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军师陵树亭侯荀攸、前军师东武亭侯钟繇、左军师凉茂、右军师毛玠、平虏将军华乡侯刘勋、建武将军清苑亭侯刘若、伏波将军高安侯夏侯惇、扬武将军都亭侯王忠、奋威将军乐乡侯刘展、建忠将军昌乡亭侯鲜于辅、奋武将军安国亭侯程昱、太中大夫都乡侯贾诩、军师祭酒千秋亭侯董昭、都亭侯薛洪、南乡亭侯董蒙、关内侯王粲、传异、祭酒王选、袁涣、王朗、张承、任藩、杜袭、中护军国明亭侯曹洪、中领军万岁亭侯韩浩、行骁骑将军安平亭侯曹仁、领护军将军王图、长史万潜、谢奂、袁霸等劝进曰：

「自古三代，胙臣以土，受命中兴，封秩辅佐，皆所以褒功赏德，为国藩卫也。往者天下崩乱，群凶豪起，颠越跋扈之险，不可忍言，明公奋身出命，以徇其难，诛二袁篡盗之逆，灭黄巾贼乱之类，殄夷首逆，芟拨荒秽，沐浴霜露二十馀年，书契以来，未有若此功者。昔周公承文、武之迹，受已成之业，高枕墨笔，拱揖群后，商奄之勤，不过二年，吕望因三分有二之形，据八百诸侯之势，暂把旄钺，一时指麾，然皆大启土宇，跨州兼国。周公八子，并为侯伯，白牡骍刚，郊祀天地，典策备物，拟则王室，荣章宠盛，如此之弘也。逮至汉兴，佐命之臣，张耳、吴芮，其功至薄，亦连城开地，南面称孤。此皆明君达主行之于上，贤臣圣宰受之于下，三代令典，汉帝明制。今比劳则周、吕逸，计功则张、吴微，论制则齐、鲁重，言地则长沙多，然则魏国之封，九锡之荣，况于旧赏，犹怀玉而被褐也。且列侯诸将。幸攀龙骥，得窃微劳，佩紫怀黄，盖以百数，亦将因此传之万世，而明公独辞赏于上，将使其下怀不自安，上违圣朝欢心，下失冠带至望，忘辅弼之大业，信匹夫之细行，攸等所大惧也（《魏志·武帝纪》注引《魏书》）」。

咸淳三年，令吴由率同寓杨公、邑庠诸生，以十月十六日己巳，祭许公于庙，盖公尽节之日也。曰，闻之夫子曰：齐景公有马千驷，死之日民无德而称焉；伯夷、叔齐饿于首阳之下，民到于今称之。富贵无能，磨灭难纪，惟忠义之士，百世之下闻其风者，莫不兴起，人心所同也。唐安史之乱，窜身奉贼者何可胜计，屹然砥柱于大河南北，惟平原与睢阳耳。卒之捍蔽江淮，以济中兴，实维睢阳死守之力。太守许公，兹邑人也。始与城父令姚公决固守之谋，终与张都督、南开府、雷将军诸公尽效死之节，盖与此城相为始终存亡者。孤忠伟绩，天下后世所同欷歔叹息，况父母之邦乎！邑有庙，奉五公暨诸将，岁时惟谨，独于尽节之日未有表而出之者。由幼读书而知有睢阳战守之烈，兹试令，而获在武原忠义之乡，私窃以为荣幸。因与邑寓杨君订之旧史，质之《通鉴》，参之长历，夫然后知睢阳之陷于孟冬之九日，后七日而许竟以不屈死，辄于是日载举祀事于庙庭之下，以补旧典之缺，以慰邦人之思。呜呼！士之舍生取义，义重于泰山，死有轻于鸿毛。彼其见之明、断之果、守之固，此心所存，知有主耳国耳，身且不暇顾，况暇计其时与日乎！史册之可稽，时日之不泯，天所以彰忠义之迹，使来者因得以致其哀慕景仰，而感发其忠义同然之心也。居是邦而想公之所由生，拊是日而思公之所以死，伟哉烈丈夫，视世之虚生浪死与草木同腐者，果何如哉！维时霜露凄凄，木落草衰，百拜英风，奠此一卮，焄蒿悽怆，如或见之。千载辽鹤，能不一归以惠顾乡井之群黎云。

