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惟御军以严，固也。亦必恩信素结其心，而后法行而人不犯。尔等幸以拳勇，备数行间。苟能仁恤士卒，正身率下，则虽虓虎之伦，可使畏威，安若儿女。何致狺然狠斗，如彼无忌哉！镌官贬职，姑示薄惩。尚迪予训，勉殚来效。

臣以不才，蒙陛下擢居言责之地，惟是朝廷之急务，时政之得失，天下之利病，未能有所建明，夙夜循省，惧无以裨圣虑，资盛德，有孤陛下任使之意。辄尝思之，得当今之所宜先者三数事，谨具条列以闻。惟陛下哀其愚衷，恕其狂斐，留神而财择之，天下幸甚。臣闻帝王接物也，以至诚为先，权数不足任也。历观六籍之指归，未有不本于至诚者。至于天下国家之治，亦在诚其意而已矣。夫惟至诚为能终始万物，为能事神接人。行之至者，虽金石无情，犹可以动之，况其有知者乎？是故人君以至诚接于下，则臣下以至诚事其上。《易》曰：「厥孚交如，信以发志」是也。迹之古人，何尝不然？《诗》曰：「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说者曰：「鹿得苹，呦呦然鸣而相呼，恳诚发于中」。此言文王以至诚接于下，犹鸣鹿之相呼，无非出于恳诚者也。夫人君能以至诚接于下，而臣下不务倾心毕力以报其上者，未之有也。《诗》曰：「忧心悄悄，仆夫况瘁」。此言臣下忧君之极，至于仆夫亦皆瘁病，其于报上也何如哉！若夫任权数以临人而不繇至诚，则人亦将以不诚事之，此非所以感人心之道也。非徒不足以感人心而已，则又将有轻朝廷之心。何也？夫任权数者举事于此，而用意在彼，人将曰：「今之所以然者，意不在是也，盖将有谓焉耳」。殆非人主所以取重于天下之道也。故夫权数者，醇德之病，中人用之已为非宜，况人主之尊乎？臣恐辅导之臣有以此术开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适足为累耳，其于盛德未见其补也。臣又闻，圣人不以独见为明，而以群言为用。以尧之圣也，知臣下之贤而不自用，必俟群臣佥举然后裁有所试耳。其于退不肖也亦然。方鲧之圮族也，尧知其不可用，而四岳以为能。尧于鲧不敢自断于己而不用，卒徇四岳之言以试之者，何也？尧之心以谓知其圮族者，独予一人而已，而群臣以为能者且众，而弗成之绩又未暴于当世，是以不敢断于己，而从众也。且人君自用不足以为世法，此尧舜之用心，后世之所宜行者也。而陋儒之论，以为人君必操独断之权，使威福一出于己，臣下不得而与之，然后人君之道尊。呜呼，其亦不思甚矣！夫万几之丛脞，臣庶之夥繁，而欲以一人聪明断之，非前闻也。夫所谓独断者，谋之于众而断之以己耳，非谓弗询于下而独出于上之谓也。弗询于下而独出于上，是为自用耳。人君自用，使事事能中其理，犹得罪于古人，又况未能尽然乎？辅道之臣有持此说以误陛下者，陛下信而行之，适足为累耳，于盛德未见其补也。臣又闻人禀一元之气而生，所禀有厚薄，故其质有美恶之别焉。若辩与讷，出于自然，非美恶之所系也。是故其质美矣，而其辞讷焉，不害为君子；其质恶矣，而其辞辩焉，不害为小人。知人之术，当观其质性何如，不当较其辩与讷也。昔汉文帝登虎圈，爱啬夫代上林尉对禽兽簿甚悉，诏拜啬夫为上林令。张释之曰：「绛侯、东阳侯称为长者，此两人言事曾不能出口，岂效此啬夫喋喋利口捷给哉！今以啬夫口辩而超迁之，臣恐天下随风而靡，争口辩，亡其实。且下之化上，疾于影响，举措不可不察也」。于是文帝乃止，不拜啬夫。当是时，文帝能忍己所爱以从直言，天下莫不以为贤。及武帝之季，田千秋以一言取宰相封侯，单于闻之曰：「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以中国天子之所为，而动为夷狄轻笑，可不重谨哉！孔子曰：「禦人以口给，屡憎于人，焉用佞」？夫言足以为世法者，宜莫如孔子。臣愿陛下深信之，而以汉之文、武为炮，不贵哓哓巧辩之人，使中外闻之，不敢饰虚言以来应，天下幸甚。臣又闻王言惟作命，命一出则天下风行而影从之，不可不谨也。《书》曰：「谨乃出令」。盖出令不谨，则其施之也，不能无不安之理。施之而不安，则必更张之；又不审，则必至于再，至于三。为令而至于再三，则天下安所从乎？是故古之人君将有言也，必先虑之于心，咨之于众，决之于故老大臣，然后行之。是故涣然如汗而不可反也，确然如金石而不可变也。今夫令之出也，下未及行而已追改之矣。一有使令也，其人未及往而已易之矣。不知左右之臣所与陛下计事者谁欤？是何不审之甚也。昔汉文时，人有言季布贤，召，欲以为御史大夫；又言其勇，使酒难近，至留邸一月，见罢。