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王纠驳郊祀之奏，追贬匡衡，谓之俗儒，凡在见者，莫不慨然以为统尽物理，达于事宜。至于稽之典籍，乃更不通。毛氏之说云：「尧见天因邰而生后稷，故国之于邰，命便事天」。故《诗》曰：「后稷肇祀，庶无罪悔，以迄于今」。言自后稷以来，皆得祭天，犹鲁人郊祀也。是以《棫朴》之作，有积燎之薪，文王郊酆，经有明文，匡衡岂俗？而枉之哉？文王虽未为天子，然三分天下而有其二，伐崇戡黎，祖伊奔告。天既弃殷，乃眷西顾。太伯三让，以有天下。文王为王、于义何疑？然则匡衡之奏，有所未尽。案世宗立甘泉、汾阴之祠，皆出方士之言，非据经典者也。方士以甘泉、汾阴黄帝祭天地之处，故孝武因之，遂立二畤。汉治长安，而甘泉在北，谓就乾位。而衡云「武帝居甘痊祭于南宫」，此既误矣。祭汾阴在水之脽，呼为泽中，而衡云「东之少阳」，失其本意。此自吴事，于传无非，恨无辨正之辞，故矫之云（《吴志·大帝权传》注）。

商自武乙以来，复都河北，在今卫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自潞至卫，计今地理三百馀里耳，则黎者，盖商畿内诸侯之国也。西伯戡黎，文王也。自史迁以文王伐耆为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于是传注皆以为文王，失之矣。孔子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为至德，而《传》称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则戡黎之役，文王岂遂称兵天子之畿乎？然则文王固尝伐邢、伐崇、伐密须矣，而奚独难于伐黎？盖诸侯赐弓矢然后征，赐斧钺然后杀。自文王献洛西之地，纣赐弓矢斧钺，得专征伐，则西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耑讨之。若崇若密须，率西诸侯也；自关河以东诸侯，非文王之所得讨，况畿内之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汉以南，风化所感，皆归之尔，文王固未尝有南国之师也，而岂有畿甸之师乎？前儒谓孔子称文王为至德，独以其不伐纣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为之。诚如是也，则观兵王疆，文王已有无商之心矣，特畏后世之议，而于纣未敢加兵，是后世曹孟德之术也，乌在其为至德？昔者纣杀九侯而醢鄂侯，文王闻之窃叹，遂执而囚之，而况于称兵王畿之内。祖伊之告如是其急也，以纣之悍，而于此反迟迟十有馀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峰、吕成公、陈少南、薛季龙诸儒，皆以为武王，然则戡黎盖武王也。昔者商纣为黎之蒐，则黎，纣济恶之国也；武王观兵政于商，则戡黎之师或者所以警纣耳，而终莫之悛，所以有孟津之师与。观祖伊之言曰：「天既讫我殷命，殷之即丧」。则是时纣已阽危，亡无日矣。故胡氏遂以为戡黎之师在伐纣之时，盖以其辞气观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则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谓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书》，以商视周，盖西伯耳。殷之制，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子夏谓殷王帝乙时，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瓒秬鬯之赐。果尔，则周之为西伯旧矣，非特文王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专征之命尔。武王之未伐商也，袭爵犹故也，故传记武王伐纣之事曰：「西伯军至洧水，纣使胶鬲候周师而问曰：『西伯将焉之』？曰：『将伐纣』」。然则武王之为西伯，见于史传者有自来矣。