夫为国制法，勋尚仍旧，汉晋故事，惟太尉、大司马执兵，太傅、太保父兄之官，论道之职，司空司徒，掌五教九土之差。秦置丞相，总领万机。汉武之末，越以大将军统政。今国业初建，凡百未备，诸公大将，班位有差，降而竞请施置，不与典故相应，宜立制度，以为楷式（《晋书·载纪·李雄传》，又见《十六国春秋》八十。）。

炎汉中兴，龙飞白水。戎车四征，英雄竞起。或奋身于行伍之下，或效用于义旗之始。荡平寇难，克复洪业，功书旂常，宠列茅土。永平之际，图形于南宫云台者二十有八人焉。邓禹授西讨之略，岑彭建南征之效；吴汉勇挚有谋，隐若敌国之势；贾复方直多计，而少方面之勋；寇恂之居河内，冯异之守洛阳，轮挽折冲，并茂能绩。若陈俊定太山而破张步，耿弇走延岑而扱临淄，王霸之颇识兵事，祭遵之选用儒雅，任光迎车驾而展用，马成筑亭障而厎绩，杜茂之破卢芳，朱祐之降秦丰，景丹之残五校，邳彤之屠邯郸，耿纯之克赤眉，铫期之胜青犊，马武之力战无前，盖延之梯城破敌，功效尺寸，竞为忠良。若李忠疏财而受赐，臧宫执朴而见亲，王梁应符而被衮，刘植谈说而受封，坚镡傅俊之徒，刘隆万修之辈，事迹罕著，其名不远，然皆一时英勇之士也，而有遭会焉。夫汉氏之兴也，高祖因秦之弊，提三尺剑而有天下，宽令善教，以怀民心。三七厄会，大盗移国。民思汉德，如涸望雨。世祖因民之情，崛起南阳。诸将攀龙鳞，附凤翼，因日月之光，仗大顺之义，故竞有攻城野战之略，而成中兴际会之事。若考其隆杀，定其等差，据其所同而稽其所异，度其所起而观其所立，则有先后矣。夫德行宠位，归于邓禹，功业之际，则又殊焉，史氏言之，其详尚矣。曰中兴将帅，立功名者多矣。唯岑彭、冯异建方面之号，函谷以西，方城以南，二将之功实为大矣。若冯贾之不伐，岑公之义信难矣。夫言功者莫大于方面，居勋贵者莫善于不伐，临事者莫重于义信。以是观之，二帅之功可以冠夫四七之列矣。

周公，圣人之治者也，后王不能举，则仲尼述之，而周公之道明。仲尼，圣人之备者也，后儒不能达，则孟轲尊之，而仲尼之道明。文中子，圣人之修者也，孟轲之徒欤，非诸子流矣。盖万章、公孙丑不能极师之奥，尽录其言，故孟氏章句略而多阙；房杜诸公不能臻师之美，大宣其教，故王氏续经抑而不振。《中说》者，子之门人对问之书也，薛收、姚义集而名之。唐太宗贞观初，精修治具，文经武略，高出近古。若房、杜、李、魏、二温、王、陈辈，迭为将相，实永三百年之业，斯门人之功过半矣。贞观二年，御史大夫杜淹始序《中说》及《文中子世家》，未及进用，为长孙无忌所抑，而淹寻卒，故王氏经书散在诸孤之家，代莫得闻焉。二十三年，太宗没，子之门人尽矣，惟福畤兄弟福畤（文中子幼子。），传授《中说》于仲父凝，始为十卷。今世所传本文多残缺，误以杜淹所撰《世家》为《中说》之序（杜贞观三年卒，今世所传本乃贞观二十三年序。），又福畤于仲父凝得《关子明传》，凝因言关氏卜筮之验，且记房、魏与太宗论道之美，亦非《中说》后序也，盖同藏缃帙，卷目相乱，遂误为序焉。逸家藏古编，尤得精备，亦列十篇，实无二序。