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绍兴三十二年岁次壬午，三月丁酉朔，十一日丁未，具位曹某，谨以梵呗蔬食，三奠致祭于近故编修郑公之灵：惟公博学醇德，名冠闽川。早持文柄，乡社曰贤。士荐于上，白衣登天。一言悟主，得君为专。请还旧隐，撮史成编。开卷百世，褒贬粲然。凤腾鳌举，圭方璧圆。咸谓兹书，《通鉴》后先。成书议奏，病忽弗痊。如何不吊，寿止中年。志岂暇展，官未及迁。遽尔长夜，非鬼必仙。朋友嗟惜，孰不涕涟？呜呼渔仲，魂安所躔。酬我沽酎，夙好靡愆。抚棺增慨，英物归焉。呜呼哀哉！孺子肖君，秀发玉渊。官必及嗣，雅志可宣。尚飨！

正月十一日，兴化军草莱臣郑樵昧死百拜，献书于皇帝陛下。臣本山林之人，入山之初，结茅之日，其心苦矣，其志远矣，欲读古今之书，欲通百家之学，欲讨六艺之文，而为羽翼。如此一生，则无遗恨。忽忽三十年，不与人间流通事，所以古今之书，稍经耳目，百家之学，粗识门庭。惟著述之功，百不偿一。不图晚景，复见太平。虽松筠之节不改岁寒，而葵藿之倾难忘日下。恭惟皇帝陛下诚格上下，孝通神明，以天纵之圣，著日新之德，君臣道合，一言而致中兴，自古以来未之闻也。臣窃见兵火之馀，文物无几。陛下留心圣学，笃志斯文，擢用儒臣，典司东观，于是内外之藏，始有条理，百代之典，焕然可观。臣伏睹秘书省岁岁求书之勤，臣虽身在草莱，亦欲及兹时效尺寸。顾臣究心于此，殆有年矣。今天下图书，若有若无，在朝在野，臣虽不一一见之，而皆知其名数之所在，独恨无力抄致，徒纪记之耳。谨搜尽东南遗书，搜尽古今图谱，又尽上代之鼎彝，与四海之铭碣。遗编缺简，各有彝伦；大篆梵书，亦为釐正。于是提数百卷自作之书，徒步二千里，来趋阙下，欲以纤尘而补嵩华，欲以涓流而益沧海者也。念臣困穷之极，而寸阴未尝虚度。风晨雪夜，执笔不休，厨无烟火，而诵记不绝。积日积月，一篑不亏。十年为经旨之学，以其所得者作《书考》，作《书辨讹》，作《诗传》，作《诗辨妄》，作《春秋传》，作《春秋考》，作《诸经略》，作《刊谬正俗跋》。三年为礼乐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谥法》，作《运祀议》，作《乡饮礼》，作《乡饮驳议》，作《系声乐府》。三年为文字之学，以其所得者作《象类书》，作《字始连环》，作《续汗简》，作《石鼓文考》，作《梵书编》，作《分音》之类。五、六年为天文地理之学，为虫鱼草木之学：以天文地理之所得者，作《春秋地名》，作《百川源委图》，作《春秋列传图》，作《分野记》，作《大象略》；以虫鱼草木之所得者，作《尔雅注》，作《诗名物志》，作《本草成书》，作《草木外类》；以方书之所得者，作《鹤顶方》，作《食鉴》，作《采治录》，作《畏恶录》。八、九年为讨论之学，为图谱之学，为亡书之学：以讨论之所得者作《群书会纪》，作《校雠备论》，作《书目正讹》；以图谱之所得者作《图书志》，作《图书谱有无记》，作《氏族源》；以亡书之所得者作《求书阙记》，作《求书外记》，作《集古系时录》，作《集古系地录》。此皆已成之书也。其未成之书，在礼乐则有《器服图》，在文字则有《字书》，有《音读》之书，在天文则有《天文志》，在地理则有《郡县迁革志》，在虫鱼草木则有《动植志》，在图谱则有《氏族志》，在亡书则有《亡书备载》。二三年间可以就绪。如词章之文，论说之集，虽多，不得而与焉。柰秋先蒲柳，景迫桑榆，兄弟沦亡，子姓亦殇，惟馀老身，形影相吊。若一旦倏先朝露，则此书与此身俱填沟壑，不惟有负于平生，亦且有负于明时。谨缮写十八韵，百四十卷，恭诣检院投进。其馀卷帙稍多，恐烦圣览。万一臣之书有可采，望赐睿旨，许臣料理馀书，续当上进。微臣遭遇右文之世，宁无奋发之情！使臣得展尽底蕴，然后鹤归蕙帐，狐正首丘，庶几履陛下之地，食陛下之粟，不孤为陛下之一民也。仰冒天威，伏惟圣慈特赐睿览。臣无任瞻天仰圣激切屏营之至。臣樵昧死百拜进（《夹漈遗稿》卷二。又见《莆阳文献》卷一三，乾隆《仙游县志》卷四七，乾隆《福建通志》卷六九，《万卷精华楼藏书记》卷一一五，《宋元学案补遗》卷四六。）。

