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司马（当有「史」字）张戎仲功，习溉灌事（《汉书·沟恤志》注，《御览》六十一，《事类·河赋》注），议曰（《事类·河赋》注）：「河水浊，一石水，六斗泥。而民竞引河溉田，令河不通利。至三月，桃花水至，则河决，以其噎不泄也。可以禁民勿复引河（《御览》六十一，《事类·河赋》注。案：《沟恤志》云：「大司马史长安张戎言：『水性就下，行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西方诸郡，以至京师东行，民皆引河、渭山川水溉田。春夏干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水多，暴至，则溢决也。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毋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无溢决之害矣。』」）」。

臣等昨按行黄河浊流口，至界河，又东至海口，熟观河流形势，并取到沿界河至海口铺寨地分使臣等状，各称：界河未经黄河行流已前，阔一百五十步以下至五十步，深一丈五尺以下至一丈；自黄河行流后来，见今五百、四百至二三百步，深三丈五尺以次至二丈。显是河性就下行疾，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与前《汉书》大司马长史张戎之论正相符合。自元丰四年河出大吴，一向就下，夺入界河行流，势如瓴建。经今八年，不舍昼夜，冲刷界河，两岸日渐开阔，连底成空，趋海之势，迅快非常。虽遇元丰七年、八年、元祐元年非常大毁泛涨，而大吴以上数百里终无决溢之害，此乃下流归纳处河川深快之致验也。塘泺虽有限敌之名，而无禦寇之实；今之塘水又异昔时，浅足以褰裳而涉，深足以维舟而济，冬寒冰坚，尤为坦途。如沧州等处，商胡之决，即已淀淤，今四十二年，迄无边寇之警，亦无人言以为深忧。自回河之议起，首以此为辞，是欲动烦圣听。若谓直注北界，失险阻之限，是大不然。何者？大吴初决，水未有归，犹不北去，今河流八年矣，入海湍迅，界河益深，诚不宜过虑。设果有此，则中国据上游，北敌岂不虑乘流而扰之乎？自古匈奴入寇之路，朝那、萧关、云中、朔方、定襄、雁门、上郡、太原、右北平之类，无险而不入，岂塘泺界河之足限也哉？臣等窃谓本朝以来，未有大河安流合于禹迹如此之利便者。其界河向去只有深阔，必无浅淀，河尾安得直注北界？中国亦无全失险阻之理。

〔贴黄〕今黄河所经固有淤淀，盖遇平壤漫滩，行流稍迟，则泥沙自然留淤。若趋深走下，湍激奔腾，则维有刮除，无由淤积。况界河非止为浊水众流所冲刷，加之朝夕两次海潮之所渲荡，必无向去浅淀之理，乞勿上烦圣虑。

敕。具官某等。外诸臣有政事可以称家父位尊功大不求闻于时者。可谓能处其身而协进趣之道矣。而师保元勋。燕居毂下。以遗落之才。广朕闻听。亦深得大臣之体裁。惟兹二事。朕实乐闻。尔克柔能以政经葺吾旧许。薰人莅俗。远至迩安。而戎前佐大藩。休有淑问。盘错斯验。锋铓有馀。或嘉韬椟之心。或允求伸之志。大臣子弟。朕岂无私。元勋荐扬。朕岂不信。上公进律。少将通班。阶序徽章。旌别优异。惟尔克柔与戎。宜知朕宠待汴帅全忠与太保鋋之意。而勉于从政立朝也。可依前件。

公讳显，字某，上党武乡人也。自大雾浮河，长虹映渚，承源于若水，纂系于苍林。上党居韩之西，常山在赵之北，因地为氏，可略而言焉。祖求南，卫将军、冀州刺史。父金殿，征南将军、定州刺史。并控鹤兵，俱张戎乐，声荣之盛，继踵当年。

公禀山岳之灵，擅风云之气，容止矜庄，声名籍甚。弯弧挽强，左右驰射，故得名高上谷，威振楼烦。袭爵安吉县侯，食邑五百户。永兴三年，幽、并叛换，有无君之心。帝顾谓公曰：「天下汹汹，将若之何」？公曰：「择善而从之」。乃诵《诗》云：「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帝曰：「是吾心也」。乃定入关之策。以公母老家大，领预为计。公曰：「今日之事，忠孝不并。君不密则失臣，臣不密则失身」。帝怆然改容曰：「卿是我王陵」。迁朱衣直阁、阁内大都督，改封长广县公，邑一千五百户。

