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尧俞/（钦之）苏轼（元祐五年正月乞召还。）/苏辙/（子由）赵彦若（元考）/司马康/（公休。元祐三年荐讲官，除侍讲。）王岩叟（彦霖）/朱光庭（公掞）/吴安诗（傅正）/贾易/（明叔。元祐四年两省同举御史，除殿中。）刘安世/（器之）吕陶/（元钧）吕大忠（进伯）/吕大临/张舜民/（芸叟）李周（纯之）/杨国宝/（应之。元祐六年闰八月二十七日举御史。）杨瑰宝（器之）/谢卿材/（仲适）游师雄（景叔）/常安民/（希古）王汾/（彦祖）姚勔（辉中）/张耒（文潜）/晁补之（无咎）/刘唐老/（寿臣）廖正一（明略）/郝辟之（希孟）/吴立礼/张举子/（厚阙。志趣高洁，词学清赡，甲科登第。二十馀年，侍亲终养，屏居不仕，安恬之节，臣实不如。）曾孝纯/（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八日荐馆阁。）孙贲/钱世雄/（元祐五年八月举，升陟，时权进奏院户部检法官。）宋大章/乐京/（已卒）丁骘/（公默）吴师仁（坦求。元祐五年四月一日三免讲，乞擢用。前此十科举讲读。）/邵伯温/（子文）杜敏求（拙翁。元祐四年举台阁清要，升。）/刘敦夫（元祐四年举著述科。）/龚史（彦和）/冯如晦（叔明）/冯山/（允南）陈鹏/（图南）赵伋/（思诚）张康国/（饶州教授改官。徐铎榜及第，元祐七年荐学官。）章元弼（蒙之子。公肃、纪常极称其有文。元祐五年荐学官，七年再荐。）/马涓/朱绂/郑倞/周行己/（师正叔）秦觏（能文）/程遵彦/（杭签。子瞻极称其才，云温公亦知之，而口未尝言。）苏坚/（衮子。子瞻称之如程。）韩纯彦（好学有文，申公尝欲除馆职。）/侯临/邵光（子瞻称之。已卒。）/韩宗直/（公掞称之）王普/王当/李楚（怀州人，能文。）/范致明/（应制举，能文。）范致虚/（元祐三年及第。文甚豪。）贺铸（班行，有文。）/朱勃（逊之。元祐六年闰八月二十七日，与公掞同举御史。）/王浃/（能诗赋）杜常（诗学）/王奎（永兴通判回，方识。久在陕西，言边事甚详，言：元祐二年秋，西人数十万点集；半年方起，至镇戎城下，五日而去。本无意入寇，乃梁沁布欲姑以此举观人情也。三家共一驼载乾粮，人甚苦之。既无所得，自后未易点集。沁布更以恩结人心，又欲立功以服国人。年方三十二。泾原之寇，先杀烽子，故无斥堠，边吏亦不知。六年六月三日镇戎之役，官军聚城中不出，并听张之练节制，帅臣无所施为。李由颐云：沁布保护嗣子，乃夏之伊、霍，观其所为，无篡夺之形。）/赵竦/（平吕梁百步洪之险。元祐七年举公私俱便。善治财赋。）乐举/李潜（元祐六年举台阁清要。）/张瓛/游冠卿/雍钧/苏嘉（元祐七年举升擢清要。）/石嗣庆/李格（潜之、子敦极称之。）/孙谔（元祐七年举台阁。）/陈沂/（元祐七年举升擢。）杨宗惠/（敦夫）刘处厚（敦夫。唐大极称之。）/赵令畤/（颍签。子瞻字之曰德麟，作字说，并书来，盛称之，云已荐馆阁。）宇文邦彦/傅耆/杨阜/王涣之/张东（元祐八年举著述。）/商倚/刘羲仲/尹材/（处初。