著：鲍校本作「以」。

十一月十二日，兴化军布衣郑樵，以衰老之病，不任道途，再行遗书献于相公钧座：樵生为天地间一穷民而无所恨者，以一介之士，见尽天下之图书，识尽先儒之阃奥，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以彼易此，所得良已多，而斯心所不能自已者，其说有三。故人曾入京华，载书诣相府。其一为樵暮龄馀齿，形单影只，铅椠之业甫就，汗简之功已成。既无子弟可传，又无名山石室可藏，每诵白乐天「恐君百岁后，灭泯人不闻。赖中藏秘书，百代无湮沦」之句，未尝不呜咽流涕。会兹天理，不负夙心，仰荷钧慈，果得就秘书省投纳。蓬山高迥，自隔尘埃；芸草芬香，永离蠹朽。百代之下，复何忧焉！其二为兵火之后，文物荡然。恭惟相公拨灰烬而收简编，障横流而主吾道，使周孔之业不坠于地。士生此时，宁无奋发！樵也愿讨理图书以自效，使东南之图书已尽，今古之图谱无遗，金石之文，鼎彝之志，莫不陈于前。前年五月十三日投纳，是月二十七日伏蒙提省之晨，特与嘉叹。既岁终，会计指挥，收入校雠之籍，与先儒之书等。嗟乎！伯牙之琴，为审音而鼓；冯驩之铗，为知己而弹。此某所以甘心焉。其三为修书自是一家，作文自是一家。修书之人必能文，能文之人未必能修书，若之何后世皆以文人修书！天文之赋万物也，皆不同形，故人心之不同犹人面。凡赋物不同形，然后为造化之妙；修书不同体，然后为自得之工。仲尼取虞、夏、商、周、秦、晋之书为一书，每书之篇语言既殊，体制亦异；及乎《春秋》，则又异于《书》矣。袭《书》、《春秋》之作者，司马迁也，又与二书不同体。以其自成一家言，始为自得之书。后之史家，初无所得，自同于马迁。马迁之书，迁之面也，假迁之面而为己之面，可乎？使迁不作，则班、范以来，皆无作矣。按马迁之法，得处在《表》，用处在《纪》、《传》。以其至要者，条而为纲；以其滋蔓者，釐而为目。后之史家既自不通司马迁作《表》之意，是未知迁书之所在也。且天下之理，不可以不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通。会通之义大矣哉！仲尼之为书也，凡典、谟、训、诰、誓、命之书，散在天下，仲尼会其书而为一。举而推之，上通于尧舜，旁通于秦鲁，使天下无逸书，世代无绝绪，然后为成书。史家据一代之史，不能通前代之史；本一书而修，不能会天下之书而修，故后代与前代之事，不相因依。又诸家之书散落人间，靡所底定，安得为成书乎？樵前年所献之书，以为水不会于海则为滥水，途不通于夏则为穷途，论会通之义，以为宋中兴之后，不可无修书之文，修书之本不可不据仲尼、司马迁会通之法。万一使樵有所际会，得援国朝陈烈、徐积与近日胡瑗以一命官本州学教授，庶沾寸禄，乃克修济。或以布衣入直，得援唐蒋义、李雍例，与集贤小职，亦可以较雠，亦可以博极群书，稍有变化之阶，不负甄陶之力。噫！自昔圣贤，犹不奈命，樵独何者，敢有怨尤！然穷通之事由天不由人，著述之功由人不由天。以穷达而废著述，可乎？此樵之志，所以益坚益励者也。去年到家，今日料理文字，明年修书。若无病不死，笔札不乏，远则五年，近则三载，可以成书。其书上自羲皇，下逮五代，集天下之书为一书。惟虚言之书，不在所用。虽曰继马迁之作，凡例殊途，经纬异制，自有成法，不蹈前修。观《春秋地名》，则樵之《地理志》异乎诸史之《地理》；观《群书会记》，则知樵之《艺文志》异乎诸史之《艺文》；观樵《分野记》、《大象略》之类，则《天文志》可知；观樵《谥法》、《运祀议》、《乡饮礼》、《系声乐府》之类，则《礼乐志》可知；观樵之《象类书》、《论梵书》之类，则知樵所作字书非许慎之徒所得而闻；观樵之《分音》、《类韵》、《字始连环》之类，则知樵所作韵书，非沈约之徒所得而闻；观《本草成书》、《尔雅注》、《诗名物志》之类，则知樵所识鸟兽草木之名，于陆玑、郭璞之徒有一日之长；观《图书志》、《集古系时录》、《校雠备论》，则知樵校雠之集，于刘向、虞世南之徒有一日之长。以此观之，则知樵之修书，断不用诸史旧例。明验在前，小人岂敢厚诬君子！然樵虽林下野人，而言句散落人间，往往家藏而户有。虽鸡林无贸易之价，而乡校有讽诵之童。凡有文字属思之间，已为人所知；未终篇之间，已为人所传。况三十年著书，十年搜访图书，竹头木屑之积，亦云多矣，将欲一旦而用之可也。呜呼！术业难成，风波易起，深恐传者之误，谓擅修国史，将无容焉。

厚樵、生长山野，幼不学犁锄，慨然有读书志，胸中便以古人自期，每于史册见一传而高风凛凛者，必读之再三，通即掩卷长思，跻仰其为人，抃搏气槩以从之游，若骤若驰，及之而后已。故厚性清达而规模宏远，慕王导之为人；樵性豁荡而慷慨有节尚，慕祖逖之为人。今沧海横流，处不安，故终夜振衣，达旦不寐，跋涉山川，蒙犯风雨，仗天下安危大计，以求见一时通人为人望所归而论之。与其饥饿蓬蒿中，老死而比屋不闻，曷若推心授首于忠义之域，俾天地日月所共知者。阁下一时通人，用不用为朝廷重轻，实人望所归也。厚兄弟不自疑愚且贱，袖所著文，凡三进阁下之门。每进而貌愈怡，言愈温，情愈密，进席促膝移晷，而初情不吝。且谓厚、樵议论文章皆可人用，经纶韬略，缓急足倚，正当求之古人，近世未见其比者。无何，钧翰左授，辞旨稠委，间以自爱一言为诲。虽父兄提耳谆谆，其抚怜固不过是。乃若器其朽陋而纳之前脩轨躅，则品题过情，若怀千钧之璧，弗克负荷者。昔人有言曰：「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王济王湛同居三十年，若胡越相视，则知人岂真易哉？阁下筦枢庭，为天子大臣，厚、樵风尘布衣，在天地间一蝼蚁。数当代文伯，阁下寔司之，厚、樵未许籍衙官列。阁下出入三朝，为时元老，厚、樵黄嘴经生耳。且闽蜀相距弥万里，远近之相悬，贵贱之相悬，贤不肖之相悬，先进、后学之相悬，其间事宜百数驲，举烽燧传呼不相及者，何以三见问而分不间毛发？盖磁石取铁，以气相合，固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既蜗吝蠡浅，不逃鉴裁，当展尽底里，以俟采择。厚逸迈而痴，樵幽邃而愚；厚痴绝，樵愚绝；厚于世俗有领袖，樵于人物有林薮。厚见理如破竹，迎刃而解，初无留手；樵见理如攻坚木，终自擘折，稍迟耳。厚于文如狂澜怒涛，滚滚不绝；樵于文如悬崖绝壁，向之瑟然，寒人毛骨。厚仰视韩愈如不及，樵下视李白如常人。厚下笔如迅马历陇陂，终日驰骋而足不顿，且无蹶失；樵下笔如大匠抡材，胸中暗有绳墨，每作文，文成自不晓其义，必求厚为之解说，然后胸中晓然者。厚常曰：「吾弟文章，合有神助，不然，何得乃尔」？厚得之易，得樵而后峻；樵得之纷，得厚而后理。厚得樵而城壁固，樵得厚而朱紫分。厚贞粹之地可容樵千万辈，而峰岠孤峭，樵自出厚之右。厚应辨多方略，樵迟钝有隐思。厚临仓卒若素成，绰有馀波；樵临仓卒，若暴疾昏黄，徐而图之，了无一尘相累。使厚司台谏，则世无豺虎迹；使樵直史苑，则地下无冤人。智解文锋，气挫虓虎，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则厚优于樵；正固干事，不避镆铘，能辛苦其身，为纪纲先，樵亦优于厚。当官正色，不畏强禦，则厚优于樵；小心事君，缱绻朝夕，樵亦优于厚。至当庙廊，拥幼君，当大节而不可夺，则厚能之，樵亦能之。临财廉，取与义，出入无私交之行，可为百僚，则厚能之，樵亦能之。斟酌治体，如扁鹊治疾，尽见五脏凝结，解纷排难，如庖丁鼓刀，无少留刃，厚能之，樵亦能之。厚也、樵也，平昔囊匮中短长不出此耳。推短论长，于阁下有望焉。古者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故萧何之于韩信，羊祜之于杜预，王导之于纪赡，李绩之于戴胄，皆相首尾，以成功名。厚、樵生平用心于古人，阁下亦以古人许可，幸犬马之齿未在桑榆，正当戮力周旋，阁下著一鞭于中原，使白骨更生，寒灰复燃，特反掌耳。惟阁下置之肝臆而终始之。