读《西伯戡黎》、《微子》之书，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辞，在于警纣，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诸公在于叹纣之必亡，而未尝忌周之必兴。盖祖伊、箕子、王子比干与武王、周公皆大圣贤，其于商周之际，皆可谓仁之至、义之尽，其有以知纣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审矣。诸子岂舍理而论势，武王岂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间哉！然观微子之所自处与箕子之所以处微子者，不过遁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纣必亡而奔周之说，何微子叛弃君亲而求为后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传》又有武王克商，微子面缚衔璧、衰绖舆榇之说，是又《传》之讹也。夫武王伐纣，非讨微子也。使微子而未遁，则面缚衔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说，则微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说，则微子面缚请降矣，武王岂不闻微子之贤？纵其时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业已伐商，无复拘废昏立明之节，然宾王家，备三恪，何不即以处微子，而顾首以处武庚也？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见却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谓面缚衔璧，必武庚也。后世失其传也。武王为生民请命，其于纣，放废之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颈也。既而入商，则纣已自焚矣。武庚为纣嫡冢，父死子继，则国家乃其责，故面缚衔璧、衰绖舆榇造军门以听罪焉。武王悼纣之自焚，怜武庚之自罪，是以释其缚，焚其榇，使奉有殷之祀，示不绝纣也。若微子则遁于荒野。一时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百尔恩礼，举行悉遍，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遁野，未之获也。迨武庚再叛，卒以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后，而微子于此，义始不可辞耳。前日奔周之说，毋乃躁谬已乎？至于比干、箕子，俱以死谏。比干偶逢纣之怒而杀之，箕子偶不见杀而囚之为奴耳。囚而为奴，如汉法髡钳为城旦舂、为鬼薪是也。而说者又谓箕子之不死，以道未及传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将生以传道，则异日扬雄之《美新》拟《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岂知他日之必访己而顾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馀载间诬罔圣贤之论，故予不可以不辩。

李习之尝作《卜论》，以为刳龟以灼，残生剿寿。既剿残之而又求其灵，观画于焦朽，不其反耶？且复谓圣人不当有疑，如垂法示人，以筮可也。湘读之辄不乐。谓习之负独见之道，非远而且大者。古圣人之所为，成法度于后世，然而不自谓尽其美善。由是设卜筮以晓于天地，以昭于神明，以定于心诚。故寓法于礼，有事于天地、星辰、山川、鬼神、宗庙、社稷、兵甲之用，皆卜之，悉印于天地之心也。故舜传禹，禹辞之，俾枚卜功臣，惟吉之从。舜曰：「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龟」。又曰：「鬼神其依，龟筮协从，周人胜黎」。祖伊恐而奔告，且曰：「格人元龟，罔敢知吉」。文王卜畋，则曰：「非熊非罴」。成王既启金縢，则曰：「其勿穆卜」。至于《洪范》曰：「谋及卜筮」。又曰：「龟从筮从」。夫如是，古之圣贤，未有废卜者也。《礼》曰：「三代明王，皆事天地之明神，无非卜筮之用，不敢私亵事上帝，故不犯日月，不违卜筮」。又曰：「大事用卜，小事用筮，故天子无筮，谓皆大事也」。《传》曰：「天子卜征」。又曰：「筮短龟长」。春秋之事，百有馀国，无一不用卜者。《诗》曰：「我龟既厌，不我告猷」。又曰：「卜筮偕止，文仲居蔡」。仲尼以为不知，盖卜有礼法焉。今求之于圣贤，讨之于《书》，阅之于《诗》，循之于《礼》，修之于《春秋》，未见舍于卜者。夫舜好生之道明矣，然不以畏刳一类而废天地之大礼。如可废，则舜不当「昆命于元龟」；如不诚，又不当曰「龟筮协从」。文王、成王亦不当言卜，夫子不当演卜于礼法，春秋君臣又不当钦事其卜也。谓其残生剿寿，则小者也；卜事于天地宗庙，则大者也。圣人不以小而害大，不以好生而害礼。谓其精气复而焦朽，形不能以宣吉凶，则不知吉凶也。吉凶之道，岂存于精气而复于焦朽哉？盖发于人而应于兆示尔。谓其惟筮可者，则文王彖之，仲尼象之，亦可谓精矣。此二圣人，犹不能以《彖》、《象》之徵而令废卜。如可废，则二圣人废之，不当使后人废之。圣人之不废卜者，存其礼法尔。假使今之卜不如古之道，存之则犹可知礼法，犹可存吉凶；如古之，是不师古而忘圣人之制，是不教以礼法，不示以吉凶，若之何称圣人之徒也？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仲尼犹曰：「尔爱其羊，我爱其礼」。今欲去卜，甚于饩羊，故作《后卜论》以复之。