布进曰：「臣待罪河东，陛下无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无所受事罢去，此人必有以臣为不可者。陛下以一人誉召臣，一人毁去臣，臣恐天下有识者闻之，有以窥陛下」。今令行而数易，臣恐天下之窥陛下，有不止如汉文之时也。臣愿陛下务持重，毋易由言，研虑于内，咨谋于外，计其可久而必行之，天下幸甚。臣又闻，君总其治，臣分其职，君主逸，臣主劳。劳逸之分，要之臣主贤不贤耳。是故臣主俱贤，则君逸而臣劳；主贤而臣不贤，则主劳而臣逸。臣伏见陛下躬揽万微，动踰宵旰，而未尝休息。彼之所谓辅弼之臣，其间才力必有不堪其任者，不然，何致陛下勤劳之至此也？今夫一邑之小，丞尉之卑，朝廷尚思择其人而任之，况天下之大、两府之重乎？荀卿子曰：「请问为政」。曰：「贤能不待次而举，不能不待顷而废，元恶不待教而诛」。此可谓得为政术也。臣愿陛下察其不堪任者而绌之，举贤才而属之，亦不可少缓矣。何也？方今法度日隳，纪纲日益不振，天下委靡，日入于不治，此正勤求有为之人使之有为之时也。当此之时，不求有为之人使之有为，而举与夫不足与为之人共为之，一旦至于亡，可奈何！然后按刑章以诛之，亦亡补于事矣。窃譬之人有疾病也，初在腠理，不治。已而传至血脉，药石之功犹可以及之。于斯时也，又忽而不治，浸淫至于膏肓，虽有仓、扁，亦无如之何。古人有言曰：「为可为于可为之时」，今日之谓也。臣窃观陛下以英睿之姿，躬亲庶政，焦劳图治，日甚一日，虚己以求谠言，如恐不及。间者尝诏中外陈时政得失，今者又诏廷臣以次转对，欲以闻朝廷之废阙，措天下于平安，其用心可谓至矣。臣敢不悉心竭虑，为陛下具陈为治本末之状，庶几有补于万分。虽不能正之于将然之前，尚冀有以救之于已然之后。恭惟陛下首推至诚以御下，而不繇权数，博询众智而不任独断，不旌口给之人，不出不审再三之令，精求蹈道富才、忠力有为之人而委任之，然后血脉之疾可除，而药石之功加于天下矣。臣不胜胘胘之愚。

切观三州之水，为患滋久，较旧赋之入，十常减其五六。以日月指之，则水为害于三州，逾五十年矣。所谓三州者，苏、常、湖也。朝廷屡责监司，监司每督州县，又间出使者，寻按旧迹，使讲明利害之原。然而西州之官求东州之利，目未尝历览地形之高下，耳未尝讲闻湍流之所从来，州县惮其经营，百姓厌其出力，钧曰：「水之患，天数也」。按行者驾轻舟于汪洋之陂，视之茫然，犹擿埴索途，以为不可治也。间有忠于国，志于民，深求而力究之。然有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知其末而不知其本，详于此而略于彼。故有曰：「三州之水，咸注之震泽，震泽之水，东入于松江，由松江以至于海。自庆历以来，吴江筑长堤，横截江流，由是震泽之水，常溢而不泄，以至壅灌三州之田」。此知其一偏者也。或又曰：「由宜兴而西，溧阳县之上有五堰者，古所以节宣、歙、金陵九阳江之众水，由分水、银林二堰，直趋太平州芜湖，后之商人，由宣、歙贩卖𥱼木，东入二浙，以五堰为艰阻，因相为之谋，罔绐官中，以废去五堰，五堰既废，则宣、歙、金陵九阳江之水，或遇五六月山水暴涨，则皆入于宜兴之荆溪，由荆溪而入震泽，盖上三州之水，东灌苏、常、湖也」。此又知其一偏者耳。或又曰：「宜兴之有百渎，古之所以泄荆溪之水，东入于震泽也，今已堙塞，而所存者四十九条，疏此百渎，则宜兴之水自然无患」。此亦知其一偏者也。三者之论，未尝参究，得之既不详，攻之则易破。以锷视其迹，自西五堰，东至吴江岸，犹之一身也，五堰则首也，荆溪则咽喉也，百渎则心也，震泽则腹也，傍通太湖众渎，则络脉众窍也，吴江则足也。今上废五堰之固，而宣、歙、池九阳江之水不入芜湖，反东注震泽，下又有吴江岸之阻，而震泽之水，积而不泄，是犹有人焉桎其手，缚其足，塞其众窍，以水沃其口，沃而不已，腹满而气绝，视者恬然，犹不谓之已死。今不治吴江岸，不疏诸渎，以泄震泽之水，是犹沃水于人，不去其手桎，不解其足缚，不除其窍塞，恬然安视而已，诚何心哉？然而百渎非不可治，五堰非不可复，吴江岸非不可去，盖治之有先后。且未筑吴江岸已前，五堰其废已久，然而三州之田，尚十年之间，熟有五六，五堰犹未为大患。自吴江筑岸已后，十年之间，熟无一二。欲具验之，阅三州岁赋所入之数，则可见矣。且以宜兴百渎言之。古者所以泄西来众水，入震泽而终归于海。盖震泽吐纳众水，今纳而不吐。锷窃视熙宁八年，时虽大旱，然连百渎之田，皆鱼游鳖处之地，低污之甚也。其田去百渎无多远，而田之苗，是时亦皆旱死。何哉？