熙宁四年二月□日，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权开封府推官臣苏轼谨昧万死再拜上书皇帝陛下：臣近者不度愚贱，辄上封章言买灯事。自知渎犯天威，罪在不赦，席藁私室，以待斧钺之诛。而侧听逾旬，威命不至，问之府司，则买灯之事，寻已停罢。乃知陛下不惟赦之，又能听之，惊喜过望，以至感泣。何者？改过不吝，从善如流，此尧舜禹汤之所勉强而力行，秦汉以来之所绝无而仅有。顾此买灯毫发之失，岂能上累日月之明，而陛下翻然改命，曾不移刻，则所谓智出天下，而听于至愚，威加四海，而屈于匹夫。臣今知陛下可与为尧舜，可与为汤武，可与富民而措刑，可与强兵而伏戎虏矣。有君如此，其忍负之。惟当披露腹心，捐弃肝脑，尽力所至，不知其它。乃者，臣亦知天下之事，有大于买灯者矣，而独区区以此为先者，盖未信而谏，圣人不与，交浅言深，君子所戒，是以试论其小者，而其大者固将有待而后言。今陛下果赦而不诛，则是既已许之矣，许而不言，臣则有罪，是以愿终言之。臣之所欲言者三，愿陛下结人心、厚风俗、存纪纲而已。人莫不有所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胜服强暴。至于人主所恃者谁与？《书》曰：「予临兆民，凛乎若朽索之驭六马」。言天下莫危于人主也。聚则为君民，散则为仇雠，聚散之间，不容毫釐。故天下归往谓之王，人各有心谓之独夫。由此观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人心之于人主也，如木之有根，如灯之有膏，如鱼之有水，如农夫之有田，如商贾之有财。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鱼无水则死，农夫无田则饥，商贾无财则贫，人主失人心则亡。此必然之理，不可逭之灾也。其为可畏，从古以然。茍非乐祸好亡，狂易丧志，则孰敢肆其胸臆，轻犯人心？昔子产焚《载书》以弭众言，赂伯石以安巨室，以为众怒难犯，专欲难成。而子夏亦曰：「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唯商鞅变法，不顾人言，虽能骤致富强，亦以召怨天下，使其民知利而不知义，见刑而不见德，虽得天下，旋踵而失也。至于其身，亦卒不免，负罪出走，而诸侯不纳，车裂以徇，而秦人莫哀。君臣之间，岂愿如此。宋襄公虽行仁义，失众而亡。田常虽不义，得众而强。是以君子未论行事之是非，先观众心之向背。谢安之用诸桓未必是，而众之所乐，则国以乂安。庾亮之召苏峻未必非，而势有不可，则反为危辱。自古及今，未有和易同众而不安，刚果自用而不危者也。今陛下亦知人心之不悦矣。中外之人，无贤不肖，皆言祖宗以来，治财用者不过三司使副判官，经今百年，未尝阙事。今者无故又创一司，号曰制置三司条例。使六七少年日夜讲求于内，使者四十馀辈，分行营干于外，造端宏大，民实惊疑，创法新奇，吏皆惶惑。贤者则求其说而不可得，未免于忧；小人则以其意而度朝廷，遂以为谤。谓陛下以万乘之主而言利，谓执政以天子之宰而治财，商贾不行，物价腾踊。近自淮甸，远及川蜀，喧传万口，论说百端。或言京师正店，议置监官，夔路深山，当行酒禁，拘收僧尼常住，减刻兵吏廪禄，如此等类，不可胜言。而甚者至以为欲复肉刑，斯言一出，民且狼顾。陛下与二三大臣，亦闻其语矣。然而莫之顾者，徒曰我无其事，又无其意，何恤于人言。夫人言虽未必皆然，而疑似则有以致谤。人必贪财也，而后人疑其盗；人必好色也，而后人疑其淫。何者？未置此司，则无此谤，岂去岁之人皆忠厚，而今岁之人皆虚浮？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又曰：「必也正名乎」。今陛下操其器而讳其事，有其名而辞其意，虽家置一喙以自解，市列千金以购人，人必不信，谤亦不止。夫制置三司条例司，求利之名也。六七少年与使者四十馀辈，求利之器也。驱鹰犬而赴林薮，语人曰，我非猎也，不如放鹰犬而兽自驯。操网罟而入江湖，语人曰，我非渔也，不如捐网罟而人自信。故臣以为消谗慝以召和气，复人心而安国本，则莫若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夫陛下之所以创此司者，不过以兴利除害也。使罢之而利不兴，害不除，则勿罢。罢之而天下悦，人心安，兴利除害，无所不可，则何苦而不罢。陛下欲去积弊而立法，必使宰相熟议而后行，事若不由中书，则是乱世之法，圣君贤相，夫岂其然。必若立法不免由中书，熟议不免使宰相，则此司之设，无乃冗长而无名。智者所图，贵于无迹。汉之文、景，《纪》无可书之事，唐之房、杜，《传》无可载之功，而天下之言治者与文、景，言贤者与房、杜。盖事已立而迹不见，功已成而人不知。故曰：善用兵者，无赫赫之功。岂惟用兵，事莫不然。今所图者，万分未获其一也，而迹之布于天下，已若泥中之斗兽，亦可谓拙谋矣。陛下诚欲富国，择三司官属与漕运使副，而陛下与二三大臣，孜孜讲求，磨以岁月，则积弊自去而人不知。