庭坚顿首。比多故，不得遣记。伏承手诲，审动止万福为慰。赐凤解包，不破岁例，极荷勤恳，谨奉启谢万一。庭坚顿首上君正提举防禦阁下。

皇太后侄、礼宾使、荣州刺史高公纪久疾在告，可罢勾当三司衙司，差提点崇先观，免日赴起居。

自贵有二：贵己之贵而无慕乎外，学者事也；贵己之贵而无志于世，隐者事也。无慕乎外可也，无志于世则亦隐而已矣。二五储精，人得其秀而最灵，是以贵乎物。然天能与人以此贵，而不能使人皆知自贵。知自贵者，其必由学乎？《中庸》之尊德性，尊此者也。孟子谓人人有贵于己，贵此者也。此学者贵己之贵，而加以学问存养之功，所以全其天也。人固贵乎物，而士君子复有学以自贵其道，夫然后在我者重而不为外诱所移。穷而独善其身，此贵也，达而得行其道，亦此贵也。处𤱶亩，在朝廷，素富贵，素贫贱，无入而不自得者，知自贵者也。若夫荷筱、长沮、接舆之伦，傲世放旷，自高其道，彼自以为贵，非圣门之所贵也。长芦高君正臣年盛气老，天资粹明，学问不倦，视荣进漠如也。尝采邵子歌诗以道自贵者而扁其居室，其立志可谓加于人一等矣，然愚也窃愿有谂焉。盖邵子之自贵即孟子之良贵，而亚圣大贤，出处殊致，学者不得不辨也。孟子以仁义忠信为天爵，公卿大夫为人爵，所以致严夫内外重轻之辨。而孟子辙环天下，应聘列国，初未尝以道自高，遂恝然忘情于斯世也。非仁义不谈，非尧舜不陈，合则留，否则去，孟子所以自贵其道者盖在此。而邵子生当太平盛世，君明臣良，朝无阙政，独高尚其事者，其志以为时可无仕焉耳。孟子志伊尹之志，邵子乐颜子之乐，一出一处，惟义所在。余所望于正臣，亦欲其有用于世，岂谓其遂可以隐乎！盖天者，理也。帝王盛时，命曰天命，禄曰天禄，职曰天职。皋、夔、稷、契，登庸在朝，伊、傅、周、召，左右厥辟，何莫非天之所命，何莫非己之所贵，初岂有所谓人爵者与天爵对峙而并行？降而春秋、战国，王制大坏，圣贤无位以行其道，而世禄之卿，辨诡纵横之士，刑名律家，刀笔贱微，怙宠挟贵，人欲以肆，天理消亡。孟子不得已而致辨乎此，曰如是而为天爵，如是而为人爵，又曰仁天之尊爵，又曰仁则荣，不仁则辱，皆所以遏人欲之横流，扶天理于未坠。复又为之言，曰古之人修其天爵而人爵从之，盖贵己之贵无慕乎外者，士君子之常守，而有此德必在此位者，亦事理之当然。时止而止，时行而行，本然之贵固自若也，岂必高逝远引而后能全其贵乎？虽然，自贵之自，其义甚大，圣贤每亟言焉。夫子于《乾》而曰「自强不息」，于《晋》而曰「自昭明德」，《书》曰「自作元命」，《诗》曰「自求多福」，皆使人反求诸己。而自之于内，不诿其自于人，不寄其自于命，夷险殊途而自之为自，确乎其不可移也，是又自贵之目。正臣闻余言，请书以为记，遂为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