以意详测，《文中子世家》乃杜淹授与尚书陈叔达，编诸《隋书》而亡矣（叔达依迁史入《隋书》，今亡。）。关子明事具于裴晞《先贤传》，今亦无存。故王氏诸孤痛其将坠也，因附于《中说》两间，且曰：「同志沦殂，帝阍悠邈，文中子之教郁而不行，吁，可悲矣」。此有以知杜淹见抑而续经不传，诸王自悲而遗事必录，后人责房魏不能扬师之道，亦有由焉。夫道之深者，固当年不能穷；功之远者，必异代而后显。方当圣时，人文复古，则周孔至治大备，得以隆之。昔荀卿、扬雄二书，尚有韩愈、柳宗元删定，李轨、杨倞注释，况文中子非荀、扬比也，岂学者不能伸之乎！是用覃研蕴奥，引质同异，为之注解，以翼斯文。夫前圣为后圣之备，古文乃今文之修，未有离圣而异驱，捐古而近习，而能格于治者也。皇宋御天下，尊儒尚文，道大淳矣，修王削霸，政无杂矣，抑又跨唐之盛，而使文中之徒遇焉。彼韩愈氏力排异端，儒之功者也，故称「孟子能拒杨墨，而功不在禹下」。孟轲氏儒之道者也，故称颜回，谓与禹、稷同道。愈不称文中子，其先功而后道欤，犹文中子不称孟轲，道存而功在其中矣。唐末司空图嗟功废道衰，乃明文中子圣矣。五季经乱，逮乎削平，则柳仲涂宗之于前，孙汉公广之于后，皆云圣人也，然未及盛行其教。噫，知天之高，必辩其所以高也。子之道其天乎，天道则简而功密矣。门人对问如日星丽焉，虽环周万变，不出乎天中。今推策揆影，庶髣髴其端乎。大哉，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象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不扃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之大略也。《中说》者如是而已。李靖问圣人之道，子曰：「无所由，亦不至于彼」。又问彼之说，曰：「彼道之方也，必也无至乎」。魏徵问圣人忧疑，子曰：「天下皆忧疑，吾独不忧疑乎」！退谓董常曰：「乐天知命，吾何忧？穷理尽性，吾何疑」？举是深趣，可以类知焉。或有执文昧理，以模范《论语》为病，此皮肤之见，非心解也。逸才微志勤，曷究其极，中存疑阙，庸俟后贤，仍其旧篇，分为十卷。谨序。

问：历代屯田皆有成绩，今日兼行官庄募民之法，得不偿失，何也？意欲兵民乐业，耕战并修，以省大费，其亦有术乎？

对：夷狄强盛不足忧，兵农未一深可虑。中国禦戎，自有常道。贪欲徼求，是赂之而已；侮嫚骄倨，是容之而已；背约盗边，是备之而已；深入为寇，是驱之而已。主诚有道，将诚有能，法令诚行，赏罚诚信，兵甲诚足，士卒诚练，加之以天时，因之以地利，犬羊虽聚，其若我何？此常人之所甚惧而君子以为不足忧也。彼以其众，我以其寡，故战常患乎不胜；生之者寡，食之者众，故用常患乎不足。少发则有济师之请，多募则有乏食之虞，锋镝未交而战士之气慑于强敌，疆埸未固而齐民之力匮于久饷，将帅畏缩以失机会，官吏趣办以苟目前，日甚一日，虽有智者，将不能善其后，此不亦深可虑乎？知其深可虑而无以救之，使不足忧者遂至于可忧，则亦何取于善谋哉！然兵农之分久矣，虽尧、舜复生，井田之法亦未易于遽复，于其未易复之中求其粗可复之术，无出于屯田而已。