盖百渎及傍穿小港渎，历年不遇旱，皆为泥沙堙塞，与平地无异矣。虽去震泽甚迩，民力难以私举，时官又无留意疏导者，苗卒归乎槁死。自熙宁八年迄今十四年，其田即未有可耕之日，岁岁诉潦，民益憔悴。昔嘉祐中，邑尉阮洪，深明宜兴水利。方是时，吴中水，洪屡上书监司，乞开通百渎。监司允其请，遂鸠工于食利之民，疏导四十九条，是年大熟。此百渎之验，岁水旱皆不可不开也。宜兴所利，非止百渎而已。东则有蠡河，横亘荆溪，东北透湛渎，东南接罨画溪。昔范蠡所凿，与宜兴之西蠡运河，皆以昔贤名呼。其蠡河，遇大旱则浅淀，中旱则通流，又有孟泾泄滆湖之水入震泽，其他沟渎淀塞，其名不可缕举。夫吴江岸界于吴松江、震泽之间，岸东则江，岸西则震泽。江之东则大海也，百川莫不趋海。自西五堰之上，众川由荆溪入震泽，注于江，由江归于海，地倾东南，其势然也。自庆历二年，欲便粮运，遂筑北堤，横截江流五六十里。遂致震泽之水，常溢而不泄，浸灌三州之田。每至五六月之间，湍流峻急之时，视之，则吴江岸之东，水常低岸西之水不下一二尺，此堤岸阻水之迹，自可览也。又睹岸东江尾与海相接之处，污淀茭芦丛生，沙泥涨塞，而又江岸之东自筑岸以来，沙涨成一村。昔为湍流奔涌之处，今为民居宅田，桑枣场圃。吴江县由是岁增旧赋不少。虽然，增一邑之赋，反损三州之赋，不知几百倍耶？夫江尾昔无茭芦壅障流水，今何致此？盖未筑岸之前，源流东下峻急，筑岸之后，水势迟缓，无以涤荡泥沙，以至增积而茭芦生，茭芦生则水道狭，水道狭则流泄不快。虽欲震泽之水不积，其可得耶？今欲泄震泽之水，莫若先开江尾茭芦之地，迁沙村之民，运其所涨之泥，然后以吴江岸凿其土为木桥千所，以通粮运。每桥用耐水土木棒二条，各长二丈五尺，横梁三条，各长六尺，柱六条，各长二丈，除首尾占陛外，可得二丈馀谼道。每一里，计三百六十步，一里为桥十所，计除占阁外，可开水面二十三丈，每三十步一桥也。一千条桥，共开水面二千丈，计一十一里四十步也。随桥谼开茭芦为港走水，仍于下流开白蚬、安亭二江，使太湖水由华亭、青龙入海，则三州水患必大衰减。常州运河之北偏，乃江阴县也。其地势自河而渐低。上自丹阳，下至无锡运河之北偏，古有泄水入江渎一十四条。曰孟渎、曰黄汀堰渎、曰东函港、曰北戚氏港、曰五卸堰港、曰梨溶港、曰蒋渎、曰欧渎、曰魏渎泾、曰支子港、曰蠡渎、曰牌（一日碑）泾。皆以古人名或以姓称之，昔皆以泄众水入运河，立㪷门，又北泄下江阴之江。今名存而实亡。今存者无几，二浙之粮船不过五百石，运河止可常存五六尺之水，足可以胜五百石之舟。以其一十四处立为石碶㪷门，每渎于岸北先筑堤岸，则制水入江。若无堤防，则水泛溢而不制，将见灌浸江阴之民田民居矣。昔熙宁中，有提举沈披者，辄去五卸堰走运河之水，北下江中，遂害江阴之民田，为百姓所讼，即罢提举，亦尝被罪。始欲以为利，而适足以害之，此未达古人之智，以至败事也。切见近日钱塘进士余默，两进三州水利，徒能备陈功力琐细之事，殊不知本末。惟有言得常州运河晋陵至无锡一十四处置㪷门泄水，北下江阴大江，虽三尺童子，亦知如此可以为利。然余默虽能言㪷门一事，合锷鄙策，柰何无法度以制入江之水，行之，则又岂止为一沈披耶？又睹主簿张寔进状，言吴江岸为阻水之患，泾函不通。其言然则然矣，虽言吴江岸，而不言握置水之术。盖古之所创，泾函在运河之下，用长梓木为之，中用铜轮力，水冲之，则草可刈也，置在运河底下，暗走水入江。今常州有东西二函地名者，乃此也。昔治平中，提刑元积中开运河，尝开见函管，但函管之中皆泥沙，以谓功力甚大，非可易复，遂已。今先开凿江湖海故道堙塞之处，泄得积水，他日治函管，则可。若未能开故道，而先治函管，是知末而不知本也。切见常州运河之北偏，皆江阴低下之田，常患积水，难以耕植。今河上为㪷门，河下筑堤防，以管水入江，百姓由是缘此河堤，可以作田围，此泄水、利田之两端也。宜兴县西有夹苧干渎，在金坛、宜兴、武进三县之界，东至滆湖及武进县界，西南至宜兴，北至金坛，通接长塘湖，西接五堰。茅山、薛步山水，直入宜兴之荆溪，其夹苧干，盖古之人亦所以泄长塘湖东入滆湖，泄滆湖之水入大吴渎、塘口渎、白鱼湾、高梅渎四渎及白鹤溪，而北入常州之运河，由运河而入一十四条之港，北入大江。今一十四条之港，皆名存而实亡，累有知利便者献议朝廷，欲依古开通，北入运河以注大江，自滆湖、长塘湖两首，各开三分之二，为彼田户皆豪民，不知利便，惟恐开凿己田，阴搆胥吏，皆柅而不行。元丰之间，金坛令曾长官奏请乞开，朝廷又降指挥，委江东及两浙两路监司相度，及近县官员相视，又为彼豪民计搆不行。傥开夹苧干通流，则西来他州入震泽之水，可以杀其势，深利于三州之田也。