武帝初至潼关，太祖亲迎溱水。太祖素知公名而未之识也。目于众，疑而不问，直云：「令此人射水傍小鸟」。应手即著。太祖喜云：「我知卿名矣」。即用为帐内都督、沧州诸军事、沧州刺史，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户。黄公衡之快士，魏后是以推心；潘承明之忠壮，吴王为之降礼。异代同荣，见之今日。东夏边隅，地连荒服，井陉塞道，飞狐路断，乃以公为使持节、卫将军、都督东夏州诸军事、东夏州刺史。白波、青犊之兵，铜马、金绳之乱，莫不交臂屈，膝，牵羊抱马。在州遘疾，解任还朝。小马留厩，余床挂柱，吏人攀恋，刊石陉山。虽非汉阳之城，还似扶风之路。授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加散骑常侍。以魏后元年疾甚，亡于同州，春秋五十七。天子辍乐，群公会丧。太祖亲临吊祭，哀恸左右。于时兵革交侵，普断赠谥，即以本官印绶权葬于同州之北山。今建德二年二月二十三日，迁葬于咸阳长安县之洪渎原。时逢礼乐之迁，代属讴歌之变，国虽异政，人足追荣，乃赠使持节、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小司空，丹、延、绥三州诸军事、延州刺史、谥某公，礼也。

夫人高氏，渤海人也。柔参晋政，拒曹爽之异谋；起在汉庭，共王陵而俱对。况乎箴训有仪，言容以德，肃恭中兴，贤才内侧。岂直不听杂乐，以变齐国之风；不食鲜禽，以断荆王之猎。昔之合葬，季武子之西寝，今之同穴，长平侯之北陵。世子神举兄弟，至性纯孝，善居丧礼，有终有始，于身无改。是以宦成名立，孝显忠存。铭曰：

北岳二名，葱河两本。其峻惟极，其源惟远。俗禀山川人，人资台衮。义烈桓桓，才雄悃悃。乃祖乃父，继踵威雄。摐金北陆，鸣玉南宫。隐若吴汉，贤哉窦融。负霜依德，无雷向风。挺此含章，生兹秉德。孝实天性，忠为人则。畅毂镂膺，燕南赵北。若水将通，九部可勒。帷幄参谋，宫闱典职。善择忠言，能防变色。繁弱已劲，淇园乃直。戟中小支，禽穿左翼。建旟赤谷，挥戈武州。长城万里，河水双流。颍川多恙，淮水未瘳。义重穿壁，恩深置邮。于谷之口，于渭之阳。丘山零落，碑阙低昂。草衔秋火，树抱春霜。书剑俱没，人琴并亡。哀哀嗣子，纯心靡托。孝水未枯，悲松先落。室进巢任鸟，门通吊鹤。功臣身殒，会图麟阁（《文苑英华》九百四十七）。

距州城之东七里所曰蟆颐津者，唐拾遗孟公昭图以直道不容，为田令孜所沈处也。先是开元中，益州刺史张仇公兼琼为堰于吾州者二，由新津县之西曰通津，由蟆颐山之西曰永济，水利凡溉眉山、青神之田亩七万二千四百有奇。国朝天圣末，使民输岁修之缗，亩算馀钱五十，元丰遂增至百四十有二，米为升者一，民患苦之。淳熙九年，郡守武信杨公辅易为官修，有所谓王景堰、北牙与田祖、田迪诸堰。故叠石为堤，至是以竹落易之，衡广一百二十丈有奇，视昔用度盖已十损其二。而比岁东流益悍，舂磨之家又壑之以浚其流，矶之以怒其势，故其下俗所谓芦花筒者日见漱齧，筒下之田疏恶不支。迨嘉定五年，水又坌至，射王景堰仅馀寻丈。幸未决，决则堰高江庳，水且尽注之江，七万亩之种将不得下。明年余来为守，访问民疾苦，多以是为言，欲为改作则筑事已动。先是亩算不下八十钱，以给丁庸，会广汉张麟之来丞眉山，增科三十有八，且为教于民，约一年勿复歛，又节缩财用，损常年三之二，凡得钱三百万。于是畚武阳之石以为堤，下邛笮之竹以为楗，使植根既固，虽有涨潦不能侵噬。一日戒余以竣事，余往观焉，且命客以俱。丞曰：「是亦庶几无憾」。余曰：「不。是所谓随宜救弊然也，而长利乎？且州之水近自白虎江来，其为派二，东流直蟆颐则病堰，西流薄州溉则病城。是虽三尺之童亦皆见之，而先是者弗此之图。今东流日下，吾恐武阳之山可泐，邛笮之林可秃，而算亩增繇，抗民之精，将自是日极矣。今为教曰尽一年勿复歛，丞能自信矣乎」？曰：「然则徙东流而西之，其庶可久乎」？曰：「西亦吾民也，东免于堰患而西为城忧，是以利易害而弗可为也」。曰：「奈何」？曰：「移东而西偏也，移西而东亦偏也，吾欲截江为楗以捍东流，而洒渠于东西之两间，则城若堰将两利焉，不乃可乎」？丞瞿然曰：「命之矣，敢请事期」。