但恐立志不坚，中道而废。孟子有言：「其进锐者其退速」。若有始有卒，自可徐徐，十年之后，何事不立。孔子曰：「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使孔子而非圣人，则此言亦不可用。《书》曰：「谋及卿士，至于庶人，翕然大同，乃底元吉」。若违多而从少，则静吉而作凶。今上自宰相大臣，既已辞免不为，则外之议论，断亦可知。宰相，人臣也，且不欲以此自污，而陛下独安受其名而不辞，非臣愚之所识也。君臣宵旰，几一年矣，而富国之效，茫如捕风，徒闻内帑出数百万缗，祠部度五千馀人耳。以此为术，其谁不能。且遣使纵横，本非令典。汉武遣绣衣直指，桓帝遣八使，皆以守宰狼藉，盗贼公行，出于无术，行此下策。宋文帝元嘉之政，比于文、景，当时责成郡县，未尝遣使。及至孝武，以为郡县迟缓，始命台使督之，以至萧齐，此弊不革。故景陵王子良上疏，极言其事，以为此等朝辞禁门，情态即异，暮宿村县，威福便行，驱追邮传，折辱守宰，公私劳扰，民不聊生。唐开元中，宇文融奏置劝农判官使斐宽等二十九人，并摄御史，分行天下，招携户口，检责漏田。时张说、杨玚、皇甫璟、杨相如皆以为不便，而相继罢黜。虽得户八十馀万，皆州县希旨，以主为客，以少为多。及使百官集议都省，而公卿以下，惧融威势，不敢异辞。陛下试取其《传》而读之，观其所行，为是为否？近者均税宽恤，冠盖相望，朝廷亦旋觉其非，而天下至今以为谤。曾未数岁，是非较然。臣恐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且其所遣，尤不适宜。事少而员多，人轻而权重。夫人轻而权重，则人多不服，或致侮慢以兴争。事少而员多，则无以为功，必须生事以塞责。陛下虽严赐约束，不许邀功，然人臣事君之常情，不从其令而从其意。今朝廷之意，好动而恶静，好同而恶异，指趣所在，谁敢不从。臣恐陛下赤子，自此无宁岁矣。至于所行之事，行路皆知其难。何者？汴水浊流，自生民以来，不以种稻。秦人之歌曰：「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何尝言长我粳稻耶？今欲陂而清之，万顷之稻，必用千顷之陂，一岁一淤，三岁而满矣。陛下遽信其说，即使相视地形，万一官吏茍且顺从，真谓陛下有意兴作，上糜帑廪，下夺农时，堤防一开，水失故道，虽食议者之肉，何补于民。天下久平，民物滋息，四方遗利，盖略尽矣。今欲凿空访寻水利，所谓即鹿无虞。岂惟徒劳，必大烦扰。凡有擘画利害，不问何人，小则随事酬劳，大则量才录用。若官私格沮，并重行黜降，不以赦原，若材力不办兴修，便许申奏替换，赏可谓重，罚可谓轻。然并终不言诸色人妄有申陈或官私误兴工役，当得何罪。如此，则妄庸轻剽，浮浪奸人，自此争言水利矣。成功则有赏，败事则无诛。官司虽知其疏，岂可便行抑退。所在追集老少，相视可否，吏卒所过，鸡犬一空。若非灼然难行，必须且为兴役。何则？格沮之罪重，而误兴之过轻。人多爱身，势必如此。且古陂废堰，多为侧近冒耕，岁月既深，已同永业，茍欲兴复，必尽追收，人心或摇，甚非善政。又有好讼之党，多怨之人，妄言某处可作陂渠，规坏所怨田产，或指人旧业，以为官陂，冒佃之讼，必倍今日。臣不知朝廷本无一事，何苦而行此哉。自古役人，必用乡户，犹食之必用五谷，衣之必用丝麻，济川之必用舟楫，行地之必用牛马，虽其间或有以他物充代，然终非天下所可常行。今者徒闻江浙之间，数郡雇役，而欲措之天下，是犹见燕晋之枣栗，岷蜀之蹲鸱，而欲以废五谷，岂不难哉。又欲官卖所在坊场，以充衙前雇直，虽有长役，更无酬劳，长役所得既微，自此必渐衰散，则州郡事体，憔悴可知。士大夫捐亲戚，弃坟墓，以从宦于四方者，宣力之馀亦欲取乐，此人之至情也。若凋弊太甚，厨传萧然，则似危邦之陋风，恐非太平之盛观。陛下诚虑及此，必不肯为。且今法令莫严于御军，军法莫严于逃窜，禁军三犯，厢军五犯，大率处死。然逃军常半天下，不知雇人为役，与厢军何异。若有逃者，何以罪之，其势必轻于逃军，则其逃必甚于今日，为其官长，不亦难乎？近者虽使乡户颇得雇人，然而所雇逃亡，乡户犹任其责。今遂欲于两税之外，另立一科，谓之庸钱，以备官雇。则雇人之责，官所自任矣。自唐杨炎废租庸调以为两税，取大历十四年应干赋敛之数，以定两税之额，则是租调与庸，两税既兼之矣。今两税如故，柰何复欲取庸。圣人之立法，必虑后世，岂可于两税之外，别出科名哉！万一不幸，后世有多欲之君，辅之以聚歛之臣，庸钱不除，差役仍旧，使天下怨讟，推所从来，则必有任其咎者矣。又欲使坊郭等第之民，与乡户均役，品官形势之家，与齐民并事。其说曰：「《周礼》田不耕者出屋粟，宅不毛者有里布。而汉世宰相之子，不免戍边」。此其所以藉口也。古者官养民，今者民养官。给之以田而不耕，劝之以农而不力，于是乎有里布屋粟夫家之征。今民无以为生，去为商贾，事势当尔，何名役之。且一岁之戍，不过三日，三日之雇，其直三百。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其费岂特三百而已。大抵事若可行，不必皆有故事。