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氏小史》：名峻，一作崚。

《山海经》：「侍中秀领校」，秀即刘歆也。

《丹元子步天歌》：此但记列星所在，并其象数，使人易识耳，非占说也。

《黄庭经》：此特梁丘子注尔。

张万福，唐人，有传。《总目》云：不详何代人。

《步虚洞章》：《总目》云「不详何代人」。修静，东晋道士，隐庐山。

《葛仙公序》：葛洪，此恐是葛玄。

《玄纲论》：此前已有所谓《真纲论》，即此，盖避圣祖名。

《三茅君内传》：云「唐李遵撰」，遵非唐人。

《德山集》：「德山不详何人」。德山在朗州，盖宣鉴禅师，乃唐僖宗朝人。此云不知何人，疏缪如此。

《破胡集》：后云「释氏兴于西域，自汉末始流于中国」，非汉末。

《文选》：案李善注在五臣前，此云「因五臣而自为注」，非是。

《中书省试题咏诗》：若集中纯载诗，即不可谓之诗笔。

《丹阳集》：已见总集，此重出。

《郦炎集》：当在前。

蔡融、来鹏皆唐人，见《丹阳集》。

百川异趋，必会于海，然后九州无浸淫之患；万国殊途，必通诸夏，然后八荒无壅滞之忧。会通之义大矣哉！自书契以来，立言者虽多，惟仲尼以天纵之圣，故总诗书礼乐而会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贯二帝三王而通为一家，然后能极古今之变。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仲尼既没，百家诸子兴焉，各效《论语》，以空言著书（《论语》，门徒集仲尼语。），至于历代实迹，无所纪系。迨汉建元、元封之后，司马氏父子出焉。司马氏世司典籍，工于制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会《诗》、《书》、《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之言，通黄帝、尧、舜至于秦汉之世，勒成一书，分为五体：本纪纪年，世家传代，表以正历，书以类事，传以著人。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故谓周公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五百岁而在斯乎！是其所以自待者已不浅。然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遗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千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可为迁恨者，博不足也。凡著书者，虽采前人之书，必自成一家言。左氏，楚人也，所见多矣，而其书尽楚人之辞；公羊，齐人也，所闻多矣，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语，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杂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大抵开基之人，不免草创，全属继志之士，为之弥缝。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其实一也。《乘》、《梼杌》无善后之人，故其书不行。《春秋》得仲尼挽之于前，左氏推之于后，故其书与日月并传，不然，则一卷事目安能行于世！自《春秋》之后，惟《史记》擅制作之规模，不幸班固非其人，遂失会通之旨，司马氏之门户自此衰矣。班固者，浮华之士也，全无学术，专事剽窃。肃宗问以制礼作乐之事，固对以在京诸儒必能知之。傥臣邻皆如此，则顾问何取焉？及诸儒各有所陈，固惟窃叔孙通十二篇之仪以塞白而已。傥臣邻皆如此，则奏议何取焉？肃宗知其浅陋，故语窦宪曰：「公爱班固而忽崔骃，此叶公之好龙也」。固于当时已有定价，如此人材，将何著述？《史记》一书，功在十表，犹衣裳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班固不通，旁行邪上，以古今人物彊立差等。且谓汉绍尧运，自当继尧，非迁作《史记》厕于秦、项，此则无稽之谈也。由其断汉为书，是致周秦不相因，古今成閒隔。自高祖至武帝凡六世之前，尽窃迁书，不以为惭；自昭帝至平帝凡六世，资于贾逵、刘歆，复不以为耻；况又有曹大家终篇，则固之自为书也几希。往往出固之胸中者，《古今人表》耳，他人无此谬也。