而客有难曰：「因其故而岁为之防可，截江为之以徼幸万一不可」。曰：「何由知其不可也」？曰：「闻齐人延年言于汉武，欲开大河上岭，帝谓此大禹之所道，不可改。杜预将桥大河，或亦以为商、周所都，历圣贤而不作，殆必难立。然则是堰也，昔人之经略于斯为不少矣，而顾未有及此者，子之知也诚足以尽出古人乎哉！吾恐洒渠之利未即见，算亩之缗未可罢，而截江为楗，岁一剿民，是以百仞之堤为阱于国中也。其能久居此乎？使来者或不能卒子之志，岁一罢修，则今之消功殚贿以为之者将复溃而东趋，而前功废矣」。曰：「抑余闻汉人之习于灌溉者曰，张戎尝言水性就下，疾则自刮除成空而稍深。今洒渠以浚之，其势将日下，下则疾，疾则刮除而深，昔之东注而病堰者皆将为中道之归。岁不过损钱百万以为截江之防，而王景堰之役可渐省，以至于不必复事矣。与其岁损二倍之费以救其末，而为害未有既也。且是非之心，焉可诬也！今惟其是，孰不我是？今而非也，安能强来者之不我非邪？况渠成，民之利也；其不成也，所损不过异时所以待遇使客者，今少府损节之以复于民耳，而来者何得以非我」？乃以控于刑狱、常平使者潼川杨公子谟。议未决，会行郡，相与按视，始尽得其利害之要，捐钱七十万，俾经始。余亦以少府二百万足成之。命丞受役焉，会计金谷，兵马都监吴□戒事期，程护工作，水工以时，物土赋丈，庸丁以时，架筠楗石。起冬十月，汔明年春三月，累日积工凡若干，民之无职事者受庸而为之。渠成而前以为非是者，往往自异其说，谬见称述。余复谓之曰：始而非之者固未必是，今而是之亦不得为非乎？水为天下之至险，有非知力所能周者，而子为是乎？《易》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若夫变而通之，使可久而不穷，则在来者，非吾所敢知也。乃以为记。

昔伏波资越铜之具。皇汉得天马之度。盖以张戎容。程国步。允称其德。怀致远之无疆。既授于师。必命工而新铸。象物惟肖。利人则深。研精以范。酌宪于心。始察形而视骨。遂修火以镕金。焕若中起。昂然四临。望丹阙以就日。俯元墀而择阴。俾夫司仆载驰。别于偫而自仰。倌人匪懈。御于王而审象。疑顾影以权奇。乍含辉而烂朗。由兹而明式遐布。观我而逸材利往。即山为类。且尚其功存。龁草无施。敢劳于惠养。徒想其屹以沛艾。烂兮晶荧。状赤文而呈瑞。方候日于尧庭。超乎独立。的尔殊形。讶骐骥之变态。聿登歌于彼駉。叶以阴德。禀于地灵。列君轩之粹异。咸此骏之仪形。是知法与人共。思众才而膺国用。王惟智周。写宏范而俾营求。矧乎揉其物于精刚。制其器于质良。克绝奔踶。邈无元黄。虽齐力齐毫。用每亏于典礼。逮如龙如鹿。形既造而昭彰。美成式之不替。信改铸之有常。奚绝尘之足比。庶出水而同方者哉。铜为宝兮。固越俗之所摈。马之神也。仰汉庭而未进。猗善相以来归。岂康衢之增骏乎。

《洪范》五行，一曰水。其浸为海，其发源注海为江、河、淮、济，实惟四渎，而河为四渎宗。三王之祭川，所以先河而后海，为务本者也。岷山导江，导淮自桐柏，导沇水东流为济，其道里近。而导河积石，其道里远，且源壮而流激，故禹治四渎，功施于河为多。积石去中国既远，过此人罕至，至荒忽不可知。若《山海经》、《穆天子传》、《水经》，杂传记之说，概曰：河出昆崙墟。昆崙墟高万一千里，为地之中，而河出其东北陬。其上醴泉、华亭，多奇物，草木、鸟兽，尤不可考。至言河上通汉，见于牵牛客星之占。而《山海经》又有敦梦之山者，敦梦之水出焉，而东流注于泑泽，河水之所潜也，其源浑浑泡泡。郭璞说泑泽盖盐泽，盐泽去玉门阳关才三百馀里，安取昆崙墟乎？然《山海经》自汉儒说皆以为禹书，其所记如此。虽《尔雅》亦曰：「河出昆崙墟，色白，并渠千七百，一川色黄」。太史公、班固皆以谓《禹本纪》言河出昆崙山，昆崙山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避隐为光明也。自张骞使大夏、穷河源之后，恶睹所谓昆崙者哉？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今所论亦本《禹贡》导河积石及《周礼》、《尔雅》、《史记》、《汉书》载河所经，与后世堤防人事，迄于宋兴，使有考焉。《禹贡》：天下之州九，而河所道者四，曰雍、豫、兖、冀。孔安国说，冀以尧都，不言境。