元祐四年举献纳科。卒。）张云卿/（伯纪。元祐八年荐学官。）陈师锡/（伯修）秦观/（少游）陈轩（元舆。坡举自代。）/孔武仲（彦常）/应昭纬/苏炳/周尹/（正孺。卒。）李由颐（养正）/朱光裔（公远）/陈元直/（叔正）陈元纮/张重（子威）/吴俦/陈瓘（莹中）/李百禄（祐父）/荣辑/（子雍。元祐八年荐学官。）陈恢/宋匪躬（履中）/宋景年（遐叔）/家彬（中孺。元祐六年举台阁。）/石景略/蔡肇（天启。元祐六年举台阁。）/李格非/李彻/（择之）韩宗质/王寔/（仲弓）王宁/（幼安）徐铎（振父）/游酢/（元祐五年举著述科。）田述古/（明之）李豸/（方叔）张庭坚/（广安人。盛侨司业称之。）李纯中/（师中弟。李彻言：正叔尝责尧夫不与换官。）鲜于绰（大受）/祝康/（法家）孙览（傅师）/程之才/程之元（德孺）/程之邵（懿父）/高士英（子容）/范子奇/（中济）刘昱/（晦叔）乔执中/（希圣）谢绶/（乔云：论议似从二程。淮南发运司。）赵屼（景仁。元祐五年十月，与两省同荐御史。）/范纯礼/（夷叟。举自代。）赵泽/（元祐四年，两省同举御史。）郭晙（已卒。）/刘当时/（叔郑）富绍庭（德先）/田子谅/丁綖（邃翁）/陈陔/孙安（永弟。长社宰，宣德有能政。）/苏京/罗适/张升卿（与张宗谔同以茶法勒停。）/文勋/徐君平（久从荆公学，当国时不随，子由称其文字。）/李曼/（修儒。有吏才。元祐六年荐献纳。）宇文昌龄/（伯脩）安鼎/（元祐四年，两省同举御史。）赵君锡/（无愧）郑穆/（闳中。元祐五年正月备经筵。）郑雍（公肃。元祐五年正月备经筵。）/李栝（元祐五年知洋州回始识。）/石亘/毛渐（知高邮军，复三十六堰。）/朱京/杨畏（子安）/傅传师/（传正弟。原明称之。）李君卿（考课第一，未奖。）/张安上（能吏也。）/刘涣（公济。元祐五年七月荐博士。）/李傅/（同上荐。）张景仁（同上荐。晁无咎称之。除教授。）/张咸/（元祐五年七月乞免举应制。）司马槱/（元祐五年八月举贤良。）谢良佐/（公掞、正叔皆称之。元祐六年举著述。）畅大隐/虞策/（元祐五年十月，与两省同举御史，自湖南运判除监察。）裴纶（元祐五年除御史，辞不就。）/郭知章/陈祥道/（用之。精礼学。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八日劄乞行其所进《礼书》。元祐七年四月二日又荐，乞复为礼言。）丰稷/（泽夫）彭汝砺/（器资）藩兴嗣/晁说之（作《扬雄别传》，有史才。又六荐著述科。）/李常/（同年。袭弟。廷珍称其文与李傅相上下。）吴仪（传正侄，极称其文。）/许奉世/（尧夫荐经行，特就殿试。注《孝经》。）扈充（元祐六年举升擢清要。）/鲜于之武（元祐六年举台阁清要。）/周锷（廉彦）/许彦（处中。元祐七年举台阁。元祐七年十二月举宫教。）/司马庭（直孺）/王任（叔重。元祐七年举著述。）/李晰（邛人。能文。元祐八年荐学官。）/晁将之/（元祐八年荐学官。）孙协（元祐八年荐学举。）/刘逵/（焦蹈榜第二人。）李瑺/（纪常称其能文。）虞芮（乔希圣举贤良，极称之。）/王谊/王发（刘器之举贤良。子瞻称其文。）/舒焕/吴默。