臣前日蒙恩召见。陛下叙说泾原叛卒惊犯宫阙。及初行幸之事。因自尅责。辞旨过深。臣奏云。陛下引咎在躬。诚尧舜至德之意。臣窃有所见。以为致今日之患者。偫臣之罪也。陛下又曰。卿以君臣之礼。不忍归过于朕。故有此言。然自古国家兴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运。虽则是朕失德。亦应事不由人。未及对诏之间。陛下遂言及宗祧。涕泗交集。主忧臣愤。人理之常。情激于衷。不觉呜咽。旋属游瑰请对。臣言未获毕辞。今辄上烦。以尽愚恳。臣所谓致今日之患。是偫臣之罪者。非敢徒饰浮说。苟宽圣怀。事皆有由。言庶可复。自胡羯称乱。遗患未除。朝廷因循。久务容养。事多僭越。礼阙会朝。陛下神武统天。将壹区宇。乃命将帅。四征不庭。凶渠稽诛。逆将继乱。兵连祸结。行及三年。徵师四方。无远不暨。父子诀别。夫妻分离。一人征行。十室资奉。居者有馈送之苦。行者有锋刃之忧。去留骚然。而闾里不宁矣。聚兵日众。供费日多。常赋不充。乃令促限。促限才毕。复命加徵。加徵既殚。又使别配。别配不足。于是榷算之科设。率贷之法兴。禁防滋章。条目纤碎。吏不堪命。人无聊生。农桑废于徵呼。膏血竭于笞捶。市井愁苦。室家怨咨。兆庶嗷然。而郡邑不宁矣。边陲之戍。用保封疆。禁卫之师。以备巡警。二者或阙。则生戎心。国之大防。莫重于此。陛下急于靖难。累遣东征。边备空虚。亲军寡弱。寻又搜阅私牧以取马。簿责将家以出兵。凡有私牧者。例元勋贵戚之门。所谓将家者。皆统帅岳牧之后。是乃尝蒙亲委。或著忠劳。复除征徭。固有常典。今忽夺其畜牧。事其子孙。有乞假以给资装。有破产以营卒乘。道路悽悯。部曲感伤。贵位崇勋。孰不解体。加以聚敛之法。毂下尤严。邸第侯王。咸输屋税。裨贩夫妇。毕算缗钱。贵而不见优。近而不见异。其为愤戚。又甚诸方。诛求转繁。庶类恐惧。兴发无已。偫情动摇。朝野嚣然。而京邑关畿不宁矣。陛下又以百度弛废。志期肃清。持义以掩恩。任法以成理。神断失于太速。睿察伤于太精。断速则寡恕于人。而疑似之间。不容辩也。察精则多猜于物。而臆度之际。未必然也。寡恕则重臣惧祸。反侧之衅易生。多猜则偫下防嫌。苟且之风渐扇。是以叛乱继起。怨讟并兴。非常之虞。亿兆同虑。惟陛下穆然凝邃。独不得闻。至使凶卒鼓行。白昼犯阙。重门无结草之禦。环卫无谁何之人。自古祸变之兴。未有若斯之易。岂不以乘我间隙。因人携离哉。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谏诤之列。有备卫之司。见危不能竭其诚。临难不能效其死。所谓致今日之患。是偫臣之罪者。岂徒言欤。圣旨又以家国兴衰。皆有天命。今遇此厄运。应不由人者。臣志性介劣。学识庸浅。凡是占算秘术。都不涉其源流。至于兴衰大端。则尝闻诸典籍。书曰。天视自我人视。天听自我人听。又曰。德惟一。动罔不吉。德二三。动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灾祥在德。又曰。天难忱。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此则天所视听。皆因于人。天降灾祥。皆考其德。非于人事之外。别有天命也。故祖伊责纣之辞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武王数纣之罪曰。吾有命罔惩其侮。此又舍人事而推天命必不可之理也。易曰。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仲尼以为祐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贤。是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又曰。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理者也。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理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又曰。视履考祥。又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夫易之为书。穷变知化。其于性命。可谓研精。及乎论天人祐助之由。辩安危理乱之故。必本于履行得失。而吉凶之报象焉。此乃天命由人。其义明矣。春秋传曰。祸福无门。唯人所召。又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谓命也。是以有动作威仪礼义之则以定命。能者养之以福。不能者败以取祸。礼记引诗而释之曰。大雅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骏命不易。言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也。又引书而释之曰。康诰云。惟命不于常。言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此则圣哲之意。六经会通。皆为祸福由人。不言盛衰有命。盖人事著于下。而天命降于上。是以事有得失。而命有吉凶。天人之间。影响相准。诗书已后。史传相承。理乱废兴。大略可记。人事理而天命降乱者。未之有也。人事乱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六经之教既如彼。历代明验又如此。尚恐其中有可疑者。臣请复以近事證之。自顷征讨颇频。刑网稍密。物力竭耗。人心惊疑。如居风涛。汹汹靡定。上自朝列。下达烝黎。日夕族党聚谋。咸忧必有变故。旋属泾原叛卒。果如众庶所虞。京师之人。动逾亿计。固非悉知算术。皆晓占书。则明致寇之由。未必尽关天命。伏惟陛下鉴既往之深失。建将来之令图。拯宗社阽危。刷亿兆愤耻。在于审察时变。博询人谋。王化聿修。天祐自至。恐不宜推引厄运。谓为当然。挠追咎之诚。沮惟新之望。臣闻理或生乱。乱或资理。有以无难而失守。有因多难而兴邦。理或生乱者。恃理而不修也。乱或资理者。遭乱而能惧也。无难失守者。忽万机之重而忘忧畏也。多难兴邦者。涉庶事之艰而知敕慎也。今生乱失守之事。则既往不可复追矣。其资理兴邦之业。在陛下勉励而谨修之。当至危至难之机。得其道则兴。失其道则废。其间不容复有所悔也。惟陛下勤思焉。熟计焉。舍己以从众焉。违欲以遵道焉。远憸佞而亲忠直焉。推至诚而去逆诈焉。杜谗沮之路。广谏诤之门焉。埽求利之法。务息人之术焉。录片善片能。以尽偫材焉。忘小瑕小怨。俾无弃物焉。斯道甚易知。甚易行。不劳神。不苦力。但在约之于心耳。又陛下天资睿哲。有必致之具。安得舍而不为哉。斯道夕誓之于心。则可以感神明。动天地。朝施之于事。则可以服庶类。怀万方。何忧乎乱人。何畏乎厄运。何患乎天下不宁。昔太王以避狄而兴周。文王以百里而王。是乃因危难而恢盛业。由僻小而阐丕图。况陛下禀英姿。承宝历。四海之利权由己。列圣之德泽在人。苟能增修。蔑有不济。至如东北偫孽。荏苒逋诛。泾原乱兵。仓卒犯禁。盖上天保祐陛下。恐陛下神武果断。有轻天下之心。使知艰难。将永福祚耳。伏愿悔前祸以答天戒。新圣化以承天休。勿谓时钟厄运而自疑。勿谓事不由人而自解。勤励不息。足致升平。岂止荡涤祅氛。旋复宫阙而已。愚臣不胜区区忧国奉君之至。诚有所切。辞不觉烦。伏惟陛下不以人废言。不以言废直。千虑一得。或有取焉。谨奏。

