敕：具官黄孝先早服秀科，荐署劳牒。向治郡狱，参饰吏文。讫无蔀丰，多所澄雪。使台陟状，铨簿类能。宜入替于理官，且申劝于公路。

天子之尊，下视民人远绝不比。然出政化，行德泽，使之速致而均被者，盖其所关行，有以始而终之者也。恶乎始？宰相以始之；恶乎终？县令以终之。辅相天子施政化德泽，自朝廷下四方，而止于县者，承其上之所施，然后周致于其民也。近天子莫如相，相必得贤，故能辅其政化德泽之施也。近民莫如令，令无良焉，虽政教之美、德泽之厚，而民莫由致之也。相近天子，而令近于民，其势固殊，然其相与贯连以为本末，是必动而相济者也。民知其所赖，而相休养以乐其生，唯令而已。令之于民，察其土风井闾，而别其善恶强弱、贫富勤惰、冤隐疾苦，以条辨而均治之，使咸得其平焉，令之责岂轻也哉？今之取令，率以岁年，不称其能否，是故天下之令有贤有不贤，天下之民有幸有不幸。必尔尽天下之令无有不贤，则尽天下之民亦无有不幸矣。子思黄君业儒，以才名于时。前此为狱官，涖囚必直其情，而未尝以色语威之。今之为县，从可知矣。故予序其行，既属子思以为令之重，而又庆咸阳之民之幸也。

庆历之初，边圉多事，生民被害。天子思得贤辅相以脩庶政，于是擢公宥密。公以暮年，当主知遇，与国谋论。念其自效莫如荐引才能，乃条当世士可以为时用者数十人上之。会朝廷适已拔任，除目既下，而公疏中姓名往往契合。有不悦公者乃訾曰：「上方用人，而辄荐引，是欲私自朋比也」。公不辨，而求士益切。既而作宰相。襄时为谏官，以亲求郡，得福州。将行，公又疏曰：「蔡襄愿少留之，不宜令远去」。公之同列曰：「彼求外补，而复留之，岂非朋比耶」？未几，公罢相知兖州，遂请老以归。天子思之，遣使存问。当时指以朋比者，不数年列台阁、参侍从，天下之论，益知公有大臣节，直己徇公，不恤于毁誉，不移于用舍也。昔公之存，襄未尝以不才累公为谢；今公之薨，可无言哉！呜呼！襄于公门，无有雅旧。一见加礼，公实我厚。系官南闽，哀诚莫究。侑奠以辞，永示于后。

天以一生水，地以六成之，一六合而水可见。虽有神禹，不能知其孰为一孰为六也。子思子曰：「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诚明合而道可见。虽有黄帝、孔丘，不能知其孰为诚孰为明也。佛者曰：「戒生定，定生慧」。慧独不生定乎？伶玄有言：「慧则通，通则流」。是乌知真慧哉？醉而狂，醒而止，慧之生定，通之不流也审矣。故夫有目而自行，则褰裳疾走，常得大道。无目而随人，则车输曳踵，常仆坑阱。慧之生定，速于定之生慧也。钱塘僧思聪，七岁善弹琴，十二舍琴而学书；书既工，十五舍书而学诗。诗有奇语，云烟葱胧，珠玑的砾，识者以为画师之流。聪又不已，遂读《华严》诸经，入法界海慧。今年二十有九，老师宿儒，皆敬爱之。秦少游取《楞严》文殊语，字之曰「闻复」。使聪日进不止，自闻思修以至于道，则《华严》法界海慧，尽为蘧庐，而况书、诗与琴乎！虽然，古之学道，无自虚空入者。轮扁斲轮，伛偻承蜩，茍可以发其巧智，物无陋者。聪若得道，琴与书皆与有力，诗其尤也。聪能如水镜以一含万，则书与诗当益奇。吾将观焉，以为聪得道浅深之候。

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至于诗亦然。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李、杜之后，诗人继作，虽间有远韵，而才不逮意，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澹泊，非馀子所及也。唐末司空图，崎岖兵乱之间，而诗文高雅，犹有承平之遗风。其论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盐、梅，而其美常在咸、酸之外」。盖自列其诗之有得于文字之表者二十四韵，恨当时不识其妙。予三复其言而悲之。闽人黄子思，庆历、皇祐间号能文者。予尝闻前辈诵其诗，每得佳句妙语，反复数四，乃识其所谓，信乎表圣之言，美在咸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予既与其子几道、其孙师是游，得窥其家集，而子思笃行高志，为吏有异材，见于墓志详矣，予不复论，独评其诗如此。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于为文，是以未尝立论也。所可得而言者，唯其归于至当，斯以为圣人而已矣。夫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议。此其不争为区区之论，以开是非之端，是以独得不废，以与天下后世为仁义礼乐之主。夫子既没，诸子之欲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为文，汲汲乎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馀不足数者纷纭于天下。嗟夫，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其私说以攻乎其外，天下方将惑之，而未知其所适从。奈何其弟子门人，又内自相攻而不决。千载之后，学者愈众，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欤？昔三子之争，起于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之性恶」。而扬子又曰：「人之性，善恶混」。孟子既已据其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于恶。人之性有善恶而已，二子既已据之，是以扬子亦不得不出于善恶混也。为论不求其精，而务以为异于人，则纷纷之说，未可以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尝言性也，盖亦尝言之矣，而未有必然之论也。孟子之所谓性善者，皆出于其师子思之书。子思之书，皆圣人之微言笃论，孟子得之而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为言之名，举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论，昭昭乎自以为的于天下，使天下之过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二子之为异论者，皆孟子之过也。若夫子思之论则不然，曰：「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圣人之道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妇之所能行，是以天下无不可学。而极乎圣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学者不知其所穷。夫如是，则恻隐足以为仁，而仁不止于恻隐；羞恶足以为义，而义不止于羞恶。此不亦孟子之所以为性善之论欤？子思论圣人之道出于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论天下之人皆可以行圣人之道。此无以异者。而子思取必于圣人之道，孟子取必于天下之人。故夫后世之异议皆出于孟子。而子思之论，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后知子思之善为论也。