募民徙边，居室田作，因以备胡，晁错之议也，文帝行之而边备以修。步兵留田，得十二利以省大费，赵充国之策也，宣帝从之而先零以降。二者虽非井田之法，而耕战并修，实有古人之遗意。此诚安边制敌之长算，后世之不可易者也。故汉之西域、魏之许下、唐之振武，皆仿错之议而行之也；杜茂之于广武、邓艾之于淮南、荀羡之于石鳖，皆述充国之策而为之也。彼其行之一时而成效昭然著于史策，何独至于今日而不可行哉！国家自中兴以来，计司议臣屡尝及此，而皇华之遣，以讲求规画为名者亦至于再三矣。既立官庄之法，又下募民之令，累年于兹而功效未见，岂独时变之不同，实亦讲之未悉而行之未诚耳。议者皆谓兵农之分莫甚于本朝，盖自有唐方镇以来，迄于今日几四百年矣，为农者力耕以养兵，为兵者捍患以卫农，各安其事，各享其利，吾将一旦合而同之，屈其果敢强力跅弛不羁之气，以俯首于耒耜之间，驱其安居乐业畏懦无能之众，以从事于横尸之地，是强其所不能也，几何而不骇且乱乎？为是说者，是知时变而未达于人情者也。人情虽有恶劳之心，亦必有趋利之心，虽有畏死之心，亦必有自保之心，因其情而利导之，若水之于下，未有不趋者也。且兵之骄而难制，孰有甚于唐永泰之后？自德宗时，屯兵在关中者十七万，经费不充，德宗议减之，李泌独曰：「诚用臣言，可不减戍卒，不烦百姓，粮食皆足，府兵亦成」。究其策非有他也，出缯帛市耕牛，命官铸农器，籴麦种，募戍卒愿耕者给贷之，须熟则倍偿其种而增价以籴其馀，俟其安土则徙置其家，而以田为永业，此亦不出乎因人情而利之耳，令一下而愿耕者十五六，孰谓今日之兵而不可使耕乎？秦之遣戍也，皆谪而往，民之行者如坐弃市。及晁错之募人也，诱之以赎罪，劝之以赐爵，安之以室家，联之以保伍，为之城郭之固，设之赏募之利，以至中周虎落、蔺石渠答之备，委曲周密，使民乐徙而有常居之心，文帝从之，盖未闻有一毫之害也。岂秦之民异乎汉之民哉，亦避害就利而已，孰谓今日之民而不可使守乎？兵可使耕，民可使守，而吾之屯田未获其利，盍亦深究其情而为之计乎？盖自古养兵未有厚于今日者，平居无事，列营于都会之地，奇技淫巧萃于目前，皆足以荡其心而惰其志，孰肯服田力穑于南亩之间？故官庄之设，类为虚文，募人以耕，得不偿失，无足怪也。朝廷募民以垦閒田，其给复有限，彼力足以耕者，无非江南之富人也，输期将及，则舍而之他，既无租赋之入，徒有招徕之费，其无益于军储，亦不足怪也。为今之许，莫若募出戍之卒而使之耕，立力田之科以为劝，则实利兴而边储足矣。盖出戍之卒与安居者劳逸苦乐，实相倍蓰，习于劳则不惮于耕，乏于用则易诱以利，善新募者以劝其来，则翕然而趋之矣。有力之氓能垦辟者，命之以官，为之等级，以俟其增广，则土著之法可以渐行，而无业之民从之若流水矣。二者人情之自然，不待强而从者也。虽然，无以率之则戍卒未易募，无以保之则富民未易劝也。将者，士卒之表率，将之所为，则不令而自从，将所不为，则虽令而不从，今使仗旄钺者燕安自居，而使士卒兼耕战之劳，则虽严刑驱之，适足召乱而已。昔晋扶风王骏之镇关中也，督劝桑农，与士卒分役，以及僚佐并将帅兵士等，人垦田十亩，是以恩威并著，羌虏降附。