洵与樵二十年丛林之旧，岂不知其有接物利生之心，其不应超然之招何也？招贤而不至，恐招贤之礼有所未尽也。

《石鼓》十篇，大抵为渔狩而作。甲言渔，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言狩。乙、癸言除道，皆言为田狩而除道。戊言策命诸臣，己言享社，而皆有事于田狩也。辛言渔狩而归也。十篇而次以十日者，后人之次也。石鼓不见称于前代，至唐始出于岐阳。先时散弃于野，郑馀庆取置于凤翔之夫子庙堂，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求于民间而得之，十鼓于是乎足，信知神异之物终自合耳。大观中致之辟廱，后复取入保和殿。经靖康之变，未知其迁徙否。世言石鼓者，周宣王之所作，盖本韩退之之歌也。韦应物以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诗。不知二公之言何所据见，然前代皆患其文难读。樵今所得，除漫灭之外，字字可晓，但其文不备，故有得而成辞者，有不得而成辞者焉。然篆书之始，大概有三：皇颉之后，始用古文；史籀之后，始用大篆；秦人之后，始用小篆。樵自《续汗简》考古《尚书》，纂分音之韵，作象类之书，其于古今文字粗识变更，观此十篇，皆是秦篆。秦篆者，小篆也，简近而易晓。其间有可疑者，若以「也」为「殹」、以「丞」为「丞」之类是也。及考之铭器，「殹」见于秦斤，「丞」见于秦权。正如作越语者岂不知其人生于越，作秦篆者岂不知其人生于秦乎？秦篆本于籀，籀本于古文，石鼓之书间用古文者，以篆书之所本也。秦人虽创小篆，实因古文、籀书加减之，取成类耳；其不得而加减者，用旧文也。或曰：石鼓固秦文也，知为何代文乎？曰：秦自惠文称王，始皇称帝。今其文有曰嗣王、有曰天子，天子可谓帝，亦可谓王，故知此则惠文之后、始皇之前所作也。或曰：文则尔也，石鼓何义乎？曰：古人制器，犹作字也，必有所取象，若尊、若彝、若爵之类是也。皆是作鸟兽形，而自其口注。其受大者则取诸畜兽，其受小者则取诸禽鸟。先儒不达理于尊彝，则妄造不适用之器，而画以鸟兽形。爵虽象爵，而又不适用。宣和间所得地中之器为多，故仿古而铸祭器，因以赐大臣。其制作不类于常祀之器，应知先儒之说多虚文也。近陆氏所作礼象，庶几于古乎，其于礼图固有间矣。款识之用，则亦如是而取诸器物。商人之识多以盘，周人之识多以鼎，盘、鼎虽适用之器，然为铭识之盘、鼎不必适于用也，但象其器之形耳。石鼓之作，殆此类也。呜呼！鼎鬲远矣，世变风移，石鼓者其立碑之渐与。然观今中原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盘鼎钟鬲，南粤人所得地中之物多是铜鼓，其间有有文字者，有无文字者，然皆作鼓形，此由其风俗之所用也。南粤多铜锡，故其鼓以铜；岐周多美石，故其鼓以石。此又由其土之所出也。或言楚、蜀之地中间亦有得铜鼓者。南粤与楚、蜀北连岐、雍，岂其所习尚者多同与？

君之泽，如洪流行于地中，在川盈川，在泽盈泽。君之令闻，千里芬香。谈君之美者，如观沧澥。自津者知津，由涘者知涘。君以绍兴十年冬来宰斯邑，有目者改视，有耳者改听。今政行将满矣，民重君之去，奔走立祠貌者四出。南方之民立于九鲤之阳，属樵纪之。其辞曰：山不易高，海不易深。彼美君子，如玉如金。形民之力，而无醉饱之心。

去溪西遗民夹漈草堂之枕六、七步许有泉，日不闻，夜闻，深夜犹闻；夜之闻也。作不闻，静闻，静之闻也。有适莫不闻，无适莫闻，故觉莫不闻，而梦或闻；觉与之情，其声之形，梦与之然，其声之天。觉与之情，其声之形，则曰经于怪石之巉阻，龟者、盂者、齿者、咽者、室者、堵者、级者、箔者；复于老树根之为龙、为蛇、为人、为禽、为畜、为指、为股、为矛、为绳、为飞翔、跣足之势者。故能去而复来，下而复上，没于此而出于彼。盘而吸，晕而泗，明珠靡靡，玉柱珊珊，千态万状，无所不有。其或滞于轻沙落叶，乍停乍决；或冒于红菉芳荪，一俯一仰。虽长松萧骚，风雨啾嘈，落叶析戍，空谷噫鸣，莫得而浑互也。

臣闻舜之所以为大圣者，以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恭惟陛下与人为善，如舜之德，凡为臣子者，宜仰体圣意，有所见闻，皆以献之于上。况臣蒙恩特厚，尤不宜以疏远自外。伏见福州寄居郑樵，自少笃学，无他嗜好，年踰七十，称道不倦。所著《六书本义》，明古人制字之意，皆有證援，疑者阙之，不为彊说，足以辨近世儒者私意穿凿之失。又有《诗传》，其考究精密，多先儒所未悟。推测经旨，简易明白。伏望圣慈，令福州取索缮写投进，庶几一经圣鉴，必有取焉，亦足以慰其记事纂言之勤。

《韵镜》之作，其妙矣夫！余年二十，始得此学。字音往昔相传，类曰「洪韵」，释子之所撰也。有沙门神珙（恭、拱二音。），号知音韵，尝著《切韵图》，载《玉篇》卷末。窃意是书作于此僧，世俗讹呼珙为洪尔，然又无所据。自是研究，今五十载，竟莫知原于谁。近得故枢密杨侯（倓）淳熙间所撰《韵谱》，其自序云：「朅来当涂，得历阳所刊《切韵心鉴》，因以旧书，手加校定，刊之郡斋」。徐而谛之，即所谓「洪韵」，特小有不同。旧体以一纸列二十三字母为行，以纬行于上，其下间附一十三字母，尽于三十六，一目无遗。杨变三十六分二纸，肩行而绳引，至横调则淆乱不协，不知因之则是，变之非也。既而又得莆阳夫子郑公（樵）进卷先朝，中有《七音序略》，其要语曰：「七音之作，起自西域，流入诸夏。梵僧欲以此教传天下，故为此书，虽重百译之远，一字不通之处，而音义可传。华僧从而定三十六为之母，轻重清浊，不失其伦。天地万物之情，备于此矣。虽鹤唳风声，鸡鸣狗吠，雷霆经耳，蚊䖟过目，皆可译也，况于人言乎」！又云：「臣初得《七音韵鉴》，一唱三叹。胡僧有此妙义，而儒者未之闻」。是知此书其用也博，其来也远，不可得指名其人，故郑先生但言梵僧传之、华僧续之而已。学者惟即夫非天籁通乎造化者不能造其阃，而观之庶有会于心。自「天籁」以下十三字，又郑先生之语。嘉泰三年二月朔，东浦张麟之序。

伸蒙子姓林氏，讳慎思，字虔中，福州长乐人也。少倜傥，有大志，力学好修，与昆仲五人筑室读书稠岩山中。咸通五年，首荐礼部，不第。退居槐里，命蓍祷心，得蒙䷨之观䷩，曰伸蒙入观，通明之象也，遂以伸蒙子自名。著书上中下三卷，上卷《槐里辨》三篇，象三才，叙天地人之事；中卷《泽国纪》三篇，象三辰，叙君臣人之事；下卷《时喻》二篇，象二教，叙文武之事。指喻明切，自成一家言。又以公孙丑、万章记孟子之言不能尽其师意，作《续孟子》二卷，凡十四篇。咸通十年，王凝侍郎下归仁绍榜，中进士第。十一年，高实侍郎下再试，中宏词拔萃魁，敕改所居崇贤乡钦平里为芳桂乡大宏里以表之，授秘书省校书郎、兴平尉。在官举案如法，豪右惮其威令。寻除尚书水部郎中，守万年县令，赐绯。治邑有最声，民怀其惠。属军兴，科敛百出，他邑皆事严束，鞭笞肆行，人不堪命，独万年行之以宽。大吏数督趣，且怵以危法，毅然不为动，民力用纾，大吏亦心服，不敢按发。会黄巢寇长安，逼以伪官，不受。间道兴元，贼追及之，卒不屈，骂贼不绝口而死。及巢败，诸子奉其丧归葬于昌化乡渡桥大墓山。所著二书及《外篇》、《宏词》五篇、《儒范》七篇，皆藏于家，世莫传焉。今稠岩读书石室遗址尚存。按欧阳文忠公撰《唐艺文志》，载《伸蒙子》三卷，及上《崇文总目》，又载《续孟子》二卷，近世莆阳郑夹漈先生《通志·艺文略》亦载此二书。克斋林公执善铭蒋居士墓，具言伸蒙死节不屈之事，且述《闽中记》所载为据，且称之为吾闽千载不朽之高士。独以世远言湮，后生晚辈未识其书，不知前辈典刑，故叙次其概为家传，以诏吾子孙。去之五百岁，其人若存兮，览者尚有考于斯文。