锷熙宁八年，岁遇大旱，切观震泽水退数里，清泉乡湖乾数里，而其地皆有昔日丘墓、街井、枯木之根，在数里之间，信知昔为民田，今为太湖也。太湖即震泽也。以是推之，太湖宽广，愈于昔时。昔云有三万六千顷，自筑吴江岸，及诸港渎堙塞，积水不泄，又不知其愈广几多顷也。锷又尝见低下之田，昔人争售之，今人争弃之。盖积年之水，十无一熟，积空头之税，或遇频年不收，则饥饿丐殍，鬻妻子以偿王租，或置其田舍其庐而逋。至于酒坊，处在水乡，沽卖不行，以致败阙者，比年尤甚。皆缘水伤下田不收故也。锷又尝游下乡，切见陂渰之间，亦多丘墓，皆为鱼鳖之宅。且古之葬者，不即高山，则于平原陆野之间，岂即水穴以危亡魂耶？尝得唐埋铭于水穴之中，今犹存焉。信夫昔为高原，今为污泽，今之水不泄如古也。昨熙宁间，检正张锷命属吏殿丞刘悫相视，苏、秀二州海口诸浦渎，为沙泥壅塞，将欲疏凿以快流水。悫相视回申，以谓若开海口诸浦，则东风驾海水倒注，反灌民田。锷谓悫曰：「地倾东南，百川归海，古人开诸海浦，所以通百川也。若反灌民田，古人何为置诸浦耶？百川东流则有常，西流则有时，因东风虽致西流，风息则其流亦复归于海，其势然也。凡江湖诸浦港，势亦一同」。悫虽信其如此，然犹有说。盖以昔视诸浦无倒注之患，而今乃有之。盖昔无吴江岸之阻，诸浦虽暂有泥沙之壅，然百川湍流浩急，泥沙自然涤荡，随流以下，今吴江岸阻绝，百川湍流缓慢，缓慢则其势难以荡涤沙泥，设使今日开之，明日复合。又闻秀州青龙镇入海诸浦，古有七十二会。盖古之人以为七十二会曲折宛转者，盖有深意，以谓水随地势东倾入海，虽曲折宛转，无害东流也，若遇东风驾起，海潮汹涌倒注，则于曲折之间有所回激，而泥沙不深入也。后人不明古人之意，而一皆直之，故或遇东风，海潮倒注，则泥沙随流直上，不复有阻。凡临江湖海诸港浦，势皆如此。所谓今日开之，明日复合者此也。今海浦昔日曲折宛转之势，不可不复也。夫利害挂于眉睫之间，而人有所不知。今欲泄三州之水，先开江尾，去其泥沙茭芦，迁沙上之民，次疏吴江岸为千桥；次置常州运河一十四处之㪷门石碶堤防，管水入江；次开导临江湖海诸县一切港渎，及开通茜泾。水既泄矣，方诱民以筑田围。昔郏亶尝欲使民就深水之中，叠成围岸。夫水行于地中，未能泄积水而先成田围，以狭水道，当春夏满流浩急之时，则水当涌行于田围之上，非止坏田围，且淹浸庐舍矣，此不智之甚也。欲乞朝廷指挥下两浙转运司，择智力了干官员，分布诸县，则不越数月，其工可毕。所有创桥疏通河港置㪷门利便制度，不在规规而言也。今所画《三州江湖溪海图》一本，但可观其大略，港渎之名，亦布其一二耳。欲见其详，莫若下苏、常、湖诸县，各画溪河沟港图一本，各言某渎通某县某处，俟其悉上，合而为一图，则纤悉若视于指掌之间也。锷又睹秀州青龙镇有安亭江一条，自吴江东至青龙，由青龙泄水入海。昔因监司相视，恐走透商税，遂塞此一江。其江通华亭及青龙。夫笼截商税利国，能有几耶？堰塞湍流，其害实大。又况措置商税，不为难事。窃闻近日华亭、青龙人户，相率陈状，情愿出钱，乞开安亭江。见有状在，本县官吏未与施行。近又访得宜兴西滆湖有二渎，一名白鱼湾，一名大吴渎，泄滆湖之水入运河，由运河入一十四处㪷门下江。其二渎在塘口渎之南。又有一渎名高梅渎，亦泄滆湖之水入运河，由运河入㪷门，在吴渎之南。近闻知苏州王觌奏请开海口诸浦。锷切谓海口诸浦不可开，今开之，不逾日，或遇东风，则泥沙又合矣。尝观《考工记》曰：「善沟者，水齧之；善防者，水淫之」。盖谓上水湍流峻急，则自然下水泥沙齧去矣。今若俟开江尾及疏吴江岸为桥，与海口诸浦同时兴功，则自然上流东下，齧去诸浦沙泥矣。凡欲疏通，必自下而上。先治下，则上之水无不流，若先治上，则水皆趋下，漫灭下道，而不可施功力。其势理然也。故今治三州之水，必先自江尾海口诸浦，疏凿吴江岸，及置常州一十四处之㪷门，筑堤制水入江，比与吴江两处分泄积水，最为先务也。然锷观合开三州诸沟渎，不必全藉官钱，盖三州之民，惟悴之久，人人乐开，故半可以资食利户之力也。今略举其一二。若开江尾疏吴江岸为桥，迁吴江岸东一村之民开地，使为昔日之江，置一十四处之㪷门，并筑一十四条堤，制水入江。开荚苧干、白鹤溪、白鱼湾、大吴渎、塘口渎、宜兴东蠡河已上，非官钱不可开也。若宜兴之横塘、百渎，苏州之海口诸浦、安亭江，江阴之季子港、春申港、下港、黄田港、利港，宜兴之塘头渎，及诸县凡有自古泄水诸沟港浜渎，尽可资食利户之力也。莫若先下三州及诸县，抄录诸道江湖海一切诸港渎沟浜自古有名者，及供上丈尺料之工力之费，或系官钱，或系食利私力，期之以施工日月，同日开凿，同日疏放。