西距黑水，东据河，有州曰雍，故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南距荆山，北距河，有州曰豫，故曰「荆河惟豫州」。东南据济，西北距河，有州曰兖，故曰「济河惟兖州」。雍州云西河，自西河以西也。豫州云荆河，自南河以南也。兖州云济河，自东河以东也。然则西河之东距雍、南河之北距豫、东河之西距兖，为冀州可知矣。故《职方氏》正西曰雍州，而《释地》河西曰雍州。《职方氏》河南曰豫州，而《释地》亦曰河南曰豫州。《职方氏》河东曰兖州，而《释地》济河间曰兖州。《职方氏》河内曰冀州，而《释地》两河间曰冀州。雍州以其自西河而西，故或曰正西，或曰河西。豫州以其自南河而南，故皆曰河南。兖州以其自东河而东，故或曰河东、或曰济河间。冀州以其距雍、豫、兖为境，故或曰河南，或曰两河间。而雍州言正西不言河者，则以在成周雒邑为正西也。自《禹贡》、《职方氏》以考《尔雅》，其辨四州河所经之域皆合，而《职方氏》又曰东北曰幽州，其川河沛。幽州薄海，盖言其入欤？九州之地，雍、豫高而兖、冀下，幽州东北又下。而河起西北，所从来高，故其始犹委蛇稍南，及其下龙门，则流駃竹箭也。《禹贡》曰：「导河积石，至于龙门。南至于华阴，东至于厎柱，又东至于孟津，东过洛汭，至于大伾，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自积石东流，至于龙门，始折而南者一，又折而东者三，又折而北者再，然后入海。其所涉之地八，此河经营中国之形。而秦晋之河曲战，《公羊》所以言河曲，疏矣，河千里而一曲者也。自张骞通西域，积石之西往往可纪。出玉门关有两道：一从鄯善，傍南山；一从车师，傍北山。皆被河西行，至莎车为南道，至疏勒为北道。而西域三十六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之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东西六千馀里，南北千馀里。其河盖两源：一出葱岭，一出于阗，合而注蒲菖海。蒲菖海，所谓盐泽者也。葱岭之西既不说有河，于阗之西又水皆西注，意河源为出于此。盐泽去玉门阳关三百馀里，广袤三百里。其水亭居，冬夏不盈耗，皆以为潜行地中，南出于积石，为中国河云。而《穆天子传》说：「天子饮于枝渚之中、积石之南河」。积石名南河，则与张骞所谓「南出于积石」者又类。而学者据经有「导河积石」，当为河源，岂积石之西河自行地中，故禹不治？而「导河积石」，特言施功自积石始，亦不说河源也。积石在金城西南，龙门在绛州龙门，厎柱在西虢，孟津在洛北，洛汭在巩，大伾在泛，降水在信都，大陆在钜鹿，其地皆可考。而《水经》诸家图河所道，盖自积石山始西南流，又东流入塞，过燉煌、酒泉、张掖郡南，与洮合。过安定、北地郡，北流过朔方郡西，又南流过五原郡南，又东流过云中、西河郡东，又南流过上都、河东郡西，然后乃出龙门，而又南流至于华阴。故《吕览》说：龙门未开，河出孟门东大溢，是谓洪水。禹凿龙门，始南流也。自龙门至潼关与渭合，至巩与洛合，而伊、洛、瀍、涧四水合流，所谓「伊、洛、瀍、涧既入于河」也。与济合成皋，与沁合武德，乃道黎阳、钜鹿而北播为九河，所谓徒骇、太史、马颊、覆釜、胡苏、简洁、钩盘、鬲津者也。此九河者废滋久，独汉成帝时许商上书言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远百里，后世因谓许商言三河三县，则徒骇在成平，胡苏在东光，鬲津在鬲县可知。以《尔雅》之次考焉，则徒骇最北，鬲津最南，而六枝者包其间。然郑康成谓九河，齐桓公塞之，同为一河，齐居东，信如康成言，塞其八枝以拓地，则自桓公而来，河所行盖独徒骇矣。而太史公、班固又皆称禹，以谓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一贝丘，一漯川。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于大陆，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勃海。