兴化军进士郑樵耽嗜坟籍，杜门著书，顷年尝以所著书献之朝廷，降付东观。比闻撰述益多，恐必有补治道。终老韦布，可谓遗才。望赐诏对，验其所学果有可取，即乞依王蘋、邓名世例施行，庶学者有所激劝。

予绍兴庚辰、辛巳间，在朝路，识郑渔仲，好古博识，诚佳士也，然朝论多排诋之。时许至三馆借书，故馆中尤不乐云。

绍兴三十一年，岁在辛巳，十月朔庚子，阴。手诏金虏叛盟，将亲征。其文洪景卢所草，前一月，人已能诵之。

癸卯，雨，除三招讨使。吴璘报：九月十八日，遣将彭清劫金人大寨于宝鸡桥。知均州武钜奏：招到北界杜海、昝朝等二万馀人，老小数万口，获首生擒二百馀人。池州都统李显忠奏：与金人三战于正阳西，败之。此月三日也，时虏骑已缚桥踰淮。吴璘奏：九月二十七日克秦州。

戊午，晴。张真甫供职，叶义问督视江淮荆襄军马，虞允文参谋军事。义问辟洪迈、冯方同行。时虏骑大入，诸将多败奔也。

庚申，阴晴相半。闻王权与金人战于和州境，人情大汹。

辛酉，午后出北关送叶枢，矜气大言，识者忧之。行府犒军金帛络绎于道。邵宏渊黄旂走报，与金人战于六合。先是诸将每遇敌辄以捷告，都人望旗呼舞。尚书省揭黄榜于通衢，不移刻摹印遍都下，验其地则皆自北而南，实未尝有所获也。

壬戌，闻虏陷真州，邵宏渊虽力战于六合，兵少不能禦故也。

甲子，阴。闻虏陷扬州，百官宅迁徙一空。

十一月朔己巳，霜晴，人情稍舒。刘锜报皂角林大捷。先是锜提军驻淮东清河口，与虏兵相持，而完颜亮亲率大军别从淮西入寇，李显忠遇之即遁，遂与王权战于庐、于和，权退舍屡败。亮自滁入真，邵宏渊又不能当。亮兵将绕出锜后，锜知不敌，即舍清河归维扬，焚庐舍刍粮南归，虏遂两道入矣。亮至皂角林，锜与战，败之。捷书闻，上大喜，遣中使赐予甚厚。

丙子，闻此月五日李横败绩于瓜州。初，刘锜捷，即卧病舆归京口，虏遂临江。叶义问督锜进战，锜不可，亦以病实不能行。义问乃命横将兵过江，方交锋，虏分兵为左右翼，潜出横后，夹攻我师。横大败，诸军赴江死者甚众。凡犒军金帛尽为虏得，横亡失都统印，匿草间获免。或云是日中军将刘汜临陈先遁，故败。汜，锜之侄也。

庚辰，采石捷书闻。初，虏兵虽胜，视瓜州江阔难渡，而采石浅狭，且朝廷方以李显忠代王权统金陵之师。亮意其号令未定也，以此月八日、九日亲执旗鼓督细军临江，而聚所掠之舟密载甲士南渡。会渔人谍知其期，走白显忠及虞允文，亟命舟师逆之。虏舟杂以木筏，又其人不习水。我以战舰乘风冲击，贼兵皆溺死，亦有数百人已登南岸者，允文激励士卒殊死斗，尽数杀之，不然几殆。

辛巳，闻采石北师稍稍引去。

乙酉，闻北师聚于淮东真、扬间。

甲午，武钜报克邓州外城，王彦报师次长安外邑。大抵诸军时时以小捷闻，而淮上益急。

十二月己亥朔，同舍皆至政府，自午至酉方出堂。先是边报稍缓，宰执皆早归，一遇警急，往往晚出。张真父戏云：「欲知敌情但视堂」。又军兴已来阴雨连绵，天气愁沮，閒值晴霁，必传捷音，同舍又戏云：「欲占吉凶请视日」。

庚子，晴。镇江诸帅报完颜亮为其下所戕。亮之将败盟也，得浙匠教之航海，于是大兴工役，造巨舟于胶西，刷河北丁壮，杂以金人，谓之大汉军，命苏尚书者为之帅。其谋谓：「我以大兵踰淮逼江，中国必悉师来拒。钱塘禁卫空虚，则楼船可捣腹心。腹心震骇，虽抽江上援兵亦已无及，然后可以得志」。其部分计画皆有成说，乃命张忠彦坚壁凤翔以敝吴璘，又命刘萼攻扰襄汉，而亮自率精锐及签军号数十万由淮东、西两道入。既未能渡江，则驻师维扬，日望海道如约。无何，朝廷遣李宝或云刘锜预谋。率防海之舟先过山东，将次胶西，祷神祠遇顺风，又得谍者，用其言冲虏舟。舟既大，而签军及女真不习战棹，束手败降。宝纵火焚数十艘而归。亮闻大怒，暴戾益甚，杀戮无常，人人惴恐。葛王者知其可图也，遣亲信结帐下兵杀亮。会亮亲兵别攻泰州，左右无助，乃以冬至夜作乱。亮惊起，为攒箭所杀。食罢，同舍相率庆二揆杨参、黄枢，首揆有还白沟之语。夜锁学士院，何通远痰眩在假，刘共甫时暂摄直。

辛丑，文德殿宣麻：李宝自右武大夫、宣州观察使、提督海船拜靖海军节度使、充浙东西路通泰海州沿海制置使、京东路招讨使，赏胶西之功也。圣旨已降指挥，巡幸视师可用十二月十日进发。黄枢云：今早得报，十一月晦虏兵陷泰州，刳剔老幼，俘掠少壮，极其惨酷，即亮所遣亲兵也。或谓左右与葛王通谋，故说亮遣之。

壬寅，金国大都督府牒：「国朝太宗皇帝创业开基有天下，迄今四十馀年，其间讲信修睦，兵革寝息，百姓安业。不意正隆失德，师出无名，使两国生灵皆被涂炭。今奉新天子命诏，已从废殒，大臣将帅方议班师赴国，各宜戢兵，以敦旧好。须议移牒，牒具如前。牒宋国三省、枢密院照验。大定元年十一月三十日」。

丁未，王彦报收复华州。

戊申，大雨，□时上披毡裘，乘马出北关门，宰执建王以下皆紫衫从驾至税亭。御船进发，留司百官班辞于东仓，以泥泞免拜，随驾官宰执皆行。后省金安节、刘珙，谏院梁仲敏，宰属徐度，六部长贰凌景夏、张运，御史台吴芾、陈良祐，卿监王普、史浩，郎官曾汪、余时言、薛良朋、马骐、姚宽，一官率兼数职，馀不书。