若或放水有先后，则上水奔涌东下，冲损在下开浚未毕沟港，以故须同日决放也。或者有谓：「昔人创望亭、吕城、奔牛三堰，盖为丹阳下至无锡、苏州，地形东倾。古人创三堰，所以虑运河之水东下不制，是以创堰以节之，以通漕运。自熙宁、治平间，废去望亭、吕城二堰，然亦不妨纲运者，何耶」？锷曰：「昔之太湖及西来众水，无吴江岸之阻，又一切通江湖海故道，未尝堙塞，故运河之水，尝虑走泄入于江湖之间，是以置堰以节之。今自庆历以来，筑置吴江岸，及诸港浦一切堙塞，是以三州之水，常溢而不泄，二堰虽废，水亦常溢，去堰若无害。今若泄江湖之水，则二堰尤宜先复。不复，则运河将见涸而粮运不可行，此灼然之利害也。又若宜兴创市桥，去西津堰。盖嘉祐中邑尉阮洪上言监司，就长桥东市邑中创一桥，使运河南通荆溪。初开凿市街，乃见昔日桥柱尚存泥中，咸谓古为桥于此也。又运河之西口，有古西津堰，今已废去久矣。且古之废桥置堰，以防走透运河之水，今也置桥废堰，以通荆溪，则溪水常倒注入运河之内，今之与古，何利害之相反耶？锷以谓古无吴江岸，众水不积，运河高于荆溪，是以创桥置堰，以防泄运河之水也。今因吴江岸之阻，众水积而常溢，倒注运河之内，是以创桥废堰，见利而不见害也。今若治吴江岸泄众水，则运河之水，再防走泄，当于北门之外，创一堰可也。其利害盖如此也」。或又曰：「切观诸县高原陆野之乡，皆有塘圩，或三百亩，或五百亩，为一圩。盖古之人停滀水以灌溉民田。以今视之，其塘之外皆水，塘之中未尝滀水，又未尝植苗，徒牧养牛羊畜放凫雁而已。塘之所创，有何益耶」？锷曰：「塘之为塘，是犹堰之为堰也。昔日置塘滀水，以防旱岁，今自三州之水，久溢而不泄，则置而为无用之地。若决吴江岸泄三州之水，则塘亦不可不开以滀诸水，犹堰之不可不复也。此亦灼然之利害矣。茍堰与塘为无益，则古人奚为之耶？盖古之贤人君子，大智经营，莫不除害兴利，出于人之未到。后人之浅谋管见，不达古人之大智，颠倒穿凿，徒见其害而莫见其利也。若吴江岸止知欲便粮运，而不知遏三州之水，反以为害。又若废青龙安亭江，徒知不漏商旅之税，又不知反狭水道以遏百川。今之人所以不如古者，凡如此也」。锷切观无锡县城内运河之南偏有小桥，由桥而南下，则有小渎，渎南透梁溪渎有小堰，名曰单将军堰，自桥至梁溪，其渎不越百步，堰虽有，亦不渡船筏，梁溪即接太湖。昔所以为此堰者，恐泄运河之水。昔熙宁八年，是岁大旱，运河皆旱涸，不通舟楫。是时锷自武林过无锡，因见将军堰，既不渡船筏，而开是渎者，古人岂无意乎？因语与邑宰焦千之曰：「今运河不通舟楫，切睹将军堰接运河，去梁溪无百步之远，古人置此堰渎，意欲取梁溪之水以灌运河」。千之始则以锷言为狂，终则然之。遂率民车四十二管，车梁溪之水以灌运河，五日河水通流，舟楫往来。信夫古人经营利害，凡一沟渎，皆有微意，而今人昧之也。尝见苏州之茜泾，昔范仲淹命工开导，以泄积水以入于海。当时谏官不知苏州患在积水不泄，咸上疏言仲淹走泄姑苏之水。盖不知其利，而反以为害。今茜泾自仲淹之后，未复开凿，亦久堙塞。锷存心三州水利，凡三十年矣。每睹一沟一渎，未尝不明古人之微意，其间曲折宛转，皆非徒然也。锷今日之议，未始增广一沟一渎，其言与图符合。若非观地之势，明水之性，则无以见古人之意。今并图以献，惟执事者上之朝廷，则庶几三州憔悴之民，有望于今日也。

具官某，谨斋沐裁书，东望再拜，授之门人，有闻于集贤相公阁下：某尝学古今，窃惑治乱之迹，是何致治之难而乱之多耶？桀纣之乱，非尧舜之道亡，亡尧舜之道者非尧舜之人也。然天之生材无穷，天不以皋、夔、元凯私于尧舜，尧舜兢兢以不得皋、夔、元凯为己忧，皋、夔、元凯皇皇以不得尧舜为己忧，故文命敷于四海，勋华塞乎天地。呜呼，生民不见太平之治久矣。士之生也，罔其相与，日见也伪，其先王之道未尝人人传，传而出于乡人者，其君未尝忧不得而臣之；臣而入于利禄者，未尝行其道而用其言。是非皋、夔、元凯独不见于后世，后世长养之、进取之之术异也。然则士之出于世，而求为无愧于进之道者奈何？君不以失士为忧，则不进；忧而求之，不以失礼为忧，则不进；取之以礼，不以不行其言为忧，则不进；用其言，不以不终其道为忧，则不进。人皆有欲进之心，而进为甚难，故尝有愿治之望而不易得。乌有仁人在上，使人人自足，其本心相与，日见于治，士之怀是道而逢是时，畴欲与鸟兽草木为群，而能忘贫贱之忧乎？某不肖，潜心读书，耻文章之陈迹，高古人之忠义，亦有日矣。前此者言必逊，进必缩，固未尝便便汲汲之若是。噫，不以自进之难，而盛时之不可再耶？至于鉴前王之废兴，明来事之成败，究生民之利病，论天下之安危，虽智小而谋大，责近而忧远，今或以其书为可采，用举科目。又念古者相君皆开閤以养天下之士，收群策以釐万务。阁下好贤取士，出乎古人，而某旧得从事宾客，曳裾阁下之门。虽阁下盛德大业无待于人，然狂夫之言，圣人择焉。今某之进，求所以自足乎望，则钧播之赐，未可知也。茍就其书，如蒙一言之采，有补于今，则某之心固已为得矣。谨以所进《治说》五十篇、十卷，缮写尘献，伏惟调燮之暇，俯赐钧鉴。不宣。某顿首拜。