《史记》以谓纣赐弓矢、鈇钺与文王，使得征伐，为西伯。西伯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伯。夫修德行善，臣子之常，何以阴为哉？此盖纣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文王岂敢显然修德行善，以取其诛戮乎？既而纣日夜失人心，文王日夜得人心，故诸侯叛纣而归西伯，西伯虽欲辞焉，不可得也。诸侯听西伯号令者，皆有志于为善。黎侯乃恃纣为恶，略不畏天下公论，故西伯仗义以征之，其意亦以警纣也。夫纣所恃以暴虐者，天下也。今天下既归文王，至文王敢称兵伐近王圻之国，亦可警畏而修省矣。使纣修省，文王则将率天下诸侯北面而就绪臣之位，不疑也。祖伊见西伯戡黎，此所以恐而奔告于受也。祖伊以「天命将绝，格人元龟，罔敢知吉，民罔弗欲丧」之事告之，事亦迫矣，是天命将归西伯矣。纣乃偃然，自以谓「不有命在天」，与桀对伊尹之言同，乃知亡国之君，其心符合如此。单于曰：「我，天之骄子也」。无知之人，大抵安于为恶，以天自大。呜呼！天岂为无道之渊薮乎？其亦可谓愚矣。祖伊忠国爱君之心甚切，余上溯其心，为之流涕，而不忍读此书也。