若民所不悦，俗所不安，纵有经典明文，无补于怨。若行此二者，必怨无疑。女户单丁，盖天民之穷者也。古之王者，首务恤此。而今陛下首欲役之，此等茍非户将绝而未亡，则是家有丁而尚幼，若假之数岁，则必成丁而就役，老死而没官。富有四海，忍不加恤。孟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春秋》书「作丘甲」、「用田赋」，皆重其始为民患也。青苗放钱，自昔有禁。今陛下始立成法，每岁常行，虽云不许抑配，而数世之后，暴君污吏，陛下能保之欤？异日天下恨之，国史记之曰，青苗钱自陛下始，岂不惜哉！且东南买绢，本用见钱，陕西粮草，不许折兑，朝廷既有著令，职司又每举行。然而买绢未尝不折盐，粮草未尝不折钞，乃知青苗不许抑配之说，亦是空文。只如治平之初，拣刺义勇，当时诏旨慰谕，明言永不戍边，著在简书，有如盟约。于今几日，议论已摇，或以代还东军，或欲抵换弓手，约束难恃，岂不明哉。纵使此令决行，果不抑配，计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已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势有必至，理有固然。且夫常平之为法也，可谓至矣，所守者约，而所及者广。借使万家之邑。止有千斛，而谷贵之际，千斛在市，物价自平。一市之价既平，一邦之食自足，无操瓢乞丐之弊，无里正催驱之劳。今若变为青苗，家贷一斛，则千户之外，孰救其饥？且常平官钱，常患其少，若尽数收籴，则无借贷，若留充借贷，则所籴几何，乃知常平青苗，其势不能两立，坏彼成此，所丧愈多，亏官害民，虽悔何逮。臣窃计陛下欲考其实，则必亦问人，人知陛下方欲力行，必谓此法有利无害。以臣愚见，恐未可凭。何以明之？臣顷在陕西，见刺义勇，提举诸县，臣尝亲行，愁怨之民，哭声振野。当时奉使还者，皆言民尽乐为。希合取容，自古如此。不然，则山东之盗，二世何缘不觉？南诏之败，明皇何缘不知？今虽未至于此，亦望陛下审听而已。昔汉武之世，财力匮竭，用买人桑弘羊之说，买贱卖贵，谓之均输。于时商贾不行，盗贼滋炽，几至于乱。孝昭既立，学者争排其说，霍光顺民所欲，从而予之，天下归心，遂以无事。不意今者此论复兴。立法之初，其说尚浅，徒言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然而广置官属，多出缗钱，豪商大贾，皆疑而不敢动，以为虽不明言贩卖，然既已许之变易，变易既行，而不与商贾争利者，未之闻也。夫商贾之事，曲折难行，其买也先期而与钱，其卖也后期而取直，多方相济，委曲相通，倍称之息，由此而得。今官买是物，必先设官置吏，簿书廪禄，为费已厚，非良不售，非贿不行，是以官买之价，比民必贵，及其卖也，弊复如前，商贾之利，何缘而得。朝廷不知虑此，乃捐五百万缗以予之。此钱一出，恐不可复。纵使其间薄有所获，而征商之额，所损必多。今有人为其主牧牛羊，不告其主，而以一牛易五羊。一牛之失，则隐而不言，五羊之获，则指为劳绩。陛下以为坏常平而言青苗之功，亏商税而取均输之利，何以异此？陛下天机洞照，圣略如神，此事至明，岂有不晓？必谓已行之事，不欲中变，恐天下以为执德不一，用人不终，是以迟留岁月，庶几万一，臣窃以为过矣。古之英主，无出汉高。郦生谋挠楚权，欲复六国，高祖曰善，趣刻印，及闻留侯之言，吐哺而骂之曰，趣销印。夫称善未几，继之以骂，刻印、销印，有同儿戏。何尝累高祖之知人，适足明圣人之无我。陛下以为可而行之，知其不可而罢之，至圣至明，无以加此。议者必谓民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故劝陛下坚执不顾，期于必行。此乃战国贪功之人，行险侥倖之说，陛下若信而用之，则是徇高论而逆至情，持空名而邀实祸，未及乐成，而怨已起矣。臣之所愿结人心者，此之谓也。士之进言者，为不少矣，亦尝有以国家之所以存亡、历数之所以长短告陛下者乎？夫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道德诚深，风俗诚厚，虽贫且弱，不害于长而存。道德诚浅，风俗诚薄，虽强且富，不救于短而亡。人主知此，则知所轻重矣。是以古之贤君，不以弱而忘道德，不以贫而伤风俗，而智者观人之国，亦以此而察之。齐至强也，周公知其后必有篡弑之臣。卫至弱也，季子知其后亡。吴破楚入郢，而陈大夫逢滑知楚之必复。晋武既平吴，何曾知其将乱。隋文既平陈，房乔知其不久。元帝斩郅支，朝呼韩，功多于武、宣矣，偷安而王氏之衅生。宣宗收燕赵，复河湟，力强于宪、武矣，消兵而庞勋之乱起。故臣愿陛下务崇道德而厚风俗，不愿陛下急于有功而贪富强。使陛下富如隋，强如秦，西取灵武，北取燕蓟，谓之有功可也，而国之长短，则不在此。夫国之长短，如人之寿夭，人之寿夭在元气，国之长短在风俗。世有豗羸而寿考，亦有盛壮而暴亡。若元气犹存，则豗羸而无害。及其已耗，则盛壮而愈危。是以善养生者，慎起居，节饮食，导引关节，吐故纳新。