集贤相公阁下：某居东海之滨，一日获邸吏之报曰：天子命阁下为丞相，不以阁下与富丞相者并有天下之望，其怀天下之业若合符节，康天下之心如和埙篪已乎？不以朝廷百年之愿治，付庙堂一日之更化，求其民为富寿之民，吾君为无为之君已乎？某闻之，不知神王气至，发而手足舞且蹈，号呼童仆，传告宾客，仰首天日，疑已清明。亦不以天下之贤，舍阁下二人而无所闻，生民太平，舍今日一致而不可得已乎？岂唯独然，盖有缙绅先生，岩穴隐处，相与庆叹，万口一辞：美哉皇乎！吾君求治，登庸贤辅，如此之至也！某伏念昔为相州之下客，一蒙国士之遇。伏自阁下诏还宰司，归柄枢极，心则喜快，然曾无一言进贺谒者，始则以疏贱，不敢自比于门生故吏，又谓阁下经纶之材，方屑机务，未足为天下大庆也。某尝论天下之治，是何致之难而失之易耶。君臣之相遇，是何倡和之少而聱牙之多耶。仲尼历聘而世不用，房、杜得君而材不足，此所以甚治之世，垂千百年不可一见也。伏唯阁下前既柄用，出居于外，十年不复，阁下必自谓有致治之术而无其时，天下亦唯阁下惜之。富丞相大任先复，居今三年，而未尝发所蕴见洪业，必自谓无出阁下百发之中也。是以古者使人之贤不竭其用，使人之力不极其勇。用竭则天下无所望，勇极则事至而无以继。帝王操术，盖为此也。昔范文正公，富丞相与阁下齐名，今天子皆用之，不亦竭矣？昔有百中之名，今求百发之效，一发不中，中国之望不足道也，且如异域之人何？此阁下今日之举，不可不重之甚也。某至愚，不惟尝辱门下之爱，今当阁下之进用，不敢为俗人之谄贺，固其心惓惓，实为天下之重，不能默已。若夫正社稷之根本，定朝廷之纪纲，覈臣下之名实，休生民之耗蠹，美风教之凋敝，收礼乐之极功，此皆阁下固有之学，前定之业，施之自有先后，取之而无津涯，可不待涓埃之言而有所补也。惟阁下无失其时，力行而已矣。天下幸甚，天下幸甚！不宣。再拜。

良月谨初，小春协序，恭惟某官位冠列卿，政优三辅，凝旒注想，诏札方来，台候神相，动止万福。某畴昔受廛为氓，日奉教条，被膏泽，犹以卧病田闾，不获朝夕出入东阁为恨，况此邈在数百里外耶！修记府之恭，布饔人之问，何能已已。而位分有严，握笔辄止，维北有斗，第切瞻依。鹊喜庭梧，候门而使者在，盥手启缄而诵诲言，整襟肃容而拜隆施，秃此笔何足以写感谢之私，敢置言外。乡郡前日之变，虽群小造谋非一朝，而使明使君在上，赏罚信明，纲网不紊，则亦潜消默制，何致无忌惮如此，一呼而起，使百年文物煨烬，江山寂寥，识者不能不重叹。牧守之数易，明使君之不少淹此留也。乡郡前两载连稔，一从易镇，上两邑皆旱。闻千骑甫入，禾兴而丰稔亦异常年。召和迎祥，度必自有道，不敢赘叙以为谀，惟冀率由此道以为时用，以致时康。庶几勋业之成，有光奕叶。某以迟莫之年而抱危笃之疾，行当溘死，而君相误知，犹未忍拚弃，覆护而保全之，使待尽山林，不死于道路，是所望于知己。某一饭三引领。潭府列仙之眷，某介恃妇家，僭贡问诚，仰惟福以序介，日升月恒。洮湖茅阜之间，有采药等委，幸勿以属凡子。

臣等于今年正月内举永康军布衣何致堪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许令缴进词业。今何致缮写词业一十册，乞令有司公共看详取旨。诏令两省侍从官参考闻奏。既而臣僚窃以名者实之宾，名至而实不副，是殆盗名以欺世者。臣尝历考自古取士，惟贤良方正一科，世俗之所歆艳，而士心之所深重。盖非德义醇粹，操行无玷，不足以当「贤良」之名；非纲毅不挠，直大无私不足以当「方正」之名。繇汉已来，凡应是科，鲜不为汗青所讥者。以本朝苏文忠公兄弟文章标准一世，议论横放四海，终其身无一瑕可指，其初犹曰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初不敢以贤良方正自居。今有人焉，持心浮薄而轻于立论，媒身浅躁而急于干进，冒焉居之，略无愧色，清明之朝，讵宜有此欺世之佞哉！谨按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何致，初不知其为何如人，但缴进词业，详观所撰二十五篇，其间历诋伊尹而并及于汤，凡五六百言，谓汤有心自王，而挚说之以伐夏救民；谓太甲不明，既放又复之，使一切惟己之听，其始负尧舜之道，而终为天下开陵犯之端。