《易》曰：「君子多识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孟子》曰：「则闻而知之，则见而知之」。伯温蚤以先君子之故，亲接前辈，与夫侍家庭，居乡党，游宦学，得前言往行为多。以畜其德则不敢当，而老景侵寻，偶负后死者之责，类之为书，曰《闻见录》，尚庶几焉。绍兴二年十一月十五日壬申，河南邵伯温书。

右，臣伏睹某官邵伯温，其父洛阳康节先生雍，国史有传。伯温束发谨父庭之训，皓首推王度之恭。况乃早客司马光之门，能教子弟以礼法。若使晚与中兴之伟绩，必复士夫之廉隅，臣所不如，举以自代。

某顿首子文学士。比览书席，顾陶泓无佳者，执事不谨，亦败人清意。妙年渡蟆颐津，有渔师示此石，自言夕见光芒，盺记其所，得之以心。从某游三十年，时能吐好语，某不调，辱之久矣！是物呈露，固有所属，敬以奉之足下，愿吾友爱护之，决能见百十中书，公老而秃也。兹石有用，非真长二小山之比。不靳数语，作一段奇绝，如何，如何？某顿首。

臣伏见故右奉直大夫、提举江州太平观邵伯温，康节先生雍之子。伯温自少出入富弼、司马光、吕公著、韩绛、韩维、范纯仁之门，程颐、范祖禹深知之。元祐初，伯温为布衣，韩维以十科荐可备讲读；后以经明行修命官，维又荐学官。范祖禹荐于经筵。司马光卒，其子康亦亡，乃特差伯温西京教授，俾教其孙植，因以经纪光家事。绍圣初，章惇作相，意欲用伯温，伯温安于筦库，澹如也。元符末以上书得罪，名书党籍，坐废者四十年。靖康初召用一时名士，谏议大夫吕好问荐为谏官，宰相吴敏欲以东宫官处之，时戎事方兴，不果用。建炎初除利州路转运判官，遂请宫祠以卒。臣宦学关陕二十年，接其议论，熟其为人，尝叹其不可企及也。窃惟陛下褒贤念旧，凡党籍上书人皆被优恤，况伯温大贤之后，行义显著，平生所学迄不获用，深为圣朝惜之。臣辄录伯温元符末所上书进呈，伏望圣慈特赐褒录，优加追赠，以示宠光。岂独伯温九泉之荣，实为士夫名节之劝。臣不胜幸甚。

宣和辛丑夏五月，大热异常，与邵子文、李秉文、种次冉、王服膺二十七日逃暑卧塔下，晦日暂归，当十再主。王正叔题。

先子入蜀时，与邵子文遇于长安，同游兴庆池，有诗倡酬，相得欢甚。夜读公济诗，超然高逸，恨未尝得讲世旧与文盟也。乾道元年五月十八日，笠泽渔隐陆某书。

吕公献可以熙宁四年五月卒，八月葬。时王荆公在相位，司马文正公志铭不斥其名，不没其实，荆公见之亦无所发其怒。前谓枢密副使者，陈丞相旸叔也，方以忧去，牵联潜其姓名，可谓深得史法矣。是时太仆卿刘仲通自请书丹，而命其子忠定公器之秉笔。斯文既出，其谁不知？邵伯温乃谓仲通初虽有请见文，复迟回不敢，器之代父书之。仲通又劝吕氏诸子勿模本，恐非三家之福。按《国史》，仲通刚方人也。押伴夏人，折正其章服，奉使却秉常宝货，归论不宜轻用兵，因旱条新政不便者五事，又上书论人主不可轻失天下心，岂徇时畏祸者哉？设有前却之意，器之亦安得强其父而陷之罪也？大抵《邵氏闻见录》颇多荒唐，凡所书人及其岁月鲜不差误，因略为之辨。此碑当日号三绝，谓其人与文及书也。真迹今藏名相刘忠肃公玄孙无欲家，尝以示忠定公曾孙孝昌。孝昌念祖之心切，将传之副墨，而力不足，会湖南部使者吴仲权镒助其费，久之乃能成，是可以传远矣。庆元丙辰五月九日，具位周某谨识。