己酉，雨不止。留守相公视事于都堂，徙居于执政府，职事官皆上谒。

庚戌，午后雨稍止。王彦收复陕州。

甲寅，闻车驾十四日次平江，十五日歇泊，今日进发。

丙辰，阴。闻枢密行府限五日结局。虏兵万馀尚留和州，李显忠禦之。

辛酉，雨。闻车驾二十日次镇江，未有进发之日。初，虏之残兵屯和州鸡笼山，李显忠攻之不克，亡失两将，虏兵缓辔徐归。显忠蹑其后而不敢逼，久之方出境。

丙寅，闻赦新复州军。

绍兴三十二年，岁在壬午，正月戊辰朔，车驾在镇江。太史局奏：未时太阳交蚀，甚于申，复于酉。雨不止，无所见。守局如式。

庚午，晴。闻岁旦镇江日蚀五分，又闻德音赦淮南、京西残破州军。

壬申，阴。陈宗卿置酒省中。闻车驾此月三日发镇江。

丁丑，吴珙等报十二月十二日收复汝州，武钜报十四日复嵩州。

己卯，武钜报十二月九日义兵复西京，又闻王师复寿春府，其实入空城而已，虏兵至则又弃之。

丙戌，闻有旨班进讨之师，粮运不继，且疫疠大作也。

戊子，闻有旨二月六日回跸。

癸巳，闻北虏遣使告即位。二十三日，圣旨差洪迈、张抡充接伴使、副。迈借左朝议大夫、试尚书礼部侍郎。

二月癸卯，驾离金陵。

丙午，发镇江。

丁未，太尉刘锜薨。

乙卯，五更出馀杭门五里迎御舟。

丙辰、丁巳、戊午，歇泊假。

己未，文武百僚诣后殿问圣体。

乙丑，干办诸军审计司严致明云：常岁除川陕外，诸军支春衣二十四万馀疋，今春止二十一万馀疋，盖自去冬用师开落三万，而隐冒不与焉。著作佐郎张震权仓部郎官，云：行在百司及内人月支米十四万馀石，内外诸军岁支米四百馀万石。

三月庚子，圣旨：扈从及随逐一行官吏军兵依绍兴四年扈从至平江府例，并特与转一官资，馀人犒设一次。枢密行府官吏军兵诸色人依此推赏。

癸卯，吴璘报逐金人至宝鸡，尽得关险。枢密院编修官郑樵卒。樵字渔仲，兴化军人，力学著书，不为文章，不事科举，屡至阙下，游诸公间。二十八年，讲筵官王纶等荐对，特补右迪功郎，主管架阁库。御史叶义问论其过失，改监南岳庙，给札归抄所撰《通志》。三十一年携其书来，得枢密院编修官，请修北虏《正隆官制》，比附中国秩序，因求入秘书省翻阅书籍。未几，又坐言者寝其事。至是欲进《通志》而病，病数日而卒，年五十九。樵好为考證伦类之学，成书虽多，大抵博而寡要。平生甘枯淡，乐施予，独切切于仕进，识者以是少之。

壬子，北使高忠建、张景山入见。前此三节人乘马入丽正门，至是令就门外下马，喧争甚久。既而使者捧国书上殿，知閤门事赵述以祖宗旧例跪受之，使者守近例不与。述老矣，相持移时，仆于地。上目二相，陈康伯进曰：「臣等位宰相，不当受其书，请用他日行礼」。又呼馆伴责曰：「前日已议定用在京礼例，今乃紊烦圣听，何也」？徐哲惧不能对。时北使方秉笏寘书两臂间，哲从旁掣以进。国书略曰：「十二月日，大金皇帝致书于宋帝。粤自皇统以来，修好不绝；不意正隆之末，师出无名」。且有「归两淮，敦旧好」之语。

癸丑，蜀中报，闰月二十五日，姚仲、吴挺败虏师。

乙卯，洪迈借翰苑、经筵，同张抡充贺大金登宝位国信使、副。

丁巳，北使辞，答书略曰：「淮甸侵疆，幸先期而克复；祖宗故地，方遣使以请求」。

戊午，北使出门，太常少卿王普、带御器械王谦、送伴成闵自淮东来朝。闵之留荆襄也，虏正窥采石、瓜州，朝廷屡以金字牌趣闵解围。闵声言捣陈、蔡，其实畏避。既而驰百馀里，士卒冻馁而死者十二三，至有自经于树者。虏退，方进攻宿、亳，亦复无功。至是归阙，惧人之议己，凡郎官而上皆有苞苴，冀以自解云。

己未，洪景卢出《接伴杂录》云：「淮泗间弥望无寸木，鹊巢平地」。又云：「道逢泰州民自虏中逃归，言初被驱迫至京畿，百姓争舍匿之，调护甚至，仍为治装，告以归路，有舍其马使代步者。惟过河则不可回」。

四月戊辰，皇孙女永嘉郡主薨，年十四。初本疮疹，而医者误投药，有旨送棘寺。

庚午，释众医，朱邸奏请也。

辛未，上为永嘉郡主辍视朝。闻泛使礼物例用金器二千两，银器二万两，合十具（脑子、龙涎、心字香、丁香各二合之类。），匹物二千（绵撚、金葺背，以上各二百；线罗、摴线、紧丝蒲绫、清丝绫，以上各四百。）。朝士言：三月十七日得旨，许高丽遣使来贺恢复疆土。盖纲首徐德荣为乡导，而明守韩仲通为请于朝，众论不以为然。会浙东提刑樊光远画七不可之说，其议遂阁。洪州言：三月二十七日，资正殿学士魏良臣卒。良臣字道弼，金陵人，登进士第，调丹徒尉，移遂昌令，召为敕令所删定官，擢尚书郎。北虏遣二太子将兵薄淮，韩世忠战不利，吕颐浩荐良臣往使。时方与同舍郎观潮，得檄纳笥中，卒饮乃起。人颇危其行，良臣亦作遗令付其家，脱不幸，持以白父母。行至楚州，见世忠道使指。世忠下令断浮桥，命无得以一骑踰淮。良臣驰扣虏营，其副将聂耳孛堇有和意，敕吏授馆待使者。无何，世忠谍知虏已弛备，轻兵渡水击其后军，杀伤甚众。聂耳大怒，谓良臣卖己，麾众捽斩之。良臣大呼曰：「某亲老，妻子幼弱，诚知边将不恤国计，侥倖一旦功，何苦蹈万死来见将军哉」？聂耳稍悟，命韬剑，驱良臣行数十里，抵主帅帐前，卒许和，遣良臣归报。会颐浩罢相，赵鼎主战。良臣请祠去。久之，召拜左司员外郎，进检正，擢吏部侍郎。兀术寇边邀结好，诏良臣与王公亮议之。虏欲斥地尽江，岁遣匹两皆五十万。良臣曰：「被命以淮为界，非江也」。兀术阳诺而签书云：「使者许我江北矣」。良臣私发其封，大惊。明日携入诘兀术背约，兀术辞穷，为取玺纸易书，和议自此始定。俄坐台劾与近习昵，出知庐州，徙池州。复敷文阁待制，进直学士。秦桧用事久，士大夫异己者死徙相望。良臣遗桧书曰：「天有雷霆，尚随之以雨露，欲胜天乎？愿为子孙计，毋贻后悔也」。桧死，御批召陈诚之及良臣等四人。良臣先至，遂拜参知政事，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也。良臣既骤当大任，锐意更庶事，稍裁诸将回易之弊，发三省堂厨官贾瑜罪流之，人颇畏慑。然学术空疏，举措多轻脱，内外喧诮，不三月罢为资政殿学士、知绍兴府。内侍邓友护攒官，干扰府县，良臣摘其盗伐禁地林木，械送行在，诏贷死决配。人颇服其果。未几提举洞霄宫，起知宣州，徙潭州、洪州、所至治盗甚刻，洪州之政尤暴率。卒年六十九。