二渠于《禹贡》无见，不知太史公、班固何从言之？「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岛夷，海曲；碣石，海畔山。夹山之右，溯而入河，以达冀州，则禹时河入海盖在碣石也。《地理志》：碣石在北平骊城县西南。计勃海北距碣石五百馀里，而河入勃海，盖汉武帝元光三年，河徙东郡所更注也。而言禹时河入勃海，何哉？周定王五年，河始徙，见于《周谱》，班固言之。又秦攻魏，决河灌其都，决处遂大，不可复补。去古逾远，移徙难得而考，而言禹酾二渠，又何哉？《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历三代无患以此。自荥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济、汝、淮、泗会于楚。而禹功既微，齐与赵、魏因河为境，而堤防寖兴，弛障谷之禁，以邻国为壑，凿一孔，开百窍，如瓮敝漏，渐以不补，则后世河数为败，非天时也。汉而下，井源益烦，以漕以溉，甘利而昧害。东汇西引，河用屡窘，使不得一日安流，则狂怒衍溢，亦固其理。摭其著者言之：武帝时，郑当时引渭穿渠，起长安，旁南山下至河；番系引河溉汾阴蒲坂下。自是之后，朔方、西河、河西、酒泉皆引河及川谷以溉矣。宣帝地节中，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复穿渠直东。魏正始中，亦穿广漕渠，引河入汴。晋太始中，亦凿陕南山，决河注洛。隋仁寿中，亦堑自龙门厎临清关度河。大业中，复开通济渠、永济渠，以引谷、洛、沁水。开元中，避三门之峻，亦北凿石渠至它川谷，颇引以溉漕。而乱水之理，助河为败者往往而有。始自汉兴三十有九年，孝文时决酸枣，东溃金堤。于时东郡虽大兴卒塞之，而河之为患，因浸寻滋甚。元光中，徙顿丘，东南注勃海，决瓠子，东南注钜野。元封中，决馆陶，分为屯氏河。永光中，决清河灵鸣犊口。建始中，决馆陶、东郡金堤，又决平原，入济南、千乘。建国三年，决魏郡。贞观中，坏陕州河北县，毁河阳中潬。开元中，决博州、棣州。大和中，决棣州。开成中，决郑滑。乾宁中，圮滑州。其馀堤防人力所不备，若大雨霖，漂坏郡县，病人民，至不可胜纪。陵夷五代，以迄宋兴，岁屡败，其患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战国及秦，用兵不遑暇事河。而元光中，再决二十馀年，比塞辄复圮，兴役最大，《瓠子之歌》，其词哀焉。今考之武帝时至于王莽，言河利害，大概十五家。其言非忠而近似者一，其甚疏者一，其不切者一，其害焉者一，其一时或利或害者二，其可行无害者十。而十者之论，其详者曰贾氏。窃以谓汉治河尽此，故备论之。始决瓠子，田鼢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决而南，则鄃无水灾，言于上曰：「江河之决皆天事，未易以人力彊塞之」。鼢要以为食鄃计，无意国事，而其言「未易以人力彊塞者」良可用。此言非忠而近似者一也。齐人延年言：「河出昆崙，经中国，注勃海，此其地势西北高而东南下也。可按地图，开大河上领，出之胡中，如此则关东长无水灾，北边不忧匈奴」。延年议闳大，然归于狂悖，且有天地则有此河，其行流有域，禹不能改，而延年欲改之，此甚疏者一也。谷永言：「河，中国之经渎，圣王兴则出图书，王道废则竭绝。今溃溢横流、漂没陵阜，异之大者也。修政以应之，灾变自除」。王者孰不欲奉天理物？然天时人事，其应岂皆若符节？尧犹有九年之患，禹犹有四载之勤，尧禹岂不知修政以应之哉？此不切者一也。杨焉言：「从河上下，患厎柱隘，可镌广之」。上从其言，镌之裁没水中，不能去，而令水益湍怒，为害甚于故。是岁渤海、清河、信都灌县邑三十一。禹治水盖亦凿龙门，披山通道，至不可胜言。厎柱岂不可镌？而焉无其术，故壅阏为败。此害焉者一也。郭昌使行河，北曲三所，水流之势皆斜直贝丘，恐水盛，堤防不能禦，乃更穿渠直东，民便安之。后三岁，河水更从故第二曲间复斜直贝丘，百姓寒心。孙禁以谓「可决平原金堤间，通大河，令入故笃马河。至海五百馀里，水道浚利，又乾三郡水地，得美田，省吏卒治堤救水」。二者其言异，而大概利害杂，故为说同。