不得已而用药，则择其品之上、性之良，可以久服而无害者，则五脏和平而寿命长。不善养生者，薄节慎之功，迟吐纳之效，厌上药而用下品，伐真气而助强阳，根本已空，僵仆无日。天下之势，与此无殊。故臣愿陛下爱惜风俗，如护元气。古之圣人，非不知深刻之法可以齐众，勇悍之夫可以集事，忠厚近于迂阔，老成初若迟钝。然终不肯以彼而易此者，知其所得小而所丧大也。曹参，贤相也，曰慎无扰狱市。黄霸，循吏也，曰治道去泰甚。或讥谢安以清谈废事，安笑曰，秦用法吏，二世而亡。刘晏为度支，专用果锐少年，务在急速集事，好利之党，相师成风。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为相。祐甫以道德宽大，推广上意，故建中之政，其声翕然，天下想望，庶几贞观。及卢杞为相，讽上以刑名整齐天下，驯致浇薄，以及播迁。我仁祖之驭天下也，持法至宽，用人有叙，专务掩覆过失，未尝轻改旧章。然考其成功，则曰未至，以言乎用兵，则十出而九败，以言乎府库，则仅足而无馀。徒以德泽在人，风俗知义。是以升遐之日，天下如丧考妣，社稷长远，终必赖之。则仁祖可谓知本矣。今议者不察，徒见其末年吏多因循，事不振举，乃欲矫之以苛察，齐之以智能，招来新进勇锐之人，以图一切速成之效，未享其利，浇风已成。且大时不齐，人谁无过，国君含垢，至察无徒。若陛下多方包容，则人材取次可用，必欲广置耳目，务求瑕疵，则人不自安，各图茍免，恐非朝廷之福，亦岂陛下所愿哉。汉文欲拜虎圈啬夫，释之以为利口伤俗，今若以口舌捷给而取士，以应对迟钝而退人，以虚诞无实为能文，以矫激不仕为有德，则先王之泽，遂将散微。自古用人，必须历试。虽有卓异之器，必有已成之功，一则使其更变而知难，事不轻作，一则待其功高而望重，人自无辞。昔先主以黄忠为后将军，而诸葛亮忧其不可，以为忠之名望，素非关、张之伦，若班爵遽同，则必不悦，其后关羽果以为言。以黄忠豪勇之姿，以先主君臣之契，尚复虑此，况其他乎，世常谓汉文不用贾生，以为深恨。臣尝推究其旨，窃谓不然。贾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一时之良策。然请为属国欲以系单于，则是处士之大言，少年之锐气。昔高祖以三十万众，困于平城，当时将相群臣，岂无贾生之比，三表五饵，人知其疏，而欲以困中行说，尤不可信矣。兵，凶器也，而易言之，正如赵括之轻秦，李信之易楚。若文帝亟用其说，则天下殆将不安。使贾生尝历艰难，亦必自悔其说，施之晚岁，其术必精，不幸丧亡，非意所及。不然，文帝岂弃材之主，绛，灌岂蔽贤之士。至于晁错，尤号刻薄，文帝之世，止于太子家令，而景帝既立，以为御史大夫，申屠嘉贤相，发愤而死，纷更政令，天下骚然。及至七国发难，而错之术亦穷矣。文、景优劣，于斯可见。大抵名器爵禄，人所奔趋，必使积劳而后迁，以明持久而难得。则人各安其分，不敢躁求。今若多开骤进之门，使有意外之得，公卿侍从，跬步可图，其得者既不肯以侥倖自名，则其不得者必皆以沉沦为恨。使天下常调，举生妄心，耻不若人，何所不至，欲望风俗之厚，岂可得哉？选人之改京官，常须十年以上。荐更险阻，计析毫釐。其间一事聱牙，常至终身沦弃。今乃以一言之荐，举而与之，犹恐未称，章服随至。使积劳久次而得者，何以厌服哉？夫常调之人，非守则令，员多阙少，久已患之，不可复开多门以待巧进。若巧者侵夺已甚，则拙者迫怵无聊，利害相形，不得不察。故近岁朴拙之人愈少，而巧佞之士益多。惟陛下重之惜之，哀之救之。如近日三司献言，使天下郡选一人，催驱三司文字，许之先次指射以酬其劳，则数年之后，审官吏部，又有三百馀人得先占阙，常调待次，不其愈难，此外勾当发运均输，按行农田水利，已振监司之体，各怀进用之心，转对者望以称旨而骤迁，奏课者求为优等而速化，相胜以力，相高以言，而名实乱矣。惟陛下以简易为法，以清净为心，使奸无所缘，而民德归厚。臣之所愿厚风俗者，此之谓也。古者建国，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如周如唐，则外重而内轻。如秦如魏，则外轻而内重。内重之弊，必有奸臣指鹿之患。外重之弊，必有大国问鼎之忧。圣人方盛而虑衰，常先立法以救弊。我国家租赋籍于计省，重兵聚于京师，以古揆今，则似内重。恭惟祖宗所以深计而预虑，固非小臣所能臆度而周知。然观其委任台谏之一端，则是圣人过防之至计。历观秦、汉以及五代，谏诤而死，盖数百人。而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圣人深意，流俗岂知。台谏固未必皆贤，所言亦未必皆是，然须养其锐气而借之重权者，岂徒然哉，将以折奸臣之萌，而救内重之弊也。夫奸臣之始，以台谏折之而有馀；及其既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今法令严密，朝廷清明，所谓奸臣，万无此理。然而养猫所以去鼠，不可以无鼠而养不捕之猫。畜狗所以防奸，不可以无奸而畜不吠之狗。陛下得不上念祖宗设此官之意，下为子孙立万一之防，朝廷纪纲，孰大于此？