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出徼外，至泯山，其气清淑以舒。士生其间，矜行义，多才观，文人秀士背项相望。钝斋杨侯最后出，才思华赡，颉颃前修。公卿侯牧，属治笺记，名章丽藻，泉激电发。余虽生晚，犹及与之接，且知其得又不专在语言文字间也。方小人托伪学之名排摈异己，侯较艺南宫，胡纮为知举，怙长茂恶，莫之敢攫，侯据正无所挠。余时入承大问，闻其事而伟之。未几，权臣使人怵君，将寘诸言路。君谢不可，至为歌诗以见志。盖自是不得久居中矣。士生斯世，将以宅天衷而奠人极，非以记览词章、矜多斗靡为悦者也。本之则无纤能，小惠蔓词以相挻，此如蟪菌之感人耳目，条然而腐草朽壤矣。侯之子铉、铨将以侯平生所为文锓诸木，而属书其篇首，乃不果辞。侯名某，字济道，尝长著庭，兼吏部郎，历汉东太守，终潼川路转运判官。

事至于极而难乎其继者，是殆圣人处世变之穷，而非其心之所乐也。夫道散而法始立，质丧而文始兴，曾谓圣人求详于法、求工于文哉？法足以尽物之变，文足以穷理之奥，后有作者，固无复加于此矣。然太朴日散，至德日离，圣人之心未始不逆料异日之难乎其继也。圣人虽知异日之难继，犹将汲汲而为之者，其殆忧世变之愈穷，不得已焉，曲为之制，详为之说，则来者尚有稽焉耳。经制述作至周公、仲尼而极盛，亦至周公、仲尼而始穷，世变亦可睹矣。吾是以悲二圣人居道之穷，不得如古先圣人之为开端于先，而使继之者犹有所增益也。然则经制大备、述作大明，非二圣人之心明矣。经制述作如何？请申王通之说。夫法所以防情也，文所以宣意也。吾欲诏天下、示来世，自非经制之详，述作之备，则其传也不久。虽然，斯二者非圣人意也，势也。人情未漓，何以法为？真意相与，何以文为？自穴居结绳易而为宫室书契，君子知黄帝尧舜之通变，已不能无异于伏羲神农之旧，则法固不必详也。自八卦之画重而为六十四，君子病文王之费辞，已不逮伏羲氏之省文，则文固不必多也。是故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原于大道之既隐；博而寡要，劳而无功，咎在文籍之太繁。吾固以为周公经制之备，非求备也，世运至成而已极，虽欲不备焉不可也。仲尼述作之详，非过详也，斯文至春秋而将坠，虽欲不详焉不可也。二圣人处时之不幸，是以极意而为之，非其所欲也。何者？君臣名分、朝廷礼节、车舆服御之制，冠昏丧祭之仪，周公处之尽矣；后世有周公焉，莫能加毫末于此矣。天地之所以位，日月之所以行，鬼神人物之变，仁义礼乐之实，孔门讲之熟矣；后世有夫子焉，亦莫能加毫末于此矣。周公、仲尼曾以是为誇乎？盖自三皇至于周，如一阳之生于《复》，而将变于《姤》也。子丑寅之建正，忠质文之迭尚，至是周矣，此周公所以详其法，吾夫子所以备其文欤。然自六典致太平之后，世之言治者卒莫能绍六典之遗则；自六经垂世之后，世之为文者卒莫继孔氏之馀音。则以二圣人先为之极，而后世难乎其继耳。嗟夫！法备于成周，由成周而下，法无取焉；文盛于洙泗，由洙泗而下，文无观焉。二圣人之心，非不知异日事势之必至此也，亦念夫世降而周，三光五岳之气将散，人事备矣，风气漓矣，吾恐后世因之，不知太平之盛典，圣学之大全，非吾之责而谁责？是用事制而曲防，博学而详说，立为成宪，以俟后圣，千载而下，尚庶几如吾意之所期。而卒不果也，岂不悲哉！生于周孔之前者，率五百年而一遇圣人；生于周孔之后者，千有馀年而未遇焉。事极乎盛者，其终必衰。故君子欲观圣道，常愿如大道为公之世，停蓄不露，不愿如周公孔子之事，极盛而无馀也。此非吾之臆说也。周公、仲尼复起，无以易吾言也。太公报政，周公曰：「平易近民，民必归之」。则欲简而不欲繁，周公之心也。仲尼尝谓：「予欲无言，天何言哉」！则著书立言又岂仲尼之得已乎？不得已而犹为之，圣人之志益可悲矣。然则经制至于大备，述作至于大明，其殆救时之弊，济道之穷，开天下后世之惑，虽欲效黄帝尧舜氏之为，而不可得也。世之惑者不谅圣人之心，不知世变之不可骤返也，学清虚者病法制之繁，于是乎有剖斗折衡之说；尚惨刻者病文字之多，于是乎有坑焚绝灭之说。愈变愈下，道术益为天下裂矣。独不思返天下于太朴，示学者以无言，斯说也而果可用于周，则周公、孔子已为之矣。周孔之所不能为，而后世欲强为之，非愚则狂也。虽然，周公之事不得而见之矣，宣尼之业谁实绍之？王通氏讲道河汾，窃有志焉，属之王通氏可乎？曰：王氏支离，支离者不得其雅也。若孟轲氏，醇乎醇者也，井田经界本之周公，仁义性善传之孔子，孔子而下，孟轲氏一人而已，轲死而后，不得其传。故曰：「周公殁，天下无善治；孟轲死，百世无真儒」。非知道者，孰能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