郭昌渠始通利，后不便，较然可知。笃马河在九河南，失水之迹，然以舒民财力为便。此或利或害者二也。自昔之患，以故道之湮，与堤防揵菑，与河争胜负，故凡言分河救水怒，与观水势复禹之旧、无与水争地者，其言皆可用，无害。冯逡为清河都尉，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轻脆易伤，顷所以阔无大害者，以屯氏河通两川，分为流也。今独一川兼受数河之任，虽高增堤防，终不能泄。屯氏河新绝未久，又其口所居高，于以分杀水势，道里便宜，可复浚，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北决所为，东北经魏郡、信都、渤海入海，盖近禹故道。会许商白不用，后果复决馆陶。李寻、解光言：「阴气盛，则水为之长，故一日之间昼减夜增，江河满溢。所谓水不润下，虽常于卑下之地，犹日月变见于朔望，明天道有因而作也。可且勿塞，以观水势。河欲居之，当稍自成川，跳出沙土，然后顺天心而图之，必有成功，而用财力寡」。寻、光要近于阴阳之学，而其言「观水势所欲居则易为功」，岂可易哉！张戎言：「河水重浊，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今民皆引河、渭山川水以溉田。春夏乾燥，少水时也，故使河流迟，贮淤而稍浅，雨多水暴至，则溢决。而国家数堤塞之，稍益高于平地，犹筑垣而居水也。可各顺从其性，勿复灌溉，则百川流行，水道自利矣」。灌溉有不应导而导，堤防有不应塞而塞，戎之言可谓近古。许商说：「古记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中。自鬲津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今河虽数移徙，不离此域」。商明算计，能商功利，且当是时，三河者庶计可索，惜乎其事不究也。韩牧以谓：「可略于《禹贡》九河处穿之，纵不能为九，但为四五，宜有益」。王横言：「河入勃海，勃海地高于韩牧所欲穿处。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矣。禹之行河水，本随西山下东北去。《周谱》云定王五年河徙，则今所行非禹之所穿也。使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乃无水灾」。牧、横亦皆欲求禹之旧，求禹之旧固无不可，而岁久难识。迄于今，河移徙无常处。自冯逡、李寻、解光、张戎、许商、韩牧、王横七人，虽议各不同，而要之逡欲杀水怒，寻、光欲观水势，戎欲顺水之性，商、牧欲求禹之迹，横欲使缘西山东北入海，故其言皆近。而横与平当、关并、贾氏之上策，不独在汉，事虽施之方今，大较不能改也。平当言：「九河皆填灭，按经义治水，有决河深川，而无堤防壅塞之文。河从魏郡以东北多溢决，水迹难以分明，宜博求能浚川疏河者」。夫决百川距海，浚圳浍距川，见于《书》。且水因地以制流，故在《易》：「地上有水，比」。水行地上，乃有堤防，堤防之法为不得已。平当可谓能知经矣。关并：「河决率尝于平原、东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恶。闻禹治河时，本空此地，以谓水猥盛则放溢，少稍自索，虽时异处，犹不能离此。上古难识，近察秦汉以来，河决曹、卫之域，其南北不过百八十里者，皆空此地，勿以为官亭民舍而已」。夫水所欲居，人固不能夺，始宅之，河又荡去。岁如是，曾不爱，独爱百八十里哉？关并可谓能知务矣。至贾氏之上策，不欲与水争地，盖与平当、关并之论合。其言曰：「古者立国居民、疆理土地，必遗川泽之分，度水势所不及，使秋水多，得有所休息，左右游波宽缓而不迫。夫土之有川，犹人之有口也。治土而防其川，犹止儿啼而塞其口，岂不遽止，然其死可立而待也。故曰：『善为川者，决之使道；善为民者，宣之使言』。盖堤防之作，近起战国。齐与赵、魏，以河为境。齐作堤，去河二十五里；赵、魏亦为堤防，去河二十五里。虽非其正，水尚有所游荡。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迫隘如此，不得安息。