乐为之书。崇宁三年夏五月朔，邯郸李挺方书。通仕郎、晋州神山县令张儆，将仕郎、主簿王悦，从仕郎、县尉马持，延安府袁佐摸勒，县人马时、杨义、邢遇一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