「君子务本」一章，《集注》云：「本犹根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言君子凡事专用力于根本，根本既立，其道自生。如孝弟则是行仁之本，不务乎此，则仁道无自而生也」。铢窃妄谓仁固孝弟之本，有仁而后有孝弟（伊川曰仁是性，孝弟是用。），然仁道生也生莫先于孝弟。盖其油然内发，至精实而无伪，自然不可已者，莫如爱亲从兄之心。故伊川曰，仁主于爱，爱莫大于爱亲。爱则仁之施，仁则爱之理也。仁者爱之理，而爱莫大于爱亲，故推行仁道，自孝弟始。是乃行仁之根本也。根本既立，则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至于廓然大公，无所不爱，而有以全尽其仁道之大，则皆由此本既立而自生生，有不可遏者耳。此所谓本立而道自生也。生者，生生不穷之意，伊川所谓其道充大是也，非无本而渐生之谓。犹之木焉，根本既立，则枝叶生茂而不可已。苟无其本，枝叶安自而生哉？又程子曰，尽得孝弟便是仁，恐在「尽」字上是圣人人伦之至之意（盖孝弟亦通上下而言，犹忠恕之为道也。）。或人谓由孝弟可以至仁，则孝弟与仁是二本矣。妄意揣度如此，乞赐逐一垂诲。

大概且用此意涵泳，久之自见得失。后皆放此。

程子曰：「循物无违谓信」。窃谓物者，事物之物。有是事则循是事而无所违，无是事则不凿空而为之说，此与「以实之谓信」意相似。或者谓物者，理也。实循是理而无所违，有反身而诚之意，盖孟子「有诸己」之说。不知是否？又程子所谓「尽物之谓信」者，铢所未喻。岂尽己之谓忠者，处于己者无不尽，尽物之谓信者，施于物者必以实欤？则必以实施于物者亦无不尽矣。其所谓表里内外者，盖惟其存于己者必尽，则其施于物也必实。在己自尽之谓忠，推是忠而行之之谓信。虽然，曾子之三省必亦各致其功，未必恃此而责彼也。乞赐逐一垂诲。

或者之说非是。

程子曰：「公而以人体之故为仁」。铢昔尝问此语于先生，先生曰，体犹体物之体，犹《易》所谓干事。其意若谓人之生具此形，即有此性，有此性则有此理，与生俱生，完具无欠。只为蔽于私，所以不行。若能公，则此理便自周流充足，不假于外（此理即所谓仁也，仁者爱之理。）。故程子曰：「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然伊川又恐人将公便唤作仁，故曰「公须以人体之」。体犹主也。铢当时虽省记先生是此意，恐记得差误，乞赐垂诲。

此下数说大概皆近之，更宜涵泳而实履之，不可只如此说过，无益于事也。

「贤贤易色」一章，窃谓上蔡所谓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天下之诚意无以加此。好德如好色，亦可谓好德之至也，此语似甚精。而或者乃谓不若张子韶曰「学所以明人伦也，好德不好色，则夫妇之伦正」。似恐不必推说至此。然上蔡之说与伊川所谓见贤则变易颜色，愈加恭敬，好善而诚也，二说孰精？又子夏之意以谓人能如此，则虽人以为未尝学，子夏必以为已学也。玩其语意，则子夏未尝不欲人学，然其语不无病，不若夫子所谓「行有馀力则可以学文」者为有本末先后。故《集注》特著吴氏之说，所以垂训者精矣。乞赐垂诲。