臣自幼小所记，及闻长老之谈，皆谓台谏所言，常随天下公议，公议所与，台谏亦与之，公议所击，台谏亦击之。及至英庙之初，始建称亲之议，本非人主大过，亦无礼典明文，徒以众心未安，公议不允，当时台谏，以死争之。今者物论沸腾，怨讟交至，公议所在，亦可知矣，而相顾不发，中外失望。夫弹劾积威之后，虽庸人亦可奋扬；风采消委之馀，虽豪杰有所不能振起。臣恐自兹以往，习惯成风，尽为执政私人，以致人主孤立，纪纲一废，何事不生。孔子曰：「鄙夫可与事君也欤？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茍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臣始读此书，疑其太过，以为鄙夫之患失，不过备位而茍容。及观李斯忧蒙恬之夺其权，则立二世以亡秦，卢杞忧李怀光之数其恶，则误德宗以再乱。其心本生于患失，而其祸乃至于丧邦。孔子之言，良不为过。是以知为国者，平居必常有忘躯犯颜之士，则临难庶几有徇义守死之臣。若平居尚不能一言，则临难何以责其死节？人臣茍皆如此，天下亦曰殆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如和羹，同如济水。孙宝有言：「周公上圣，召公大贤，犹不相悦，著于经典。两不相损」。晋之王导，可谓元臣，每与客言，举坐称善，而王述不悦，以为人非尧舜，安得每事尽善，导亦歛衽谢之。若使言无不同，意无不合，更唱迭和，何者非贤。万一有小人居其间，则人主何缘知觉。臣之所愿存纪纲者，此之谓也。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完器械、阅习鼓旗，皆陛下神算之至明，乾刚之必断，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词。至于所献之三言，则非臣之私见，中外所病，其谁不知。昔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舜岂有是哉！周公戒成王曰：「毋若商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成王岂有是哉！周昌以汉高为桀、纣，刘毅以晋武为桓、灵，当时人君，曾莫之罪，而书之史册，以为美谈。使臣所献三言，皆朝廷未尝有此，则天下之幸，臣与有焉。若有万一似之，则陛下安可不察。然而臣之为计，可谓愚矣。以蝼蚁之命，试雷霆之威，积其狂愚，岂可数赦，大则身首异处，破坏家门，小则削籍投荒，流离道路。虽然，陛下必不为此，何也？臣天赋至愚，笃于自信。向者与议学校贡举，首违大臣本意，已期窜逐，敢意自全。而陛下独然其言，曲赐召对，从容久之，至谓臣曰：「方今政令得失安在，虽朕过失，指陈可也」。臣即对曰：「陛下生知之性，天纵文武，不患不明，不患不勤，不患不断，但患求治太速，进人太锐，听言太广」。又俾具述所以然之状。陛下领之曰：「卿所献三言，朕当熟思之」。臣之狂愚，非独今日，陛下容之久矣。岂其容之于始而不赦之于终，恃此而言，所以不惧。臣之所惧者，讥刺既众，怨仇实多，必将诋臣以深文，中臣以危法，使陛下虽欲赦臣而不可得，岂不殆哉。死亡不辞，但恐天下以臣为戒，无复言者，是以思之经月，夜以继昼，表成复毁，至于再三。感陛下听其一言，怀不能已，卒吐其说。惟陛下怜其愚忠而卒赦之，不胜俯伏待罪忧恐之至。

对：天下有常势，非人之所能为也。自古恢复大业之君，虽其凭藉积累之基有厚有薄，祖宗德泽之在民者有浅有深，然皆徒手扫地，无尺寸可挟之资，而卒能有所立，惟能因天下之势，审择至计而固执之，以求合夫当世之变，而皆不足以为难也。是以奸人矫诬，窃弄神器，国命移夺，大统中微而不足以为难；干戈之衅起于骨肉，裔夷投隙，荡摇中夏而不足以为难；五大在边，尾大中乾，强藩阻兵，提戈内指而不足以为难。此汉、晋、有唐中兴之君所以趣时合变而各有所立。考其行事而质确其成功，虽未易与创业之君同条而语，亦各因其一时之势如此而不可诬也。昔之君子，盖尝有以少康为贤于汉高帝，而评创业中兴之难者矣。世徒见夫草昧之初，四方之奸豪圜视而起，必有挟智勇绝人之资者，与之驱驰角逐于矢石干戈之间，崎岖百战，次第削平而后定于一，则曰此创业之难也。承奕世之弊，先王之泽微矣。猝然有非常之变发于智虑之所不及，乃欲徐起而振其弊，疏剔荒秽，支柱倾摇以求趋于安全顺治之地，则曰此中兴之难也。盖尝论之，谋国有得失，而成功无难易。方经营纂集之初，其势如洪河巨川，横流于中原，突荡冲击，分裂四出。自常人观之，虽欲拱手终日以求遏其势之万一而不可得。智者因其势而利道之，积之于其所当止，投之于其所欲趋，孰不靡然以听吾之所为者？曾何难易之足云哉。方新莽之盗汉也，汉之遗臣屈首屏息以听命之不暇，一时英豪不胜其愤，投袂而起，举恢复之师者，曾未及有为，而奔走折北，一败涂地。光武与南阳故人因下江之众，屠寻邑百万之师于昆阳之下，遂夷大憝，不失旧物而汉中兴。方群胡之乱华也，刘元海起晋阳，石勒起上党，苻、姚、慕容次第争奋。