后世众手修书，道傍筑室，掠人之文，窃钟掩耳，皆固之作俑也。固之事业如此，后来史家奔走班固之不暇，何能测其浅深？迁之于固，如龙之于猪，奈何诸史弃迁而用固，刘知几之徒尊班而抑马？且善学司马迁者，莫如班彪。彪续迁书，自孝武至于后汉，欲令后人之续己，如己之续迁，既无衍文，又无绝绪，世世相承，如出一手，善乎其继志也。其书不可得而见，所可见者，元、成二帝赞耳，皆于本纪之外，别记所闻，可谓深入太史公之阃奥矣。凡《左氏》之有「君子曰」者，皆经之新意；《史记》之有「太史公曰」者，皆史之外事，不为褒贬也。閒有及褒贬者，褚先生之徒杂之耳。且纪传之中，既载善恶，足为鉴戒，何必于纪传之后，更加褒贬？此乃诸生决科之文，安可施于著述，殆非迁、彪之意。况谓为赞，岂有贬辞？后之史家，或谓之论，或谓之序，或谓之铨，或谓之评，皆效班固，臣不得不剧论固也。司马谈有其书，而司马迁能成其父志；班彪有其业，而班固不能读父之书。固为彪之子，既不能保其身，又不能传其业，又不能教其子，为人如此，安在乎言为天下法！范晔、陈寿之徒继踵，率皆轻薄无行，以速罪辜，安在乎笔削而为信史也！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此言相因也。自班固以断代为史，无复相因之义，虽有仲尼之圣，亦莫知其损益，会通之道，自此失矣。语其同也，则纪而复纪，一帝而有数纪，传而复传，一人而有数传。天文者，千古不易之象，而世世作《天文志》；《洪范》五行者，一家之书，而世世序《五行传》。如此之类，岂胜繁文！语其同也，则前王不列于后王，后事不接于前事。郡县各为区域，而昧迁革之源；礼乐自为更张，遂成殊俗之政。如此之类，岂胜断绠！曹魏指吴蜀为寇，北朝指东晋为僭；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齐史》称梁军为义军，谋人之国，可以为义乎？《隋书》称唐兵为义兵，伐人之君，可以为义乎？房玄龄董史册，故房彦谦擅美名；虞世南预修书，故虞荔、虞寄有嘉传。甚者桀犬吠尧，吠非其主。晋史党晋而不有魏，凡忠于魏者目为叛臣，王凌、诸葛诞、母丘俭之徒抱屈黄壤。《齐史》党齐而不有宋，凡忠于宋者目为逆党，袁粲、刘秉、沈攸之之徒舍冤九原。噫！天日在上，安可如斯？似此之类，历世有之，伤风败义，莫大乎此。迁法既失，固弊日深，自东都至江左，无一人能觉其非。惟梁武帝为此慨然，乃命吴均作《通史》，上自太初，下终齐室，书未成而均卒。隋杨素又奏令陆从典续《史记》，讫于隋，书未成而免官。岂天之靳斯文而不传与？抑非其人而不祐之与？自唐之后，又莫觉其非，凡秉史笔者，皆准《春秋》，专事褒贬。夫《春秋》以约文见义，若无传释，则善恶难明；史册以详文该事，善恶已彰，无待美刺。读萧、曹之行事，岂不知其忠良；见莽、卓之所为，岂不知其凶逆。夫史者国之大典也，而当职之人不知留意于宪章，徒相尚于言语，正犹当家之妇不事飨飧，专鼓唇舌，纵然得胜，岂能肥家？此臣之所深耻也。江淹有言：「修史之难，无出于志」。诚以志者宪章之所系，非老于典故者不能为也，不比纪传，纪则以年包事，传则以事系人，儒学之士皆能为之，惟有志难。其次莫如表，所以范晔、陈寿之徒能为纪传，而不敢作表、志。志之大原起于《尔雅》，司马迁曰书，班固曰志，蔡邕曰意，华峤曰典，张勃曰录，何法盛曰说，馀史并承班固，谓之志，皆详于浮言，略于事实，不足以尽《尔雅》之义。臣今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生民之本在于姓氏，帝王之制各有区分。男子称氏，所以别贵贱；女子称姓，所以别婚姻，不相紊滥。秦并六国，姓氏混而为一，自汉至唐，历世有其书，而皆不能明姓氏。原此一家之学，倡于左氏，因生赐姓，胙土命氏，又以字、以谥、以官、以邑命氏，邑亦土也，左氏所言，惟兹五者。臣今所推，有三十二类，左氏不得而闻，故作《氏族略》。书契之本，见于文字，独体为文，合体为字。文有子母，主类为母，从类为子。凡为字书者皆不识子母，文字之本出于六书：象形、指事，文也；会意、谐声、转注，字也；假借者，文与字也。原此一家之学，亦倡于左氏。然止戈为武，不识谐声，反正为乏，又昧象形，左氏既不别其源，后人何能别其流？是致小学一家，皆成卤莽。经旨不明，穿凿蜂起，尽由于此。臣于是驱天下文字，尽归六书，军律既明，士乃用命，故作《六书略》。天籁之本，自成经纬，纵有四声以成经，横有七音以成纬。皇、颉制字，深达此机，江左四声，反没其旨。凡为韵书者，皆有经无纬。字书眼学，韵书耳学，眼学以母为主，耳学以子为主，母主形，子主声，二家俱失所主。今欲明七音之本，扩六合之情，然后能宣仲尼之教，以及人间之俗，使裔夷之俘皆知礼义，故作《七音略》。