当从谢氏说。

「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一章，窃谓程子之意固已明白，谢氏曰：「学者观于圣人威仪之间，亦可以进德矣」，此语似甚精。而或者乃谓不若张子韶曰「温良恭俭让固不可以不学，要当学圣人之道，以求其自然发见者。若乃矫伪其行，粉饰其容，此又圣门所诛也」。铢窃谓夫子德容至于如是，固有德盛仁熟而其自然之光辉著见于外。学者之学圣人，固不当矫情饰貌，徒见其外而不养其中也。然容色辞气之间，亦学者所当用功之地而致知力行之原。今不于此等处存养涵蓄，学圣人气象，不知复于何者为学圣人之道乎？窃谓学者内外交相养之功，正当熟玩此等，气象自别。不知是否？又俭，节制也，节制莫是自然有法度绳约之意否？温、良、让有和易气象，恭、俭有俨恪气象，谢氏所谓「泰然如春，俨然如秋」是也。并乞逐一垂诲。

如张氏说，则《乡党》篇可废矣。

「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一章，铢自幼年，则见先生与程先生反复论此一段，当时固莫能晓。近来思之，窃谓程子所谓孝子居丧志存守父在之道，不必主事而言者，颇为的当。请试言其所思而得之者以求教。志者，志趣，其心之所趣者是也。行者，行实，行其志而有成也。父在子不得专于行事，而其志之趣向可知，故观其志。父没则子可以行其志矣，其行实暴白，故观其行。然三年之间，疾痛哀慕，其心方皇皇然，望望然，若父之存而庶几于亲之复见，岂忍以为可以得行己志而遽改以从己志哉？存得此心，则于事有不得不改者，吾迫于公议，不得已而改之，亦无害其为孝矣。若夫其心自幸，以为于是可以行己之志，而于前事不如己意者则遂遽改以从己之志，则不孝亦大矣，岂复论其改之当与不当哉？盖孝子处心，亲虽有存没之间，而其心一如父在，不敢自专。况谓之父道，则亦在所当改而可以未改者。三年之间，如白驹过隙，此心尚不能存，而一不如志，率然而改，则孝子之心安在哉？故夫子直指孝子之心，推见至隐，而言不必主事言也。若乃外迫公议，内怀欲改，而方且隐忍迁就，以俟三年而后改焉，则但不失经文而已，大非圣人之意矣。妄论如此，不知稍不畔否？乞赐垂诲。

此说得之。然前辈已尝有此意矣，更须子细体认，不可只如此说过。

「君子不重则不威」一章，程子曰：「人安重则学坚固」。范氏、游氏推明其说精矣，然味其经文，窃谓恐不若吕氏曰：「学则知类通达，故不至于蔽固」。盖若作一事说，则曷不曰「君子不重则不威而学不固」乎？不重则不威，有笃敬意；学则不固，有致知意（学固兼知与行而言，而夫子言之于此，则学又自有专说知意。）。「主忠信」，窃谓忠信盖诚实之意。盖自理而言，则谓之诚实；自人所行而言，则谓之忠信，其实一也。故伊川曰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则实理也。「无友不如己者」，程先生以谓上蔡云「与不胜己者友，钝滞了人」，此语诚是。然人之求友，固不可无此心，而亦不可必也。必欲求胜己者而后友，则胜己者亦不与我友矣。圣人用心不如是。子夏教其门人以择交之道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此未为过也。而子张犹以为不可，则不胜己者不与之友，圣人气象恐不如是。杨氏所谓「如己者，合志同方而已，不必胜己也」，似以此言为当。铢尝问之曰：「恐如此其弊或至于无责善辅仁之益」。先生曰：「道不同不相为谋」。然铢思之，终恐未安。盖味圣人语意，正谓人好与不己若者处，故为此言以戒之。「无」与「毋」通，禁止之辞。闻之李氏曰：「人皆求胜己者友，则愚与鲁几于无友矣。然世人知与贤己处者常少，而轧己者常多，此学所以不进。有志于学，则不如己者宜非所友」。此意不知近是否？乞赐垂诲。

