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嗣明、林震、苏桓、谢湜可特降一官，顾文降一资，内顾文、谢湜仍放罢。郭从骏放。馀依已得指挥。

昔者虞侯仲易尝为我言：「伊洛之学非伊洛之学，洙泗之学也；洙泗之学非洙泗之学，尧舜三代之学也」。余以其言为然。其后又见侯以是赠言于朋友，勒石于斯宫，率缕缕申言之。乃嘉定十有三年，复以书抵了翁曰：「刚简始至郡，会盗薄邻邑，效死弗敢去，以为民守。荷宗社之灵，幸而济。因惟道失民散，使赤子颠沛至此，为吏者不汲汲图所以扶持之，顾方以簿书不报、期会之间为大故，仆为此惧，凡以崇化美俗，随所逮为，既不敢不勉，吉月即校官，见诸生，又为扬榷古今，阐崇理道，庶几其有兴者。一日有讲授于学官者曰：『伊洛之学以《中庸》为宗，以诚敬为教者也』。仆闻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谓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龙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谨，闲邪存其诚」，而《坤》六二言「敬以直内」，然则曰中、庸、诚、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则，古今至实之理，帝王所以扶世立极，圣贤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汉以降反之，而民俗浇薄，自去圣益远，士非功利之习则虚无之徇，非词章之尚则记问之矜。逮伊洛诸儒先奋乎千载之下，倡明此理，则士往往惊怪，以是为一家之学，不知尧舜三代之相传，孔、颜、曾、孟之所事，固未尝外此，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开来耳，非其实始为此以自摽表，且教人以其所无者也。于是士惧然相谓曰：『吾今知非伊洛之学而洙泗之学也，非洙泗之学而天下万世之学也』。仆尝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纯公、正公、张明诚中子之象而祠于学，以示学者向趋之的，子其为发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开来之意而记诸社」。余抚其书而叹曰：俗流世坏，士方憧憧于功利之下者，而侯独慨然及此，敢曰不可？虽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奋乎舂陵，唱道南服，而二程子实得其传；张子兄弟又皆崛起关中，为西方诸儒倡。于是游、杨、胡、谢诸老与刘元承、王信伯、鲍商霖等盛于东南，苏子明、吕进伯兄弟起于西方，尹彦明、张思叔、朱公掞、马时中、侯师圣、吕原明、刘质夫诸公起于东北。惟巴蜀时僻在一隅，而气数之感，亦自有人。元公官巴川，纯公、正公侍亲入蜀，张少公出宰金堂，蜀之人士于是数君子皆未尝不得从焉。今言河南之学者，指《易传》为成书，而尝闻诸成都之隐者，其后卒成于涪陵之北岩。蜀人之笃信其说如范太史，大徒高弟如谯天授、谢持正，皆班班可考。荆州袁道洁及登河南之门，其游蜀访薛翁，亦谓伊洛轶书多在蜀者，是此书流传于巴蜀既有年矣。余为儿童时，犹及从长老授伊川《易传》及河南《遗书》，又及见学者多传写二程先生语录，特为其说者未能无科举之累，故缀其说以缉文，而未暇得其所以言。一为庆元学禁所怵，则例以伊洛目之，以诚敬讪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伪学也。自是以来，往往屏其书而不复省。曾不思四先生之教人，赜诸天地万物之奥，而父子夫妇之常不能违也；验诸日用饮食之近，而鬼神阴阳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体熟玩，而有以约之于己，期不失其本心焉耳，奚其伪？虞侯曰：「善！余言即子言也，子其遂以为记」。某方为四先生请易名于朝，请从祀于学，上可其易名之奏，有司令以周程三先生之命书与其贰付了翁，则于侯之请宁敢以固陋辞？