夫伊尹有商名臣，孔子定《书》、孟氏垂训，纪述称赞，照映今古，致本何人，敢于诋诬，庸非持心浮薄而轻于立论者乎！缴进词业，令两省侍从参考，其意盖曰是非付之公论咸以为可，是以国人皆曰贤之义。致乃干恳权贵封状，遍求签名。有为臣言，初不暇读其文之为如何，继而三人被荐，己欲先试，竟为给舍申省有浮兢之语，致不胜愤懑。庙堂呈劄，辄肆怨言，谓言辞多取憎疾，必触报罢，乞寝已降召试指挥。若是而曰不要君，臣不信也，庸非媒身浅躁、急于干进者乎！臣尝恭睹高宗朝郑厚作《艺圃折衷》，诋孟子有「卖仁义」等语，臣僚论列，特降指挥，不得与学官、试官差遣，仍下所属劈版，所以杜讪上之萌也。致之文学远不逮厚，而诋毁伊尹殆与诋毁孟子同科。又尝恭睹真宗张师德两及王旦之门，旦曰：「师德状元及第，荣进素定，不应两及吾门」。所以抑奔竞之士也。致将奋身大科，富贵特其分内事，何用汲汲挟贵有请？师德谒时宰于已仕之后，且犹以为贪进，今而视致，其将谓何？夫持心浮薄而轻于立论，媒身浅躁而急于干进，有斯二者，故曰「贤良方正」，非愚则诬矣，谓之盗名以欺世，谁曰不然！况夫议论厚薄，出处静躁，关系风俗，诚为非轻，乞将致罢归，使之退自循省，进德修业，习尚醇厚，而涵养恬静，他日录用未晚也。

朕寅奉慈训，猥以眇身托于士民之上，夙夜慄慄，不遑康宁。惟德菲薄，暗于大道，下不能治育群生，上以干阴阳之和。乃夏序失中，闰月不雨，大田既坼，嘉谷将槁。元元何辜，咎实在朕！意者政事有所亏，刑法失其当欤？赋役烦重，而烝庶之失业者众欤？不然，何致沴之深也？朕即位以来，荷天右序，频岁中熟，民仅小康，储偫未裕，傥遇饥歉，将奚以相恤？夫德之不修，既召谴告，又不深迹厥由，力图消弭，其谓百姓何！已诏在位，陈朕过失与时政之缪。又惟部使者守令，朕所赖以协宣德泽者也，今或务行苛细，纵长吏奸，狱讼不平，冤者无所赴愬，所以伤害和气，咎益甚焉。继自今，其悉意毕心，亟为民虑，凡弊事可除、便利可兴者，条具来上，朕将亲览，择其至当而推行之。布告中外，使咸知朕恐惧修省之意。

《地官》分四渎，其一曰「济」；《洪范》辩八政，其三曰「祀」。水以润下，百川独纪乎清源；国之大事，万务莫先于祭法。是知神主川渎，炳灵以济苍生；君临寰宇，设祠以答元祐。非太平致理之代，其何交感之如是乎！若乃大川会通，异源同注。始也殊其派，或清浊之可分；洎乎合其流，即混挠之无别。未有清能独守，浊不可杂。德冠百谷，名光四海，命之曰「渎」，不其宜乎！《禹贡》称导沇东流，纪其原也；刘熙谓济河南出，释其名也。溢为荥，所以验伏流之异；会于汶，所以正朝宗之路。至柔成性，所谓和而不同者，孰可预焉；至清立德，所谓挠之不浊者，我无愧也。所以明神宅之为灵府，前圣著之为祀典。《虞书》有之，曰「秩于山川」，所以明次序而视诸侯也；周制有之，曰「沉以圭玉」，所以重荐奠而预四望也。历代展祭，具有闻焉。隋文帝开皇二年，始立庙貌而致享；唐玄宗天宝六载，爰以公爵而建封。历数会昌，天启大宋。恒序不忒，甘泽以时，岁贺丰穰，民无疾苦。应天广运圣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睿圣之德，贯于神明，所祷无不通，所请无不应，惟神昭感，谓如此也。于是降宸旨，流德音，以为所感在人心，所享惟邦教。有道之君视民如赤子，神则应之；不道之君谓己有天命，神则违之。所以癸堙夏绪，辛毁商祀，山川鬼神，其何交感？恒风若而恒雨若，不知飨应之源；美轮焉而美奂焉，空务胜游之乐。祠庙卑圮，置而不修；礼仪废坠，弛而不举。将以感威灵而得冥祐者，未之有也。我今克己济物，洁诚以祀神，宜壮祠宇，以光典礼。俄而下有司以肃事，降王人而护役。建规立制，盖取诸《大壮》；肯堂肯构，仰占于中星。发虑宸衷，感而遂通。揆程有秩，成之不日。缭垣峻宇，崇阶邃户，肃然瞻望，赫奕神府。牲牢既设，酒齐斯列。簠簋铏豋，荐奠蠲洁。我皇至诚，惟神昭悦。何谓至诚？陈其德也。何谓昭悦？言其应也。我皇勤政无怠，惟民是恤。动必思理道，言必干教化。天下所以混一，远民所以怀柔。端悫斋庄，以务荐享。故终日优然，每如受其福。惟神上应天命，阴助皇化。膏泽调顺，神之职也；禾稼丰登，神之力也。感我德政，歆我祠祀，故生民忻然，恒如受其赐。信所谓非太平致理之代，其何致于交感哉！神非明朝，无以昭灵应；明朝非祠庙，无以崇祀事。使千载而下，赫然垂范者，非贞珉不能久。故命树丰碑，勒斯文而纪述焉。昔者，汧渭立祠，空传陈宝之异；汾晋列祀，但闻秋风之歌。未若因圣君、崇大典，由庙宇之重建，焕邦家之法则，垂文不朽，冠绝前古。奉诏实录，臣得无愧。铭曰/万派作流，孰得其清？惟济水兮。贯河不浊，孰跻其名？通神理兮。惟神是主，垂福苍生，崇祀事兮。风雨调顺，稼穑顺成，瑞丰岁兮。我皇祭享，斋祷是精，垂典礼兮。惟神昭感，享兹克诚，助治世兮。美矣哉！保生民也，斯渎之灵。大矣哉！崇庙貌也，我皇之明。永永不朽，为来者而作程，垂万祀兮。