毫末之木，有合抱之资，滥觞之水，有滔天之势，不可谓无是理也。理固有是，而物未必然。此众人之所以不信也。子思有言：「君子之道，始于夫妇之所能，其至也，虽圣人有不能」。故孟子曰：「人皆可以为尧舜」。人之能为尧舜，历千载而无有，故孟子之言，世未必信也。众人以迹求之，故未必信，君子以理推之，故知其有必然者矣。孔子曰：「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而《书》曰：「惟圣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圣」。此二言者，古今所不能一，而学者之所深疑也。请试论之。滥觞可以滔天，东海可以桑田，理有或然者。此狂圣念否之说也。江湖不可以徒涉，尺水不可以舟行，事有必然者。此愚智必然之辨也。夫言各有当也，达者不以失一害一，此之谓也。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之。使太甲粗可以不乱者，伊尹不废也。至于废，则其狂也审矣。然卒于为商宗。周公曰：「兹四人迪哲」。盖太甲与文王均焉。明皇开元之治，至于刑措，与夫三代何远。林甫之专，禄山之乱，民在涂炭，岂特狂者而已哉。由此观之，圣狂之相去，殆不容发矣。

东坡先生遂捐馆舍，岂独贤士大夫悲痛不能已，「人之云亡，邦国殄瘁」者也，可惜可惜！立朝堂堂，危言谠论，切于事理，岂复有之？然有自常州来，云东坡病亟时，索沐浴，改朝衣，谈笑而化，其胸中固无憾矣。所惜子由不得一见，又未得一还乡社，使后生瞻望此堂堂尔。欲作诗文道其意，亦未能成。秦少游没于藤州，传得自作祭文并诗，可为霣涕。如此奇才，今世不复有矣。所寄诗文，反覆读之，如对谈笑也。意所主张，甚近古人，但其波澜枝叶不若古人耳。意亦是读建安作者之诗，与渊明、子美所作，未入神尔。见东坡《书黄子思诗卷后》，论陶谢诗、钟王书，极有理，尝见之否？孙伯远善论文章之美恶，严君可长在笔下，公能致此二士馆之，当有得耳。

熹病老益衰，今年尤甚，亦理之常，无足怪者。况身外之悠悠，又可复置胸中耶？所恨闻道既晚而行之不力，上无以悟主听，下无以变时习，而使斯文蒙其黮闇，是则不能无愧于古人耳。所示二典说大概近似，目昏，尚未及细看。此中今年绝无来学者，只邵武一朋友，见编《书》说未备。近又遭丧，俟其稍定，当招来讲究，亦放《诗传》作一书。彼编所看后篇得接续寄来尤幸，恐当有所助耳。但三山林少颖说亦多可取，乃不见编入，何耶？李氏说为谁？其论「放勋」字义与林说正相似，又以「钦哉」为戒饬二女之词，则正与鄙意合也。盖「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皆尧语，其下云「釐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乃是史记。其下嫁二女于妫水而为妇于虞氏，于是尧戒以「钦哉」，正如所谓必敬必戒者，乃叙事之体也。自孔传便以「女于时」以下为史官所记，故失其指耳。诸诗亦佳，但此等亦是枉费功夫，不切自己底事。若论为学，治己治人，有多少事？至如天文地理、礼乐制度、军旅刑法，皆是著实有用之事业，无非自己本分内事。古人六艺之教，所以游其心者正在于此。其与玩意于空言，以校工拙于篇牍之间者，其损益相万万矣。若但以诗言之，则渊明所以为高，正在其超然自得，不费安排处，东坡乃欲篇篇句句依韵而和之，虽其高才，合揍得著，似不费力，然已失其自然之趣矣。况今又出其后，正使能因难而见奇，亦岂所以言诗也哉？东坡亦自晓此，观其所作《黄子思诗序》论李杜处，便自可见。但为才气所使，又颇要惊俗眼，所以不免为此俗下之计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