五月丁未，梁仲敏、蔡寺丞洗子平相访。蔡乃君谟曾孙，陈亚尝有「蔡襄无口便成衰」之戏，自是子孙立名多连口字，惟子平从水。

壬子，五更至漏舍，平明入丽正门，宰执、亲王、使相、侍从、台谏、两省官、礼官并诣射殿立班。辰时八刻，皇帝自御幄出，再拜升殿，奠酹显仁皇后神御前，沾洒久之，在廷泫然。神御出丽正门，皇帝奉辞，宰执至礼官皆骑导赴景灵宫，文武百官奉迎于宫门，骑导官步导赴后殿。未时八刻，再立班行奉安礼，左仆射陈康伯充礼仪使。是日天气甚凉，初出丽正门，细仗布列，鼓吹振作，众马惊跳。户部侍郎方跨鞍而坠，腰臂皆损。

癸丑，歇泊假。钦宗小祥，前辅臣至权侍郎以上赴几筵殿行奠酹礼，以明日枢密院罢散天申节道场，故前期入奠。

甲寅，有旨张浚专一措置两淮事务，兼节制淮东西、建康、镇江府、池州军马。

丙辰，张子盖、李宝连报海州围解，虏兵败走。国信使、副以十六日到虹县，金国接伴使、工部侍郎庞，副使秘书少监□已先在，遣人致问云：「不须傅衔，便请过界」。

丁巳，天申节，故事当拜表贺，有旨免。百官晨赴明庆寺，望阙立班再拜赐香口宣，再拜讫，又再拜，首相以谢表授中使回奏。顷之，再追班满散祝圣寿道场，台史引予立香案侧，谓之监香。

甲子，未后御笔手诏：「朕以不德，躬履艰难，荷天地祖宗垂祐之休，获安大位三十有六年。忧劳万几，宵旰靡懈，属时多故，未能雍容释负，退养寿康。今边鄙粗宁，可遂如志。而皇子玮毓德允成，神器有托，朕心庶几焉。可立为皇太子，仍改名（初用烨字，或谓近唐昭宗名，有旨别拟定。）。所司择日备礼册命。其宫室官属仪物制度等，疾速讨论典故以闻」。诏自内出，外廷不知也。自去岁修秦桧旧府，贵近密语人云：「上欲行唐尧故事」。寻以边事而止。今春工役甚急，外议藉藉。四月末，新除侍御史吕广问以陈康伯姻嫌改除礼侍。康伯因求去，上始露倦勤之意，云：「朕年老多病，皇子将四十，可付社稷」。径欲行内禅礼。他日近臣奏云：「事当有渐，无令四方或致惊骇」。上曰：「朕未思此也」。故先下立储之诏，而意指已见。或谓此即初制传位诏云。

六月戊辰，殿院张真甫上殿击朱揆，仍纳副本。倬自拜相即地震，且立朝专务迎合，中外杂然讥讪，台谏欲论列，而上眷至厚，非其有大恶，势不能去。五月间，倬闻内禅有定议，语其子端厚，端厚遽令干办府以状申太府寺云：「某本国学生，去秋误作白身奏补承事郎，乞批料钱历为證」。会有密告台谏者，以为国学生与白身初不系入官利害，盖臆料将来覃恩，国学职事及得解人或可免省，而倬在相位可主此议。又惧人之知也，故不于吏、礼部而言之太府，但欲取官文书照使尔。弹文专指此事，并面奏：大臣怀奸，觊幸非常，不可恕。上闻之变色。

辛未，御营宿卫使杨存中保明扈卫统制、将佐、使臣、军兵等四万三百五十二人。四月六日，奉旨诸班直等三百三十四人并诸军扈卫官兵二万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与转一官资，出戍暴露并扈卫官兵二万九千七百三十二人各特与转两官资。今日报台见之。

癸酉，侍从、台谏、礼官就御史台集议故宗室子称并妻加封事。初，朝士有以子称恩数白宰相者，宰相难之。既而冒昧进呈，上遽曰：「他日诚难处置，今了却甚善」。寻有旨皇太子所生父子称赠秀王，追谥安僖。中书舍人唐文若既书黄，疑其未安，急白宰相别取旨，改称皇太子本生之亲。俄又收回制书而降旨云：「故宗室子称并妻合行加封，令礼部官、侍从、台谏检照典故讨论闻奏」。于是诸公仿濮王之议，请极其官爵，使后无以加，且服属虽绝，当从权冠以皇兄二字，庶免著姓。惟徐敦立、汪圣锡、吕仁甫坚欲称宗室，予与辨论久之，乃肯书奏。是日奉旨子称赠太师、中书令，追封秀王，谥安僖（元系左朝奉大夫充秘阁修撰。），妻加封秀王夫人，而制中加「皇兄」二字。

甲戌，皇太子赐字元永，宰臣率百官诣文德殿拜表贺立储。翰林学士洪遵等十六人以皇太子正位东宫告庙礼毕，同班上殿称贺，实欲致恋轩之意。上曰：「朕在位失德甚多，更赖卿等掩覆」。真父、仲诚同对，促罢朱揆。上曰：「即有处分，卿等皆公论也」。

乙亥，旬假。宣麻：「朱倬罢右仆射」。时内禅日逼，宰执请止降告，上不欲废故事，就假日。殿院张真甫之具稿也，察官周元特未知，一日云：「某昨夜梦朱相衰服还乡，且以棺自随，此何祥也」？真甫惊异，具言之。解之者曰：「衰服者，白身也。端厚正以白身事故为此举，其以棺自随，殆能终保观文乎」。既造廷，果除观文殿学士，提举在外宫观。台谏交章乞褫职，皆不报。昨日刘共父当直，以尝为倬荐，在假规免。

丙子，五更至待漏院，平明，正殿设仗。上坐，雨稍止，禁卫閤门三衙文武百官以次起居。宰执上殿奏事讫，驾兴，班退。顷之，复追班序立殿门。上閤门官南乡宣诏曰：「皇太子可即皇帝位。朕称太上皇帝，退处德寿宫。皇后称太上皇后」。云云。百官拜舞讫，入诣殿下立班。皇太子即位，流涕久之，侧立拱手，群臣拜舞称贺。内侍固请坐御榻，不许。礼毕，宰执奏事，皇帝亦立听。班退，雨复作。太上皇帝自祥曦殿乘逍遥车幸德寿宫，仪卫及从驾臣僚并如常制，百官就幕次起居，太上皇后相继出。陈德召司业云：「某在宗寺，见玉牒载绍兴初今上皇帝初入宫，宰执赞太上圣德真尧舜用心。太上曰：『尧舜之事甚不难』。则脱屣之意盖素定于当日矣」。

丁丑，大雨。驾诣德寿宫，伞扇皆止宫门外。百官班迎，泥淖没膝，不能成列。初定仪注，皇帝率百官谒太上，既而诏百官免入。俄有旨从驾臣僚亦不入，但就宫中行家人礼。昨日，上欲从太上过宫，大臣议不同而止。侍从官赴都堂议赦，初定太学止免职事人文解，御批在籍皆免，非故事也（《杂著述》卷一。）。