郭子仪之镇河中也，以军食常乏，乃自耕百亩，将校以是为差，于是士卒不劝而耕，是岁河中野无旷土，兵有馀粮。且以贵如扶风、勋如子仪尚欲以身率之，况势位功名之下此者。吾之将帅，诚能上体朝廷之德意，远追古人之高风，载耒耜于轺轩，衣皮裤于荆棘，弃去蒲博而力作之是务，不好音乐而麦茧之为善，使吾三军之士听唱而应，欣然乐而从之，虽欲不率，其能自容于众乎？议者见赵充国之于临羌，与羊叔子之于襄阳，屯田积谷，坐制强敌，皆知屯田之为大利，而不知其有所因也。夫临敌境而屯田，至难之事也。吴人大佃皖城，稻田四千馀顷，积谷至八百万斛，王浑使应绰攻之，仓廪舟船一旦而尽，士之死者五千馀人；祖逖之佃于谯北也，熟则寇至，丁壮战于外，老弱穫于内，多持炬火，急则焚烧，如是数年，亦终不得其利。逖犹若此，而况他人乎？是故湟中之战不捷，则充国之骑兵必不可罢；石城之戍不撤，则叔子之逻卒必不可灭。否则，虽欲驱而治田，适足资盗粮耳。今吾沿江之城池荒圮，戍卒单露，彼民愚而至神，虽有重赏之劝，亦未肯自取于危难之地也。况长淮之流，经冬浅涸，可涉之处，无虑数十，胡骑迅疾，去来如风，聚众积粮，以速寇至，亦未为国之利也。莫若命将帅牧守行视地形，度湖山之险可以阻固者，募新民居之，因立城堡，毋下千家，使寇之轻兵未易侵掠，而来耕者有利无害，然后劝谕之术可得而施矣。二说诚行，则军民之愿耕者众，夫然后古人之良法皆可次第而举也。田事出赋，人二十亩以均力役；发骑就草，为佃者游兵，以防抄寇；相土处民，计民置吏，以尽损益之宜；令诸典农毋得以商事杂乱，以专耕桑之务；教人挽，以济耕牛之乏；兴炉󷀏，以便铸器之用，皆可次第施行，以助于屯田者也。迟之累年，兵有积粟之利，民有安土之心，因其农隙，习之武事，举长淮之南皆府兵也，何忧乎边备，何患乎外寇哉！然犹有可虑者，军民之不相安，而强敌之不乐于我也。昔诸葛孔明以馈运数绝，使己志不遂，故其出斜谷也，分兵屯田，为久驻之计，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百姓安堵，军无私焉。夫孔明田于敌国之境，司马懿以十倍之众惕息而不敢动，军民杂处，又无秋毫之犯，果何术以致之？以其威名著而纪律明也。今吾之军政与诸将之威望，诚未可以比方古人，则借民以耕，以瘠地易上地，或未免于唐人之患，而先劫佃兵，恐反堕于鲜卑之谋也。然而军之纪律，治之在我，诚择近臣之有方略素为诸将所严惮者，以兼董其事，又选宽和通敏之材以为守令，使与将帅同心协力以调辑之，亦无患乎兵之扰民矣。至于敌人之情，则在庙算有以制之，非将帅攻守之所能独为也。昔勾践之图吴，身自耕，夫人自织，以率民于内，卑辞厚礼，重赂行间，以玩敌于外，及其生聚之既蕃，教训之既熟，不二十年而吴为沼矣。羊叔子亦然，反自江陵，专务信义，以怀邻人之心，而陆抗亦为之戢兵，故力耕之，卒坐收其利。夫勾践、叔子之心，岂真欲玩时而长寇哉，诚以自治之策非閒暇不可为耳。倘吾庙堂之上专行勾践之谋，边境之间兼用叔子之计，则不出数年，而兵食兼足矣。古人蓄积之丰，何足多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