元帝东渡，总其隽乂以为耳目股肱心膂，内则王导、周顗立经陈纪以安辑邦家，外则贺循、顾荣喻德宣誉以镇服同异，卒以襟凭江汉，垂裕来世而晋中兴。天宝幽陵之变，河南北沦没，二京不守。肃宗起灵武，以羽檄召勤王之师。李光弼、郭子仪以朔方之兵徇三河以收赵、魏，张巡、许远合豪杰之力婴睢阳以蔽江淮，卒以芟夷安史，汛扫九庙而唐中兴。是三君者，虽功烈之崇卑不同，其本末始终可考如此，是宜明问以谓「所遇之时、所因之势有所不同，不可以一槩论也」。迹夫生民以来，天下之变备矣。积功累仁，享国长久，莫如周，而宣王号中兴。本末终始，见于《诗》之二《雅》。然核左氏之语，则南国有败绩之师；验范晔之论，则克戎淹历岁之久。盖虽未能纯于文武之序，而岂后世遭变之君所能及哉。诵《云汉》之诗，其辞忧迫勤恳，则有以见其侧身修行，恻然有应天感民之实，百姓所以爱戴归往而不忍忘也。诵南征北伐之诗，其词切直而奋厉，则有以见其将卒协心，卒乘辑睦。此蛮荆、猃狁所以莫敢不震动叠息而华夏乂安也。诵「侯谁在矣，张仲孝友」之章，则有以见在人主之左右者，咸怀忠良以善王心，而无沮挠事机、妨功害能之行也。诵「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之章，则有以见谋谟帷幄之臣莫不相与协和，精白以图事功，而无权利相轧、冒疾谗惎之行也。以至民不安其居，大夫为之还定安集，劬劳于野而不怨，则见于《诗》之《鸿雁》；君臣相与爱日待旦以乐事劝功，而无玩岁愒日之意，则见于《诗》之《庭燎》。此其所以承厉王之烈，而文武之业未坠于地，赫然中兴，播于咏歌。其所以致之之道，焯乎其不可诬盖如此也。若夫择其善而惩其违，察其始以要其终，盖有不纯于文武之序者。后之君子，将酌古以施今，不可以不论也。是以不知以佚道使民，而使爪牙之士不得养其父母，而有「转予于恤」之叹，有如《祈父》之所刺；不知建德以保民，病其离散，料于太原，有如仲山甫之所讥。以至怠于千亩之籍，不知务农以敦本，而挠败及之，然则淹日持久而功烈不终，无怪乎如左氏、范晔之所记。历观古者中兴之君臣，将以大有为也，必相与忧勤惕厉，戮力一心，抚事机之会，日计其进而岁计其成。将欲图是功也，则必有是事，事立矣而功随之，未有泰然无事而听其自为者也。譬如筑室，自始基以至于成；譬如稼穑，自始耕以至于穫，理之必至，不愆于素。筑室而草创，则必有震风凌雨之忧；耕稼而卤莽，则必有凶年饥岁之患。如周宣王，其合于先王之道也足以致中兴，其不纯于文武之序也亦足以致克戎之不易。后之承前绪而当危乱之后者，可以不鉴哉！恭惟国家祖功宗德，涵育区夏，仅二百年。方将系隆复振于夷狄侵陵之馀，收遗民于锋镝煨烬之中，与之竭力以图恢复，明问乃谓「欲因今之势而图回之，何剧何易？孰后孰先？搜拔贤能之方，设施政事之统，必有卓至之论，悉之究之，以备采择」。尝谓自古天下国家兴亡有至计，而国势之强弱，兵力之盛衰，土地之开蹙不与焉。一曰顺民心，二曰任贤才，三曰正纲纪。非以国势、兵力、土地之三者为无与于兴亡之数，盖非兴亡之所系故也。卫之孱微而季子知其后亡，楚之败亡而逢滑知其必复，则国势之强弱非所论也。吴克齐师而子胥有天禄亟至之忧，越栖会稽而范蠡决定倾与人之计，则兵力盛衰非所论也。天宝之功，拓地至广，而无救潼关之败；奉天之守，无地寄足，而终摧长安之寇，则土地之开蹙非所论也。然则天下国家兴亡之至计，盖有在矣。孟子曰：「三代之得天下，得其民也。得其民者，得其心也」。大哉，斯民之心乎！自古兴王所籍以为立国之基本而无敢轻犯焉者也。是故思祖宗之所以得其心者而纂述其志，鉴往事之所以失其心者而毋践其辙，以至发政揆事，制令出法，必皆求合于所谓至愚而神者，是以可以使之蹈白刃、赴汤火而不可与为乱，夫谁与之敌？所谓顺民心者，此也。天下未尝无贤才也，失所以任之之道，则汉唐之季，举天下之贤才而锢废剪弃之，王室亦衰。得所以任之之道，则百里之国而强邻暴国莫敢肆不义于其君，是以兼听博采而务其并进，委任责实而要其成功，然后举天下之事唯吾之所欲为，无不如意。所谓任贤才者，此也。自天子至于庶人，等级相承，以建邦家，盖有纲纪以维持联属于其间，是以长久而不乱。若夫风宪之威振而朝廷清明，邪枉之门塞而朋党销伏，严刺举之责，使奸凶者不得以病民；申纪律之威，使骄惰者不得以冗食；夫何患天下之不治，寇雠之不灭哉？所谓正纲纪者，此也。历考前世兴复之君，谋国膺变之方，虽不可毛举，其要不出于此三者。是以我有卓然可恃之备，然后察其四方之变，徐起而应之，扶衰而错之盛，补坏而复于全，其必由此矣。传曰「君子爱日」，语有之「时难得而易失」，惟上之人实图之。谨对。