缺字明抄本、四库本作「巽」。

始余读《禹贡》，即有所疑于此数条。复见郑渔仲所论，以「东为北江，入于海」者为衍文，初亦意其有理。既而思之，去其所谓北江者，则下文之中江者无所措矣。晚以蒙恩假守，二年于彭蠡之上，乃得究观其山川地理之实，而知经史之不能无误也。至于以九江为洞庭，则惟近世晁以道之说为然。晁氏则本于胡秘监之说也。细以地理远近之势度之，宜从二公为是。久欲略疏其语，以破古今之曲说，而因循不暇。庆元丙辰□月既望，诸生偶有问者，始得为之。时方卧病，神思昏塞，甚恨文之不达吾意。

「嶓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澨，至于大别，南入于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又曰：「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于澧，过九江，至于东陵，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又曰：「岷山之阳至于衡山，过九江，至于敷浅原」。此皆《禹贡》之文也。古今读者皆以为是既出于圣人之手，则固不容复有讹谬，万世之下，但当尊信诵习，传之无穷，亦无以覈其事实是否为也。是以为之说者不过随文解义，以就章句。如说九江则曰，江过寻阳，派别为九。或曰有小江九，北来注之。说彭蠡则曰，汉水所汇，而江水亦往会焉。说北江、中江则曰，汉既汇而出为北江，江既会而出为中江也。说九江则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当之，说敷浅原则但以为汉历陵县之传易山，在今日为江州之德安县而已。如是而言，姑为诵说则可矣，若以山川形势之实考之，吾恐其说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无所疑也。若曰派别为九，则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计以为九者，若必首尾短长均布若一，则横断一节，纵别为九，一水之间当有一洲，九江之间，沙水相间，乃为十有七道，于地将无所容。若曰参差取之，不必齐一，则又不知断自何许而数其九也。况洲渚出没，其势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后乃复生一洲，是岂可以为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说也。若曰旁计横入小江之数，则自岷山以东至入海处，不知其当为几十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说也。且经又言「九江孔殷」，正以见其吐吞壮盛、浩无津涯之势，决非寻常分派小江之可当。又继此而后，及夫沱潜云梦，则又见其决非今日江州甚远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说者为不可通之妄说也。若曰汉水汇为彭蠡而江水亦往会焉，则彭蠡之为泽也，实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县南跨南康军、饶州之境以接于隆兴府之北，㳽漫数十百里。其源则东自饶、徽、信州、建昌军，南自赣州、南安军，西自袁、筠以至隆兴、分宁诸邑，方数千里之水，皆会而归焉。北过南康，扬澜左里，则两岸渐迫山麓而湖面稍狭，遂东北流以趋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势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为江水所遏而不得遂，因郤而自猪，以为是㳽漫数十百里之大泽。是则彭蠡之所以为彭蠡者，初非有所仰于江汉之汇而后成也。不唯无所仰于江汉，而众流之积日遏日高，势亦不复容江汉之来入矣。又况汉水自汉阳军大别山下南流入江，则其水与江混而为一，至此已七百馀里矣。今谓其至此而后，一先一后以入于彭蠡，既汇之后，又复循次而出，以为二江，则其入也，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汉水而先行，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江水而后会？其出也，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汉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识其为昔日之江水而今分以居中耶？且以方言之，则宜曰南会而不应曰北会。以实计之，则湖口之东，今但见其为一江，而不见其分流。然则所谓汉水汇为彭泽而江水亦往会焉者，亦不可通之妄说也。此数说者，既无一之不穷，于是味别、洲别之论出焉，而终亦不免于穷也。盖曰味别，则不知凡禹之所为过门不入、胼手胝足而不以为病者，为欲大济天下昏垫之民，使得平土而居，以衣且食而遂其生耶？抑如陆羽、张又新辈，但欲较计毫分于齿颊间，以为茗饮一时之快也？呜呼！彼以是而为说者，亦可谓童騃不思之甚矣。且河之所会，漆、沮、泾、渭、伊、洛、瀍、涧，支川尤多，而初无味别之说。济之所经，或潜或见，或止或流，其变不一而初无味别之说。何独至此而辨之若是悉耶？此又可见其为不通之妄说也。若曰洲别，则又九江之凿，吾既辨于前矣。若果如此，则汉水入江之后，便须常有一洲介于其间，以为江汉之别；而湖口入汇之处，又当各分为二，以为出入之辨而后可也。今皆无之，而湖口横度之处予常过之，但见舟北为大江之浊流，舟南为彭蠡之清涨而已。盖彭蠡之水虽限于江而不得泄，然及其既平，则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尝不相持以东也。恶睹所谓中江、北江之别乎？此又可见其为不通之妄说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州，古之敷浅原即今之德安县，则汉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谓江州者寔武昌郡之柴桑县，后以江北之寻阳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故江南得有寻阳之名。后又因寻阳而改为江州，实非古九江地也。又况经言过九江，至于东陵，而后会于彭蠡，则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县才四十里，不知东陵的在何处？何所表异，而其志之繁密促数乃如此？又曰过九江，至于敷浅原，则已自江州顺流东下湖口，又复溯流南上彭蠡，百有馀里而后至焉，亦何说哉？此又不可通之妄说也。至于今之所谓敷浅原者，为山甚小而庳，不足以有所表见。而其全体正脉遂起而为庐阜，则甚高且大，以尽乎大江彭蠡之交，而所以识夫衡山东过一支之所极者，唯是乃为宜耳。今皆反之，则吾恐其山川之名古今或异，而传者未必得其真也。凡此差舛，其类不一。读而不思，思而不考者既昏愦卤莽而无足言矣，其间亦有心知其误而口不敢言，乃反为之迁就穿凿以盖其失者，则其巧愈甚而其谬愈彰，使有识之士读之愈疑而愈不敢信。唯国初胡秘监旦、近世晁詹事说之皆以九江为洞庭，则其援證皆极精博。而莆田郑樵渔仲独谓「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十三字为衍文，亦为得之。予既目睹彭蠡有原两江不分之实，又参之以此三说者，而深以事理情势求之，然后果得其所以误也。盖洪水之患，唯河为甚，而兖州乃其中流，水曲而流缓，地平而土疏，故河之患于此为尤甚。是以作治之功十有三载，然后同于诸州。窃计当时唯此等处事急民困，势重役烦，禹乃亲涖而身督之，不可一日而舍去。若梁、雍、荆、扬，地偏水急，不待疏凿固已通行，则分遣官属往而视之，其亦可也。况洞庭彭蠡之间，乃三苗氏之所居。当是之时，水泽山林深昧不测，彼方负其险阻，顽不即工，则官属之往者，固未必遽敢深入其境。是以但见彭蠡之为泽，而不知其源之甚远而且多；但见洞庭下流之已为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常为泽而甚广也。以此致误，宜无足怪。若其用字之同异，则经之凡例，亦自可考，顾读者未深思耳。今但删去东汇北江之衍字，而正以洞庭为九江，更以经之凡例通之，则过九江至于东陵者，言导岷山之水，而是水之流横截乎洞庭之口，以至东陵也。是汉水过三澨之例也。过九江至于敷浅原者，言导岷阳之山，而导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东取山路以至乎敷浅原也。是导岍、岐、荆山而逾于河，以尽常碣之例也。以是观之，则经之文意不亦既明矣乎？若更以它书考之，则《山海经》云：「庐江出三天子都（本注云：「一作鄣。」今按丹阳故为鄣郡，其得名盖以此，则作「鄣」为是。），入江，彭泽西（本注云：「彭泽，今彭蠡也，在鄱阳彭泽县。」）」。《汉志》亦云：「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盖陵阳者，丹阳之属县。今宁国府旌德县有陵阳山，而三天子都乃在徽、饶之境，疑与陵阳腹背相直，故庐江者得出其东南，而西流北折以为鄱、馀二水，遂以会于彭蠡而入于江也。及其入江，则庐山屹立乎其西南，而江之北岸即为郡之南境，疑江与山盖相因以得名，而郡境虽在江北，亦以其南直此江此山而名之也。然则彭蠡安得为无原，而必待汉汇江会而成哉？《汉志》豫章为郡，领县十八，其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其馀则言水入湖汉者八（鄱阳鄱水、馀汗馀水、艾脩水、淦淦水、南城旴水、建成蜀水、宜春南水、南壄彭水。），入大江者一（赣豫章水。）。而湖汉一水，则又自雩都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也。按今地势，彭蠡既与江通，而豫章诸水不由彭蠡别无入江之路，则湖汉者即是彭蠡，而其所受众水之原又不止于庐江而已也。以此而观，则《山海经》之言犹有未尽。且其曰「入江，彭泽西」者，本谓径彭蠡县之西而入江耳，而语意不明，遂若析江与泽各为一水而一东一西以入江者，此亦其立言之疵也。《汉志》又自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又不知入大江者亦必猪于彭蠡而别为一例，又不知湖汉之为湖，正以其泽名之，而复兼以汉称，则又承《禹贡》之误而弗深考也。至于雩都之水，则但见其为一郡众流之最远者，而遂推为湖汉之源，以主其名，则又不知湖汉之名初非一水，必自隆兴以北，众水皆会，猪为大泽，然后可以名之，非雩都一水所可得而专也。至如郑渔仲汉水衍文之说，固善矣。而其下文「江水东迤，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之数言，似亦可疑，而彼犹未能尽正也。呜呼！《禹贡》所载者九州之山川，吾之足迹未能遍乎荆扬，而见其所可疑者已如此，不知耳目见闻之所不及，所可疑者又当几何？是固不可得而知矣。至于经之凡例，本自明白，而诸儒乃有过为新奇之说以乱之者。若论导山而逾于河，而以为导岍、岐、荆山之脉，使之度河，以为壶口诸山之类，则亦不待闻见之及而知其谬矣。夫禹之治水，随山刊木，其所表识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故谨而书之，以见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若今论葬法者之所言也。若必寔以山脉言之，则亦自有可言，而尤足以见其说之谬者。盖河北诸山，本根脊脉皆自代北寰、武、岚、宪诸州乘高而来，其脊以西之水，则西流以入龙门西河之上流；其脊以东之水，则东流而为桑乾，道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为壶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晋之源而南出，以为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为雷首；又次一支乃为太行；又次一支乃为常山。其间各隔沁、潞诸川，不相连属，岂自岍、岐跨河东度而反为是诸山哉？若过九江至于敷浅原，亦有袭其谬者，以为衡山之脉东度而来，则以见闻所及而知其必不然也。盖岷山之脉，其一支为衡山者，已尽于九江之西；其一支又南而东度桂岭者，则包湘原而北，径潭、袁之境以尽于庐阜；其一支又南而东度大庾者，则包彭蠡之原以北至乎建康；其一支则又东包浙江之原而北其首以尽于会稽，南其尾以尽乎闽、越也。岂衡山之脉能度九江，而其度也又直为敷浅原而已哉？又有欲以扬州之三江即为荆州之中江、北江，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之馀波适未有号，则姑使之潜冒南江之名以足之。且又自谓圣经书法之妙，非它人之所及，是亦极巧而且新矣。然自湖口而下，江本无二，安得有三？且于下文之震泽，又悬隔辽夐而不相属也，则又安能曲说而彊附之哉？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而于今尚可考也。因并论之，以俟来者有以质焉。