开宝六年记。

周衰，凡所以教民之具既废，而战攻侵伐之役交横于天下，民去其本而争事于末。当时之君子思救其弊，而求之太迫，导之无术，故樊迟请学为稼，又欲为圃，而孔子从而讥之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释之者曰：「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又安用稼哉」？嗟夫！仁人之言，其始常若迂阔而不可行，然要其终，其取利多而卒以无弊者，终莫能易其说。盖孔子之于卫，常欲正名，而子路笑之矣；冉子之于鲁，常欲彻，而鲁君非之矣。何则？卫之乱，若非正名之所能安；而鲁之饥，若非彻之所能救。然而欲天下无饥与乱，则非此二者莫之能济。故夫欲取其利而取之于远，则取利多而民不知；欲图其事而图之于深，则事有渐而后无弊。今夫樊迟欲为农圃以富民，而孔子答之以礼义信也。天下疑之，而愚以为不然。若观于《孟子》，而求其所以辨许行之说，则夫农圃之事，乃有可以礼义致而可以信取之道。何者？许子欲使君臣并耕饔飧而治，此岂非樊子所愿学者哉？而孟子答之以尧舜无所用心于耕稼。尧以不得舜为忧，舜以不得禹为忧。尧得舜，舜得禹，而礼义流行，忠信洋溢，则天下之民将不劝之耕而自为耕，不督之圃而自为圃，而何致于身服农圃之劳而忧农圃之忧哉？且夫欲劝天下之农而至于亲为之者，亦足以见其无术矣！古之圣人其御天下也，礼行而民恭，则役使如意；义行而民服，则劳苦而不怨；信行而民用情，则上下相知而教化易行。三德既成，则民可使蹈白刃而无怨，而况农圃之功哉！故夫欲致其功而形之于远，则功可成；欲力其事而为之于近，则百弊起。今欲君子小人而皆从事于农，则夫天下之民，尚谁使治之哉？

朕闻古先哲王疆治天下，亲附万民，必先务农，然后足食。故尧命四岳，谨于授时；禹别九州，先于平土。以地著为本，故建步立亩，克正经界之规；以生齿为限，故受田归田，式优筋力之礼。繇是穑人狎野，品物嘉生，悉辟污莱，且无旷土。虽有水旱，不为凶年。然后礼让兴行，风俗归厚，劝功乐事，靡迁其心，既庶而富，爰服于教：此圣王域民之要道也。自周行井田，是为王制；秦改阡陌，乃成霸业。汉抑末而敦本，衣食滋殖；魏屯田而积谷，军国富饶。中代已还，人散久矣。我国家屡下宽大之诏，深惩游惰之民。关市之征，舟车皆算，恐其骋于末游；天灾流行，田租尽免，虑其去于南亩。广行劝诱之术，俾臻仁寿之域。而廪庾之积，未至陈陈相因；流亡之人，犹复稍稍而出。郡国振业之不暇，豪强倍称而益滋，未能小康，乃至重困。矧又西北寇孽作梗，二边飞挽供须，靡有虚日。千金之费，尚烦于经度；九年之储，何致于红腐？今欲复成周之法，即表畷素定，恐至扰人；遵商君之术，即贫富不均，无以复古。用李悝之平籴，即头会箕敛，出于无名；行夷吾之寓令，即赋车籍马，适增重扰。举赵过代田之策，即民服先畴，既难变业；专寿昌常平之议，即市有二价，罔或乐输。但赏罚以粟，即赎罪失于不经，卖官致于虚授；若耕战备寇，即陇亩非可使卒，塞垣难以安民。子大夫明识经邦，强学待问，多识前训，博极群书，宜考历代之是非，以定当今之用舍。强兵富国，何者当行？嘉谋嘉猷，虚怀以伫。

枢密院左知客、勾当西府周克诚，二月辛亥申本府，以左、右丞两位修葺厅堂，乞批状送工部下将作监。今详状后批「依所申」，乃止是蒲宗孟、王安礼签书，用尚书省印，既不赴王圭、蔡确书押，又不经开拆房行下。至壬子酉时下工部，工部案验批称，不候押先印发，是夜四鼓巡兵下符将作监。准格，尚书省掌受付六曹诸司文书，举省内纲纪程式，又内外文字申都省开拆房受左右司分定印日发付，而工部式修造有委所属保明取旨，有令申请相度指挥，程式甚严，盖不可乱，尚书省职在举之而已。今克诚状不由都省，宗孟、安礼为左、右丞直判官，依申用省印发之，而王圭、蔡确百官之长，初不承禀，循私坏法，无复纲纪。大臣如此，何以辅人主、正百官？其工部既见状无付受格式，而阙仆射签书，所宜执议禀白，岂容略不省察？又非仓卒事故，何致不俟郎官签付，而承行疾若星火？媚权慢法，莫甚于斯，伏望并加推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