元丰中诏起吕申公，此段初固知其有误，然以其不害大体，故不复刊。今欲正之，亦善。但去「司马温公，温公不起」八字，及依程集本题改「寄」为「赠」可也。

明道言当与元丰大臣共政，此事昨来已尝论之，然亦有未尽。今详此事乃是圣贤之用，义理之正，非姑为权谲，苟以济事于一时也。盖伊川气象自与明道不同，而其论变化人材，亦有此意（见《外书》胡氏所记。）。《易传》于《睽》之初爻，亦有「不绝小人」之说，足见此事自是正理当然，非权谲之私也。然亦须有明道如此广大规模，和平气象，而其诚心昭著，足以感人，然后有以尽其用耳。常人之心既不足以窥测此理，又无此等力量，自是信不及。设有信者，又不免以权谲利害之心为之，则其悖理而速祸也为尤甚矣。此今之君子所以不能无疑于明道之言也（胡氏所记，尹氏亦疑之，岂所谓未可与权者耶？）。邵子文晚著此书，于其早岁之所逮闻者，年月先后，容或小差。若语意本末，则不应全误。且所谓二公并相，盖终言之；召宗丞未行，以疾卒，亦记其不及用耳。非必以为二公既相，然后召明道也。又谓《邵录》多出公济，恐亦未然。盖其父子文体自不同也。

折柳事有无不可知，但刘公非妄语人，而《春秋》有传疑之法，不应遽削之也。且伊川之谏，其至诚恻怛，防微虑远既发乎爱君之诚，其涵养善端，培植治本又合乎告君之道，皆可以为后世法。而于辅导少主，尤所当知。至其馀味之无穷，则善学者虽以自养可也。故区区鄙意深欲存之，盖其说如此，非一端也。今乃以一说疑之而遽欲刊去，岂不可惜？若犹必以为病，则但注其下云：「某人云：国朝讲筵仪制甚肃，恐无此事」，使后之君子以理求者得其心，以事考者信其迹，其亦庶乎其可矣。

范公不为程门弟子，下卷范公语中论之已详。此年谱所载，特鲜于所录之本文耳。然不削去「门人」二字者，范公语中既引以为说，则此不可削，史固有变例也。但来喻引范公《日记》，以为伊川所为范公未必尽知。若率先具素馔，则应大与东坡忤，何以能处程苏之间而无违言乎？此则恐于事理皆未尽也。盖范公所记正叔独奏，乞就宽凉处讲读，而并及修展迩英次第，则固善之之辞，而非有讥贬之意也。但伊川已奏而事方施行，则自不必更言。而在范公之自处，则亦或有不敢言者。至于国忌斋筵，荤素所宜，则以范公之贤，于己之所行自当顾义理之是非以为从违，不当视同列之喜怒以为前郤也。使其果欲依违两间，曲全交好，则具素馔既忤东坡，具肉食亦忤伊川。若虑于彼而忽于此，则亦非所以两全矣。况范公之意未必出此，而他书所记亦云范醇夫辈食素，秦黄辈食肉，则所记虽不同，而范公之不畏东坡而每事徇从，亦当时所共知矣。故尝窃意范公虽不纯师程氏，而实尊仰取法焉。其于东坡，则但以乡党游从之好素相亲厚，而立朝议论趣向略同。至其制行之殊，则迥然水火之不相入。且观其辨理伊川之奏，则其心岂尽以东坡为是哉？但不能辨之于当时，而发之于数年之后，此则刚强不足，不免乎两徇之私者。而其所重在此，故卒不能胜其义理之公也。大抵程苏学行邪正不同，势不两立，故东坡之于伊川素怀憎疾，虽无素馔之隙，亦不相容。若于范公，则交情既深，而其气象声势无足畏者，故虽有右袒之嫌，而不以害其平生之驩也。

