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益州刺史南阳朱公叔卒，门人陈季圭等议所谥，云宜曰忠文子。陈留蔡邕议曰：「昔在圣人之制谥也，将以劝善彰恶，俾民兴行，贤愚臧否，依事从实，虽文、武之美，灵、厉之秽，罔不具存。自王公以降，至于列国大夫，皆用配号，传于无穷。秦以世言谥而黜其事。汉兴以来，惟天子与五等之爵，然后有之，公卿大臣，其礼阙焉。历世弥久，莫之或修。益州府君贯综典术，率由旧章，始与诸儒考礼定议，加陈留府君以益州之谥，是后览之者亦无间焉。今子亶纂袭前业，不忘遗则，孝既至矣，礼实宜之。谨览陈生之议，思忠文之意，参之群学，稽之《谥法》，夫万类莫贵乎人，百行莫羡乎忠，故夏后氏正以人统，教以忠德。然则忠也者，人德之至也。而犹有三焉。孔子曰「进思尽忠」，又曰「臣事君以忠」，奉上之忠也。曰「为人谋而不忠乎」，又曰「忠焉能忽诲乎」，谋诲之忠也。《春秋左氏传》曰「小大之狱必以情，情，忠之属也」，又曰「上思利人曰忠」，抚下之忠也。三者，人之则，而忠行乎其中。益州府君自始事至没身，忠言不辍乎口，忠谋不已乎心。其在帝室，正身危行，言如砥矢，策合神明，蹇蹇之谏，文章具存，奉上忠矣。其在部臣，匡救善导，出自一心，疑不我听者，果有踬覆不测之祸，谋诲忠矣。爰牧冀州，时值凶荒，劳心习思，勤恤度事，诛毙贪暴，纠戢贵党，虽则强御，当官能行，夫岂淫刑，将有利也；发墓盗柩，议而不罪，夫岂漏奸，察以情也，抚下忠矣。位在牧伯，职据纳言，秉权食禄，实有年数，而居无畜好，财货不益，粝食布衾，概谓之精丽。昔鲁季孙行父卒，宰家器，无衣帛之妾，无食粟之马，君子曰「相三君则无私积，可不谓忠乎」，而谥曰文子。《春秋外传》曰：「忠，文之实也」。然则文，忠之彰也。忠以为实，文以彰之，事通议合，两名一致，是贞俭之称文也。邾子籧篨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不利于君」。公曰：「民苟利矣，孤亦与焉」。于是迁而遂卒，谥曰文公。是危身利民之称文也。卫大夫孔圉谥曰文子，子贡疑焉，惟「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仲尼与之。是勤学好问之称文也。府君所在，屡以忤违，阽以深患，苟除民害，死生以之；前后三黜，一罹疾废，于身危矣，兼包六典，命世作师，犹复宗事赵叟，示有攸尊，能下问矣。有一于此，犹可以称，况乃忠兼三义，文备三德，于古志不悖，而《谥法》亦曰宜矣。本议曰忠文子。按古之以子配谥者，鲁之季文、孟懿子，卫之孙文、公叔文，皆诸侯之臣也。至于王室之卿大夫，其尊与诸侯并，故以公配。《春秋》曰：「刘卷卒」，「葬刘文公」。《公羊传》曰：「刘卷者何？天子大夫也」。经又曰：「王子虎卒」。《左传》曰：「王叔文公卒，而如同盟，礼也」。此皆天子大夫得称其礼，与同盟诸侯敌体故也。又礼缘臣子咸欲尊其君父，故虽侯伯子男之臣，自称其君，咸得曰公。及其卒也，异国之人称之皆然。是以邾子、许男，称公以葬《春秋》之正义也。以例言之，则府君，王室亚卿也，有王叔、刘氏之比。以臣子之辞言之，则有邾许称公之文，虽无土而其位是也。今曰公犹可，若称子，则降等多矣，惧礼废日久，将诡时听。周有仲山甫、伯阳嘉父，优老之称也。宋有正考父，鲁有尼父，配谥之称也。《春秋》曰孔父，子曰伯某，父亡之称也。父虽非爵号，与天子诸侯咸用优贤礼同，顺乎门人臣子所称之宜，可于公父之中，择一处焉，斯不得称子而已（本集，《后汉·朱穆传》注引《袁山松书》。）。

《春秋》志夷狄，于吴、楚独详，以为吴、楚皆大国也。吴为封豕长蛇，荐食上国，而楚奄有荆蛮，凌轹中夏独甚，故圣人谨而志之，常防其渐而惩其僭窃桀骜也。成七年，吴伐郯，始见于经。十五年，会于钟离，则始与中国通好而已。至哀十三年会于黄池，则已骎骎逼华夏矣。故圣人书始，其始伐郯，欲中国制御其渐；然而不少忌惮，卒有黄池之盟，恶中国不能攘夷狄，使吴得以主夏盟也。不书公会晋侯及吴子于黄池，不与夷狄之盟中国也。楚则又甚矣。庄十年，书「荆败蔡师于莘」，荆始见耳。至僖元年，书「楚人伐郑」，则楚遂称人也。四年，书「屈完来盟召陵」，则楚遂称其臣姓氏也。十九年冬，「会陈、蔡、楚、郑盟于齐」，则楚遂会盟矣。二十年，「宋公、楚子、陈、蔡、郑、许会于孟」，则楚遂书子，寖以强大，自是始率列国伐人矣。二十七年，书曰「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用见诸侯累累受制夷狄。然圣人不与其伐人，书曰「楚人」，罪之也。故二十八年「楚杀其大夫得臣」，书其臣而又不言氏，甚恶楚之寖以强大也。及文九年，「楚子使椒来聘」，则其于聘始书爵，然其臣又不氏，不以中国待之，所以见夷狄强而诸夏微，以为如此而不制，则噬脐之祸，不可为矣。于是宣十一年遂主盟焉，书曰「楚子、陈侯、郑伯盟于辰陵」，罪中国不能制夷狄而又服属之也。自是不复可言矣，虽其大夫亦主盟矣。成二年，「公会楚公子婴齐盟于蜀」，恶其大夫主盟，所以深罪中国之诸侯也。至昭四年会于申，于是乎楚会诸侯，争长诸夏，遂至执徐子，灭赖，灭陈，灭蔡，伐徐。至定四年，天王遣刘文公合十七国之师于召陵，仅足侵其疆耳。由是观之，申之会、黄池之盟，吴楚之张大，于是甚矣。向使中国制之得术，何至是哉？圣人于二国，独始终而详志之，以为后之兴衰拨乱者之戒也。故曰：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