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谋国计治，达官显人之任，而猥贱者辄及之，诚为有罪。藩镇之横，岂杜子之责，安南之役，晁子非在位者，二子辄言之，目以「罪言」宜也。某吏隐江湖，自分无求于世，而僭言天下大计，非罪乎？然冒罪而言，言之果为己耶，此固不容诛；言天下大计，而或有一得焉，可以少补当世为国者之虑，彼将求之之不暇，何暇罪之。某之所言三：一曰谋敌，二曰备用，三曰救时。今方为吾敌者大国也，几晋之于秦，宋、齐、梁之于魏也。南渡已来，议者所见不同，或易而言之，或惮其彊，缩颈而不敢启其口。一于惮，国何赖！易而言之，是石虎肆市朝之说也。天未悔祸，逾六七十年矣。比者金主嗜杀弃亲，而又荒于畋。嗜杀而骨肉不免，则非所以自安；荒于畋则其政事必堕。自古有是二者，不亡则乱。况彼以凶德临天下，其乱亡之兆，是吾向来卧薪抱冰、祷祠而不可得者也。今彼乃尔，孰不翘翘动心，急于乘之。虽然，当今在我之计，尤当静以待之，隐忍持重，以候可为必胜之隙。必且有人以投机之说献，以后时之戒藉口，此浅之为谋者，决不可过听也。敌虽无道，兼番汉之地，有天下十七，而蟠踞人上且六七十年，使彼略无以留天下而伏人心，其丧亡也久矣，而乃数十年之间天下无变。亦尝有大变矣，收其抢攘，息其沸溃，不甚动容变色。则彼之上世亦必有术以为之。今彼虽荒淫虐戾，然天意犹未卜其决然一定者也。昔吴入楚，召陈怀公，逢滑当公而前，谓吴不必福，楚不必祸，姑辞之，其卒果如其言。楚庄之三年，戎麋外侵，庸蛮内畔，议臣谋徙以避之，想天下必以为遂无楚矣。及蔿贾师叔之谋再用，侵侮骤息，楚以振起，庄从是以伯诸侯。齐桓始立，荒酒及色，邻国四侵，一旦烹爵二大夫，外慑内震，齐以复彊。古之大国危而复安，乱而复治多矣，不可不深考。今敌人乱亡之兆甚著，其亦天意悔祸，使如苻坚一旦溃裂丧败，不可收集振立，未可知也。其或如前所陈，亦未可知也。然则在我当如何？兵法曰：「后之发，先之至」。又曰：「始如处女，敌人开户；后如脱兔，敌不及拒」。切谓谋人之国而取胜焉，舍此数语无策也，虽有策必疏。今日正当藏脱兔于处女之时，发之后以冀他日之先至可也。悠悠之谈，未可轻从而易信。轻从易信之，前好已绝，新衅遽结，而吾中未有必胜之具，一旦事起，中止不可，不中止则残民费财，而胜负付之偶得失。古之轻举而败者往往如此，皆其始谋之拙，是今日当路者不可不洞知而谨守者也。其次请言备用。夫好功名者，固非所以安吾国。苟安而偷惰乎，则祸常伏于既久，盖用国如用器，轻用之固不可，置而不用尤不可，器轻用之则弊，不用之则蛊，天下亦然。今之待敌以静，是不可轻用之说。猥曰用之，有成败可畏，其必无生事以劳人。夫岂知天下固有可用之时？可用而犹不用，使天下骄惰宴安，臣民习熟恶劳而甘佚，是惟无事。一有盗贼兵革意外之患，上下相视，仓皇周章，无适为计，此祸之最惨者也。夫轻于用天下，如汉武之鞭挞四夷，如宋文之挑元魏，甚至晁错之削吴楚，清泰之迁河东，大或丧亡，小亦忧悴。此置不论，请论置不用之为害。昔平公据堂堂之晋，玩岁愒日，而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叔向为之深忧。其后三家鼎分，晋以不祀，实平公胎其祸。建之为齐，足以有为，甘秦豢养，置武事不讲，终于糜灭，君子讴吟悲怆，今犹可怜。蜀先主之后，寂无影响，一旦葛亮师出，曹魏君臣茫然失措。向令魏延之策见用，长安或为亮有。长安不守，东首闯许，天下或未可知。我国家南渡而来，权臣挟强敌之势，邀上以固位，专以销兵文治为说。逆亮辛巳之变，仓卒支拄，将不能使士，士不闲临敌，致高宗皇帝寒心旰食者半年，非天怒强敌，弗戢自毙，吁，其危哉！是无他，天下久不用，固应如此也。想晋平公之意，必谓吾国如此其强固，诸侯如此其畏服，拱手可以保治安。齐建之意，亦谓秦于吾厚，非诸侯比，必不弃疾于我，何苦治危事而从事于凶器。殊不知慢藏所以招盗，枕蛟藉虎，渠能保其终可信也？魏之谋臣如司马懿、刘烨之俦，中外不乏，而亦恬不以吴蜀为意，何欤？绍兴辛巳之春，议臣乃始建白，谋及边琐，亦后矣。究其原，虽权臣几误天下，亦士夫之情喜安而恶劳，乐因循而讳生事，驯至于是。其心谓万一意外，非我独被其患，剌口而先议众所不乐之事，必且有目前之祸。不然，夫岂天下无一人焉，知夫备禦之不可不严，干戈之不可不习，敌盟之不可必信。其习俗污染，所自久矣。夫平日所谓用天下，非必今日兴某师，明日战某地，然后为用之也。凡进退将帅，申严军律，拣练士卒，储蓄戎器，凛凛焉如寇至，此则用天下之实也。昔杜黄裳之为相，择人征蜀，越众而委高崇文，命下，崇文即日戒行。想崇文之为将，凡所部之卒，日为征行之计，故闻命即行，无复龃龉。夫预备而不用，固不害有命焉，乃逐急求办，崇文之意必以为疏。愚谓为国而用天下，上自庙堂，次而参议论之臣，毕如黄裳之抡材付事，下而将帅裨校，一当以崇文为法，亘古及今，不可不然，况今日敌有可伺之时乎？万一敌运已尽，我无以为用国之具，束手以守旧物，似未害也；然敌既失之，而中原为英雄豪杰所据，彼肯怡然不以我为虞耶？狡焉思启封疆，自古喜事者谁不有是心，又孰肯少有所得而遽止？是今日用国之计，势有不容已者也。今日上自君相，下暨达官百执事，汲汲焉以自治为务，惕焉若忧患近逼吾身者，惜阴竞辰，不敢顷刻置而后可也。必曰人才孰可倚，将帅孰可用，得无有尸素具官者乎？罢软不任不能使下者乎？某害可除，某弊当革，岂中无除而革之之术乎？得其术，其无乃有不便于此而沮之者乎？至于为国六七十年而国计不馀，一遇水旱，束手无措，况欲如文景之时，有以不时施泽以逮斯民者乎？古者国不馀矣，民或优裕，而今上下告乏，本末俱困，又可悠悠视之，以为当然，不加意乎？