侯师圣论二先生大概亦得之，但语意少不足耳，亦不必删去也。

文潞公事但注其后云：「某人云：先生判监时，潞公未尝尹洛，疑此有小误」。

「以管窥天」，此伊川本语，见于《遗书》，不必曲为隐讳。兼其语有抑扬，善读者当自知之。若为其不善读而毁吾说以避之，则古今书传之得存者寡矣。

横渠墓表出于吕汲公，汲公虽尊横渠，然不讲其学而溺于释氏，故其言多依违两间，阴为佛老之地，盖非深知横渠者。惜乎当时诸老先生莫之正也。如云学者苦圣人之微而珍佛老之易入，如此则是儒学异端皆可入道，但此难而彼易耳。又称横渠不必以佛老而合乎先王之道，如此则是本合由老佛，然后可以合道，但横渠不必然而偶自合耳。此等言语与横渠著书立言，攘斥异学，一生辛苦之心全背驰了。今若存之，非但无所发明，且使读者谓必由老佛，易以入道，则其为害有不可胜言者，非若前段所疑年月事迹之差而已也。又行状记事已详，表文所记无居状外者，亦不必重出。

吕侍讲学佛事似不必载，如何？

沟封奉圣乡虽非封建，然亦可以为封建之渐，且无时不可为。若曰分茅胙土，大封王侯，则主少国疑，诚非可为之时矣。但伊川决不至如此不晓事，必待晚年更历之多，然后知其不可也。大抵前辈议论不能无小不同，今两存之，学者正好思索商量，非若汲公之论横渠，大本不同，其流有害也。

杨应之事以少见，故悉取之，亦变例也（恐可访问，更增广之。）。

杨于程门，亦未必在弟子列也。

吕进伯和叔本当别出，以事少无本末，故附之与叔，甚非是。告访问增益，别立两条（临川有薛氏，汲公甥也，可因人问之。）。

苏博士语中胡公所论，盖以越职言事，便非语默之当然。又以其得罪之重，知其言必有过当处耳。词之未莹，故若可疑。然苏乃元符末年应诏上书，恐未可以越职罪之也（此事吾辈更合商量，非特为苏公之是非也。）。

杨公墓志首尾联贯，不容剪截，故全书之，亦变例也。胡公所辨发明述作之意最为有功，似不可去。

胡公行状取屏斥学生事，乃为作学录、行学规之样辙，非独为后来论列张本也。然明道叙述中亦有如此者（刘立之记罢判武学事。），伊川存而不去，盖欲备见事情。虽知气象之小，而不得避也。其他浮辞多合删节，当时失于草草耳。卷首诸公，当时以其名实稍著，故不悉书。自今观之，诚觉旷阙。但此间少文字，乏人检阅，须仗伯恭与诸朋友共成之也。

龚帅过建阳，遣人相闻，不及一见为恨。今日季教授见访，云尝小款，道其语皆出于忠厚长者。然在愚意，尚未有深解处。如论范忠宣救蔡新州及元祐流人，以为至当之举。熹尝窃论此矣，以为元祐诸贤忧确之不可制，欲以口语挤之，固为未当；而范公乃欲预为自全之计，是亦未免于自私，皆非天讨有罪之意也。至其论诸公忽反尔之言，违好还之戒，自取祸败，尤非正理。使后世见无礼于君亲者拱手坐视而不敢逐，则必此言之为也。且舜流四凶族，为皋陶者亦殊不念反尔之戒，何耶？推此心以往，恐无适而非私者。邵子文以为明道所见与忠宣合，正恐徒见所施之相似，而未见所发之不同。盖毫釐之间，天理人欲之差有不可同年而语者矣。又闻深以好名为戒，此固然矣。然偏持此论，将恐廉隅毁顿，其弊有甚于好名。故先圣云「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而又曰「君子求诸己」。详味此言，不偏不倚，表里该备，此其所以为圣人之言欤！学者要当于此玩心，则勿忘勿助之间，天理卓然，事事物物无非至当矣。熹又记向蒙面诲尧舜之世一用轻刑，当时尝以所疑为请，匆匆不及究其说。近熟思之，有不可不论者。但观皋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节，便是圣人之心涵育发生，真与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于理以干天诛，则夫轻重取舍之间，自有决然不易之理。其宥过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而轻非姑息，功疑而重非过予。如天地四时之运，寒凉肃杀常居其半，而涵养发生之心未始不流行乎其间。此所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既犯而纵舍之谓也。不审高明以为如何？

邵子文记明道先立标准之言深中近日朋友之病，且孟子亦有袭而取之之戒，尤当深念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