天文之家，在于图象，民事必本于时，时序必本于天。为《天文志》者，有义无象，莫能知天。臣今取隋丹元子《步天歌》，句中有图，言下成象，灵台所用，可以仰观，不取《甘石》本经惑人以妖妄，速人于罪累，故作《天文略》。地理之家，在于封圻，而封圻之要，在于山川。《禹贡》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经界，九州有时而移，山川千古不易，是故《禹贡》之图，至今可别。班固《地理》主于郡国，无所底止，虽有其书，不如无也。后之史氏正以方隅郡国并迁，方隅颠错，皆因司马迁无《地理书》，班固为之创始，致此一家俱成谬举。臣今准《禹贡》之书而理川源，本《开元十道图》以续今古，故作《地理略》。都邑之本，金汤之业，史氏不书，黄图难考。臣上稽三皇五帝之形势，远探四夷八蛮之巢穴，仍以梁汴者四朝旧都，为痛定之戒，南阳者疑若可为中原之新宅，故作《都邑略》。谥法一家，国之大典，史氏无其书，奉常失其旨。周人以讳事神，谥法之所由起也。古之帝王存亡皆用名，自尧、舜、禹、汤至于桀纣，皆名也。周公制礼，不忍名其先君。武王受命之后，乃追谥太王、王季、文王，此谥法所由立也。本无其书，后世伪作《周公谥法》，欲以生前之善恶，为死后之劝惩。且周公之意，既不忍称其名，岂忍称其恶？如是，则《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不可行乎周公矣。此不道之言也。幽、厉、桓、灵之字，本无凶义，《谥法》欲名其恶，则引辞以迁就其意。何为皇颉制字，使字与义合，而周公作法，使字与义离？臣今所纂，并以一字见义，削去引辞而除其曲说，故作《谥略》。祭器者，古人饮食之器也。今之祭器，出于《礼图》，徒务说义，不思适用，形制既乖，岂便歆享。夫祭器尚象者，古之道也。器之大者莫如罍，故取诸云山；其次莫如尊，故取诸牛象；其次莫如彝，故取诸鸡凤；最小者莫如爵，故取诸雀。其制皆象其形，凿项及背，以出内酒。惟刘杳能知此义，故引鲁郡地中所得齐子尾送女器有牺尊，及齐景公冢中所得牛尊、象尊以为證。其义甚明，世莫能用，故作《器服略》。乐以诗为本，诗以声为用，风土之音曰风，朝廷之音曰雅，宗庙之音曰颂。仲尼编《诗》，为正乐也，以风、雅、颂之歌为燕享、祭祀之乐。工歌《鹿鸣》之三，笙吹《南陔》之三，歌间《鱼丽》之三，笙间《崇丘》之三：此大合乐之道也。古者丝竹有谱无辞，所以六笙但存其名，序《诗》之人不知此理，谓之有其义而亡其辞，良由汉立齐、鲁、韩、毛四家博士，各以义言诗，遂使声歌之道日微。至后汉之末，《诗》三百仅能传《鹿鸣》、《驺虞》、《伐檀》、《文王》四篇之声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至于晋室，《鹿鸣》一篇又无传。自《鹿鸣》不传，后世不复闻《诗》。然诗者人心之乐也，不以世之兴衰而存亡。继风雅之作者，乐府也。史家不明仲尼之意，弃乐府不收，乃取工伎之作以为志。臣旧作《系声乐府》，以集汉魏之辞，正为此也。今取篇目以为次，曰《乐府正声》者，所以明《风》、《雅》；曰《祀享正声》者，所以明《颂》；又以《琴操》明丝竹，以《遗声》准逸诗。《语》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武》，尽美矣，未尽善也」。此仲尼所以正舞也。《韶》即文舞，《武》即武舞，古乐甚希，而文武二舞犹传于后世，良由有节而无辞，不为义说家所惑，故得全仲尼之意。五声八音十二律者，乐之制也，故作《乐略》。学术之茍且，由源流之不分；书籍之散亡，由编次之无纪。《易》虽一书，而有十六种学：有传学，有注学，有章句学，有图学，有数学，有谶纬学，安得总言《易》类乎？《诗》虽一书，而有十二种学：有诂训学，有传学，有注学，有图学，有谱学，有名物学，安得总言《诗》类乎？道家则有道书，有道经，有科仪，有符箓，有吐纳内丹，有炉火外丹，凡二十五种皆道家，而浑为一家可乎？医方则有脉经，有灸经，有本草，有方书，有炮炙，有病源，有妇人，有小儿，凡二十六种皆医家，而浑为一家可乎？故作《艺文略》。册府之藏，不患无书，校雠之司，未闻其法，欲三馆无素餐之人，四库无蠹鱼之简，千章万卷，日见流通，故作《校雠略》。河出图，天地有自然之象，图谱之学由此而兴；洛出书，天地有自然之文，书籍之学由此而出。图成经，书成纬，一经一纬，错综而成文。古之学者，左图右书，不可偏废。刘氏作《七略》，收书不收图，班固即其书为《艺文志》，自此以还，图谱日亡，书籍日冗，所以困后学而隳良材者，皆由于此，何哉？即图而求易，即书而求难，舍易从难，成功者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