臣闻圣人达而赏罚行，圣人穷而褒贬作。褒贬者，万世赏罚也。昔孔子作《春秋》，人见其所褒贬者既往之人也，不知圣人固为来者设也。论者乃谓天下有道，圣人推而行之，天下无道，圣人述而藏之，岂知《春秋》盖亦推而行之乎？汉董仲舒记孔子之言曰：「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知孔子者亦谓《春秋》即行事矣，夫岂必待居位用权而后为行事乎哉！虽然，有孔子之圣则可，无孔子之圣则僭矣。达而赏罚行，圣人处常也；穷而褒贬作，圣人处变也。《春秋》乐道尧舜，盖尧舜处其常，而孔子处其变。试观春秋初年，何往而非变。惠公、隐、桓之传国，父子之变也；祭伯非命而私交，君臣之变也；仲子妾母而上僭，夫妇之变也。君臣、父子、夫妇，人之三纲，尽变于一年之间。《春秋》虽欲不作，可乎哉？《春秋》因其变书之，将以复其常也。或曰：「是知其不可复而复之者乎」？曰：非然也。书其变于一时，复其常于万世，故孟轲氏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后世思其说而不得，至本朝周敦颐明之，曰：「诛死者于前，所以惧生者于后也」。先之曰孔子为后世王者而修也。呜呼！知孔子者惟轲，知轲惟敦颐乎。敦颐《春秋》之学，程颢、程颐得其传，颐尝作传，而颢则间及之。若张载则与颢、颐讲明而得之，若刘绚、谢湜则见而发明之，若范祖禹诸人则见而知之，若胡安国则闻而发明之，若李侗诸人则闻而知之。其派分，其源同，说虽不无稍异，而尊王贱霸，内中国外夷狄，即事明纲常，以著人君之用，则一而已。臣幼习《春秋》，靡惑他歧，尝取敦颐以下十有七家，或著书以明《春秋》，或讲他经而及《春秋》，或其说之有合于《春秋》，皆广搜博访。始乃定其后先，审其精粗，凡总论《春秋》大旨者归之《纲领》，若专指一事而言则各附本章。夫《春秋》即天理也，天理在人，不容已也。近取诸身，《春秋》在焉，验诸履践，何莫非天理之流行？虽然，此一身之《春秋》也，而畎亩微臣之心，将冀是经自圣主昭明之，则措诸事业，何莫非天理之著见，此天下之《春秋》也。臣愿圣主昭明孔子之《春秋》，以复尧舜之常，昭明孔子之褒贬，以行尧舜之赏罚。斯与三圣异世而同符矣。则是书也，臣安敢为一家之私藏哉，安敢为一家之私藏哉！大学生臣李俞谨上。

蜀在天一方，士当盛时，安于山林，唯穷经是务，皓首不辍。故其著述往往深得经意，然不轻于自衒，而人莫之知。书之藏于家者，又以狄难而燬，良可嘅叹。麟经在蜀，尤有传授，盖濂溪先生仕于合，伊川先生谪于涪，金堂谢持正先生亲受教于伊川，以发明笔削之旨。老师宿儒，持其平素之所讨论，传诸其徒，虽前有断烂朝报之毁，后有伪学之禁，而守之不变。故薰陶浸渍，所被者广。如冯公辅、朱万里、张习之、刘光远诸先生，皆一时所宗。吾乡木讷赵先生，独抱遗经，穷探冥索，实为之倡。所著《诗故》、《经筌》二书，有功于圣经甚大。《诗故》湮没不传，唯《经筌》独存。其为说不外乎濂洛之学，而善于原情，不为传注所拘。至于推见至隐，使二百四十二年事瞭如在目。其所参订，率有依据。经生学子，窃其绪言以梯科第者踵相接也。噫，先生著书以淑后学，岂为是哉？先民谓《春秋》，孔子之刑书，传为案，经为断，其说尚矣。然至当无二，而三传殊说，犹未免于致其疑。有能卓然不惑于好恶是非之私，不徇夫牵合傅会之失，先原情以为之裁准，得其情则案可断，刑可用矣。孔子作《春秋》必质诸人情，孰谓探索于千有馀年之后，而不知原情以蔽事哉？此余所以深有味于是书也。余与先生居同里，且受经于先生之高弟，每患此书未能散见于四方，谨刊诸家塾，与同志共之。读经者傥能主濂、洛、胡文定之说，以求夫大经大法之要，又以此书原当世之人情，而归于至理，广而充之，举而措之，以正谊明道为心，以拨乱反正为事，使吾夫子赏罚之公，不徒载之空言，尚先生明经之明。咸淳壬申阳月朔，后学石泉青阳梦炎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