今行上策，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期月而定。且以大汉方制万里，岂其与水争咫尺之地哉！此功一立，河定民安，千载无患，故谓之上策」。自禹迹废，由汉至宋兴，千有馀年。河决自黎阳而下，远者数百里，近者数十里间耳。故贾氏言「徙冀州之民当水冲者，决黎阳遮害亭，放河使北入海。西薄太山，东薄金堤，势不能远泛」。以今形势所直考之犹是。窃以谓贾氏之策，不独在汉，事虽施诸方今，为久远虑，不能加者如此。至难者曰：「若如此，败坏城郭、田庐、冢墓以万数，百姓怨恨」。盖贾氏亦能言矣。以禹治水，山陵当路者毁之，故凿龙门、辟伊阙、折厎柱、破碣石，堕断天地之性，至城郭、田庐、冢墓，此乃人功所造，何足言也？又以谓濒河十郡，治堤岁费且万万，及其大决，所残无数。如出数年治河之费，以业所徙之民，宜亦便利。自冯逡至贾氏十家，考之汉事与方今，其言皆可行而无害。然即目前之安，舒岁月之力，则诸家者皆能道。若夫始难而终易，暂劳而永逸，则王横、贾氏西山、黎阳之议，于今犹上策。至贾氏中策，言多穿漕渠，下策言堤防，盖无足道者。昔晁错议削六国，天下皆曰晁错愚，然汉卒无祸，赖错发之。夫必有大害，然后有大利，西山、黎阳何以异此？虽然，此可谓智者道，难为流俗言也。晋魏迄唐至五季，言水利者不乏无著见者，独唐贾耽尝绘布陇西，且载河所经受，为图上之，亦不及治河也。祖宗深悯河患，治遥堤，置使，置判官，开分水河为斗门，开减水河，在乾德二年、三年，太平兴国七年，淳化四年，景德四年，其事详于国史。而开宝五年诏：「澶、卫数州，霖雨荐降，洪河为患。每阅《夏书》所载，但言导河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小以妨大，私而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未弭。凡缙绅多士、草泽之伦，有素习河渠之书，深知疏导之策，若为经久，可免重劳，并诣阙上书，附驿以闻」。深惟开宝诏书最为近古，圣谋远览，虑河之意，尤出上策，而天下未有应者。岂所谓为政善，因祸而成福、转败而为功，若管仲才者世固鲜哉？其后，景德中，李垂上《导河书》，言今魏县之左，河势东折，不如《书》说，北至于大陆，又亡其迹，盖周末失道，为衡、漳所湮矣。而《汉志》，禹所酾二渠，曰东为漯川者，乃今泉源赤河；曰北出贝丘者，乃今王莽故渎。而汉塞宣房所行二渠，盖独漯川。其一则汉决之，起观城，入蒲台，所谓武河者也。贝丘，王莽时既空，而澶、滑比多坏者，以地平不固。故欲河出大伾、上防、太行三山之间，起大伾西南八十馀里曹魏所开枋头河之东，引河北行微东，挟御河通王莽故渎。北经清丰、大名之西，历洹水东、馆陶南，而北合赤河，以通于海。起大伾、合赤河，盖五百七十里，两厓倍之，为一千一百四十里，去冈麓古障八百四十里，治新防三百里。为用力寡，大概近汉王横欲缘西山足乘高地而东北入海者。其说九河故迹，皆在平原而下，独简河亡，则与许商、王横之说异。然垂之议，以谓河患率在澶、滑，未至九河则已决矣，九河奚利哉？又欲自白马派河为六，以助杀水怒，则与贾氏议多穿漕渠者颇类。事下任中正等，中正等言：「垂所述自禹至汉河所流行，甚详，其言起白马派为六者，河湍激，难制其势，或合而一，恐不能各从所导。借使必为六，是有六河口也，堤防之功为难」。于是垂议寝。后用事者，往往言水利，以其无大改，更不皆载，独载孙民先奏。民先奏曰：「窃观旧河，两厓间相去数十里，而河流常薄西岸，以此知东地形高而河欲西迁之验也。今魏、恩、冀之西，相、邢、洛之东，皆古陂地斥卤，东西二三十里，南北数百里，其西薄西山，其东薄金堤，其中地形下隐如故渠。比河决，及御河、漳水溢，皆合流其间，以谓是盖降水大陆故迹，可决王供水冲，使河行此地，过乾宁，合独流口以入于海」。民先议河，大较与李垂不异，世多言垂、民先议为近。又比岁卒溃小吴，而澶渊东故渠遂竭，河果自清丰、大名西派为三、四，乃东北注，髣髴如垂、民先所欲导云。至汉王延世之徒事塞河，三旬立塞，世皆以为才，窃谓犹救火家以焦头烂额见客者，故不记。与夫计向背、度缓急，版筑茭薪、水工河卒，岁储月积、增卑倍薄，凡河之近务，则有司存。