窃见十数年来，人才升进者往往多虚名之士，若乃朴茂挺特之才，初不甚见售。比者矫言伪行，或假静默以盖其无能为者，多得荐进，可用之人其实希少，风俗寖坏，未易挽回。平居无事，皆可自命以才谞，欺诳上下，一旦有事，欲取办此辈，难哉！文宽夫曰：「吾不比韩稚圭，吾但粗才尔」。今得粗才之人如宽夫用之，夫何遗恨，奚必好高而玩奇乎？国家久不用兵，宿将尽矣，后之知兵有威名者，声绩未著也。兵虽不可试，而平日施之统御，见之约束，形之词气，皆足以知异日之可用与否。愚愿宰执台谏时前其人，问之以治军之术，而叩其方略之蕴，拔十得五，虽失不远矣。向来将校之进，舆论动有哗言，曰「是货权贵得之者」，此固妄矣；然其间下中之才，众不以为可者，间亦得之。此谤之所以生，而或不以其所闻为妄也。今日宰执台谏可无详察询逮，得无有行货市进与夫受之而为地者耶？此成败所系，非细故也，悠悠视之尤不可。若弊害之在天下，不一而足，求其端则是祖宗法不行致之也。请言其一二，而其他可举矣。寺观不许典买田宅，法也；今也公然取之，漫无禁止，田入寺观，岂得复为民物？今寺观寖富，民田寖少，向之有田者，服役僧道而仰食者日以加多，未止也。使监司、州郡能守此法，则无此弊矣。监司、郡守，法之所由行也，而法或格于监司、郡守。遏籴之害，今日禁之，明日格之，此不过抑之使贱而官籴之尔。其阴夺农夫之利，似非虐政，而民粟出不当价，实贪而甚虐。此尤不守法之大者。此二事之外，如此者不暇缕数也。此在朝廷一二警束之，则庶几其害不极也。若乃足国裕民之计，尤为可忧。古者为国三十年，当有九年之蓄；今渡江六十馀年，而仅足不馀。公私嗷嗷，其弊安在？今天下疆土不及祖宗盛时十五，而弥文浮费乃过于祖宗时。夫贫富之理最易晓也。譬之富家，当田宅全盛、僮仆办集之时，岁入若干，其出若干，熟计而谨守之，然后其主得以雍容优游，接宾客而施惠利，以结乡里之心而家不失富。一旦家道半退，则吾亦当据其半而杀其所出，不然，穷匮可立待。今日如半退之家，其用财犹不肯减全盛时，而所费或加侈焉，宜其仅足，无以为经远备也。为今财利之计，必将必世百年绝口不言生财，食息俄顷之际不可不言节财。今日所用之财，有可节省者否？愚不得而尽知。虽不能尽知，然一节一目之间，得之闻见者可得而言，请略陈所知者之一二，执事者求其比而计之。国家郊庙之礼，足以事天地祖宗百神，加以肃敬诚庄，千禄百福有馀矣。而祠观之间，假崇奉藉口，或且禄其官寮，多其隶卒，所费不赀。是何为者，此可省者一也。求其类而省之可也，其类不知其几也。州郡冗员，其俸给比绍兴数倍，大郡总管或三数员，比之小官，其厚数十倍，此独不可渐省之乎？或半给其俸可乎？此在外之可省者，其类必不一也。淳熙初，李侍郎尹临安，建白百官赁屋钱月出无艺，行都为之虚匮。城内外僧尼私庵，籍之足以居官寮，不惟省临安大费，亦足以除僧俗淫僻杂乱之患。既而中止。今之视昔，又增一二倍。此等事何惮而不行？僧宇虽大小不齐，未足一一可居，取其材改营之，何伤？且不许擅私置庵，有增无已，何为哉？此其类蠹俗而奸法者不一二而止，皆可求而革去之也。今欲救虚耗之弊，求其节，当自贵近始；讲裕足之策致其益，当自州郡始。自上始所以倡其下，使之知达官贵吏犹复刻苦如此，况吾辈！不然，彼且不伏。果出乎此，某赐可辞，许其辞之也；某例未废，权许却之也。古人有自毁其家以纾国难者矣。州郡宽裕之原，非能自宽，必大农有以宽之而后可。州郡宽裕，国有赖矣，此如子舍方且窘亟憔悴，救过不暇，父兄可得享雍容有馀之乐耶？节省之说行于君子，格于小人。小人多而君子少，故其说易诎。小人营利以自肥，佞倖怙势以逞欲，一拂其意，则谤议必且沸腾。虽然，无以拂之，为自安之计则善矣。波流风靡，日以益甚。彼岂思夫一钱一粟皆赤子膏血，州县鞭笞而取之者也。今且朘削斯民以肥此无用之人，而或容其坏法乱俗，何为也？且为天下有持循恬静养安之时，当是时，诚不可生事，如庆历、嘉祐是也。至俗坏而弊见，骎骎焉如坐漏舟，始而濒沚，俄而中流，当其时如救焚，不当矩步如解斗，不容笑谈。盖圣人诲人，未尝不以中道，而孟子乃恶夫执中。天地有中国，而燕自有燕之中，越亦自有其中。当救世之时，有所过乃中；可过而不过，中之贼也。《大过》一卦，凡才过位则利且隆，才位称则凶且丑。《节》之象，上贵甘节，下贵安节，至卦之极则为苦节。苦非美辞，而《繇》曰：「正凶，悔亡」。节而至于苦，人率不乐，以此为正固凶，然圣人犹以为悔亡，但穷而后用，用之犹可无悔。今日进退人物，蒐选兵将，与夫革弊去害，处之不以《大过》之时，愚未见其可。而足国之计有大不得已者，当上下暂由苦节，又当有以示不终为是苦节也。不然，日日以弊，不可救矣。古之为治，君相倡之，内外百执和之，正其身，施诸政，孚诸言动，权倖宫阃、小夫贱隶，感而化之，天下之人，中外同信之。今者圣贤相逢，俊乂布列，可无心协道同，孜孜焉先治其所以化之信之之本？本一立，勉而为，持而久，而治不效，俗不革，事不立，有事而国不可用，则自古及今，无复为治之道，六经为空言，而君子果无所益于世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