右《石鼓文》，周宣王之猎碣也。唐自贞观以来，苏勖、李嗣真、张怀瓘、窦暨、窦蒙、徐浩咸以为史籀笔迹，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称。杜甫《八分小篆歌》叙历代书，亦厕之仓颉、李斯之间。其后韦应物、韩愈称述为尤详。至本朝，欧阳修作《集古录》，始设三疑，以韦、韩之说为无所考据。后人因其疑而增广之。南渡之后，有郑樵者作《释音》，且为之序，乃摘「丞」丞、「殹」也二字，以为见于秦斤、秦权，而指以为秦鼓。伪刘词臣马定国以宇文泰尝蒐岐阳，而指以为后周物。呜呼，二子固不足为石鼓重轻，然近人稍有惑其说者，故予不得不辨。《集古》之一疑曰：汉桓、灵碑大书深刻，磨灭十八九。自宣王至今为尤远，鼓文细而刻浅，理岂得存？予谓碑刻之存亡，系石质之美恶，摹拓之多寡，水火风雨之及与不及，不可以年祀久近论也。且如《诅楚文》刻于秦惠文王时，去宣王为未远，而文细刻浅过于石鼓远甚，由始出至近岁，戕害所不及，至无一字磨灭者。颜真卿《干禄》字刻于大历九年，显暴于世，工人以为衣食业，摹拓为多，至开成四年才六十六载，而遽已讹阙。由是言之，年祀久近不足推其存亡，无可疑者。二疑以谓自汉以来博古之士略而不道；三疑以谓隋氏藏书最多，独无此刻。予谓金石遗文溷于瓦砾，历代湮没，而后世始显者为多。三代彝器或得于近岁，其制度精妙，有马融、郑玄所不知者。又《诅楚文》笔迹高妙，世人无复异论，而历秦汉以来数千百年，湮沉泉壤，近岁始出于人间，不可谓不称于前人，不录于隋氏，而指为近世伪物也。予意此鼓之刻虽载于传记，而经历代乱，离散落草莽。至唐之初，文物稍盛，好事者始加采录，乃复显于世。及观苏勖叙记，尤喜予言之为得也，则夫隋氏之不录，又无足疑者。况唐之文籍，视今为甚备，而历秦不敢为臆说。自贞观以来，诸公之说若出一人，固不特起于韦、韩也。而韦应物又以为文王之鼓，宣王刻诗，言之如是之详，当时无一人非之，传记必有可考者矣。小篆之作本于大篆，「丞」、「殹」二字见于秦器，固无害。况「丞」字从山，取山高奉丞之义，著在《说文》，字体宜然，非始于秦也。唐初去宇文周为甚近，事语尚在于长老耳，使文帝镌功勒成，以告万世，岂细事哉？宜时人共知之。况苏勖之祖邳公绰用事于周，文物号令悉出其手，岂得其贤子孙乃不知其祖之所作者乎？呜呼，三代石刻存于世者，坛山，「吉日癸巳」刻与此耳，而「吉日癸巳」无所考据，独此鼓昔人称说如是之详。观其字画奇古，足以追想三代遗风，而学者因可以知篆隶之所自出，好异者又附会异说而诋訾之，亦已甚矣。其鼓有十，因其石之自然粗有鼓形，字刻于其旁。石质坚顽，类今人为碓硙者。其初散在陈仓野中，韩吏部为博士时，请于祭酒，欲以数橐驼舆致太学，不从。郑馀庆始迁之凤翔孔子庙，经五代之乱，又复散失。本朝司马池知凤翔，复辇至于府学之门庑下，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传师搜访而足之。大观中归于京师，诏以金填其文，以示贵重，且绝摹拓之患。初致之辟廱，后移入保和殿。靖康之末，保和珍异北去，或传济河遇大风，重不可致者，弃之中流。今其存亡特未可知，则拓本留于世者，宜与法书并藏，讵可轻议也哉！绍兴己卯岁，予得此本于上庠，喜而不寐，手自装治成帙。因取薛尚功、郑樵二音，参校同异，并考覈宇书而是正之，书于帙之后。其不知者，姑两存之，以俟博洽君子而质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