河自西出而南，又东折，然后北注于海。当禹之行水，功之所施者最多，自大伾而北，既酾为二，至大陆又播为九，然后为逆河，以与海属，非屡散裂而顺导之，莫能为功。盖其难如此，故历三代千有馀年，无河患者，以禹故迹未尝变也。至周定王之时，禹迹遂改，故河之为败自此始。自是之后，言治河者尤众。有欲索故迹而穿之，许商、解光之说是也。有欲出之胡中，齐人延年之说是也。有以为天事可勿理者，田鼢、谷永之说是也。有以为宜空水冲以纵其决，穿漕渠以通其势者，关并、贾让之说是也。有以为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行者，张戎之说是也。有以为宜徙之宽平者，王横之说是也。有以为宜计为堤防，又以为堤防非古义者，王延世、平当之说是也。凡此数者，各乖异。总之，堤防之起自战国，西汉以来，筑作者辄复败，故务壅塞居水者，最闇于用，而复二渠，则水之害去，绝屯氏之河，则害作，故言河宜散裂、仿于禹迹是当。盛宋之隆，河数为败。兴国之间，房村之决为甚。当此之时，劳十万之众，然后复理。天子为赋诗比《瓠子之歌》，属者虽有商胡之忧，非曩时比也，然天子大臣讲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既以为堤防壅塞闇于用，仿禹之迹为可，然水之为迹，难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详，固难以臆见决策举事也。宜博求能疏川浚河者，与之虑定，然后施功，则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绩矣。

知今者莫若考古，知古者莫若师经。经者，万世之法也。自教学废而经术不盛行于天下，言理者舍经而各师其意，此后世之患也。若治水之说亦有焉，昔是之时，水害遍于中国，尧能得禹之材而属任之，禹能知水之性而顺导之，然后水之害熄。其法之可见者，《禹贡》是也。自禹功立而更三代千有馀年无水害。周定王之时，河始徙禹之迹，自此水之为中国害者特河耳。汉以来言治河者众矣。齐人延年则以谓宜出之匈奴。许商、韩牧则以谓宜复其故道。田鼢、谷永则以谓宜属之天事。关并、贾让则以谓宜弃水冲之地以肆其行，穿溉漕之渠以短其势。王横则以谓宜徙之宽平。王延则以谓宜为堤防。平当则以谓堤防不可以为固。张戎则以谓宜弛灌溉之防，使水得自去。数说者各异，然未尝知图患者莫若究其原，究原者莫若求之经，求经者莫若《禹贡》之可信，而各率私意，次进其说，故考之而无本，推之而难行，此舍经之害也。方汉之时，经术虽不盛行于天下，然学经者犹不尽废，而害已然。至今千有馀年，言经者益少矣，决事者用私见耳。故明策以谓《禹贡》之学久废，而以访问于学者，此可谓于千载之论中其所大蔽，当今之务明其所大本也。夫《书》称五行，水曰润下，则就下者水之性也。禹知其然而治之，欲使顺其归。盖地之形，雍州高而兖、冀下，故其有事也，始兖、冀而终于雍，此高下先后之异也。天下至广，百川至众矣，使小水皆致其力，则功有所不逮而日有所不给也。故治江之道，使之顺则河、潜皆得合而行；治河之道，使之顺则漳、滏皆得附而泄。它水皆然。故用力少而败功多，用日近而见效远。故所谓治其大而小者从之，能知其要者也。曰江、曰淮、曰河、曰济，经渎之所最大而施功之所最多，此其名之尤章章可见者也。计其力则州十有二师，九州当二十七万人，计其日则四年而毕，此用力多少之数也。夫禹之于水，知其地形高下、所治先后，又知其法之要，又能审其名，揆其功，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此所以能去水之败也。宋兴，百川循道，为败者不过于河，兴国之间防村之决为尤甚。当此之时，劳十万之众，然后复理，天子为赋诗比《瓠子》之歌。今横胡、商胡再决，自天子大臣谋救讲利害之勤矣，明策访《禹贡》之法于学者，必将要之可行。夫古今之变虽殊然也，形之高下不易，至于明其所治之先后小大与其法之要，而辨其名、审其用人之多少，定计于此，然后施功于彼，则禹之迹有不得尽循，禹之法有不得而改也，在详酌而法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