学则不固，程、范、游说是。毋友不如己者，李说是。

「颜子不改其乐」章，程子尝曰：「昔受学于周茂叔，每令寻仲尼、颜子乐处所乐何事」。铢岂当躐等妄论及此？但近见一朋友讲论次说及此，觉得说入玄妙，且又拘牵于鲜于侁之问，使「颜子乐道则不为颜子」之说说入空寂去，因试妄意揣度，以谓圣贤所以皇皇汲汲者，正谓欲求得本心而已。苟得其本心以制万事，则天下之乐何以加此？区区贫窭，岂足以累其心？颜子在陋巷，人不堪忧，而颜子独乐者，正乐此而已。此与「求仁而得仁，又何怨」之意近似。孟子曰：「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穷居不损」。所性，谓所得于性者。君子所得于性分之内，虽大行穷居不为加损，乐莫大焉。不知如此揣度，不至大段碍理否？乞赐垂诲。

此等处不可彊说。且只看颜子如何做功夫，若学得它功夫，便见得它乐处，非思虑之所能及也。

《书·金縢》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一段，按马、郑氏皆音「辟」为「避」，其意盖谓管、蔡流言，成王既疑周公，公乃避居东都二年之久，以待成王之察。及成王遭风雷之变，启金縢之书，迎公来返，乃摄政，方始东征。所谓「罪人斯得」者，成王得其流言之罪人也。陈少南、吴才老从之，而诋先儒诛辟之说。铢窃谓周公之诛管、蔡与伊尹之放太甲，皆圣人之变。唯二公至诚无愧，正大明白，故行之不疑，未可以浅俗之心窥之也。此「辟」字与《蔡仲之命》所谓「致辟」之「辟」同，安得以「辟」为「避」？且使周公委政而去二年之久，不幸成王终不悟，而小人得以乘间而入，则周家之祸可胜言哉！周公是时不知何以告我先王也。观公之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其言正大明白，至诚恻怛，则区区嫌疑有所不敢避矣。惟有此心无愧而先王可告也，自洁其身而为匹夫之谅，周公岂为之哉！妄意如此，乞赐垂诲。

「辟」字当从古注说。

《微子》篇曰「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一段，铢于三仁之去就死生，未知其所以当留、当去、当死之切当不可易处。尝读《微子》书，见其所以深忧宗国之将亡，至于成疾为狂，聩耄无所置身，其心切矣。然终不言于纣，以庶几万一感悟，而遽为之去，是必有深意者。东坡则曰，箕子在帝乙时，以微子长且贤，欲立之，而帝乙不可，卒立纣。纣忌此两人，故箕子曰：「子之出，固其道也。我旧所云者害子，子若不出，则我与子皆危矣」。微子之告箕子，若欲与之俱去，然箕子曰「吾三人者各行其志，自用其心之所安者而已，人各自以其意贡于先王」。微子去之，以续先王之国；箕子为之奴，以全先王之祀；比干以谏而死，为不负先王也。而林少颖亦从其说，以为二人处危疑之地，身居嫌隙，不可彊谏，徒死又无益，故微子虽欲谋于箕子以救纣之颠隮，然箕子以谓「我兴受其败（犹言我起而谏，则受其祸。）」，不可以复谏，又不可居位，故微子遁逃以避祸，而箕子隐晦以自存。惟比干不处嫌疑，故彊谏而死。三人所处之势不同，故各行其志，以自达于先王而已。审如是说，则微子、箕子皆未尝谏，无乃屑屑然避嫌远祸以苟存乎？唐孔氏曰：「『我兴受其败』者，我适起而受其祸败，不可逃免。然殷灭之后，我不事异姓，不能与人为臣仆，示必欲以死谏纣。但箕子之谏，适值纣怒未甚，故得不死耳。微子告二人而独箕子答者，比干与箕子意同，经省文也」。窃谓孔氏去古未远（唐孔氏盖推本安国之意。），其言必有所据。盖尝因是妄谓微子以宗国将亡，不胜其忧愁无聊之心，而谋出处于箕子、比干，故箕子为言「我兴受其败」，不可逃免，当与宗国俱为存亡。故虽商祀或至沦亡，我亦誓不臣属他人。盖将谏纣，纣不听，亦不敢苟全逃死。而比干无一言者，孔氏所谓心同，不复重言是也。其后比干果以谏死，而箕子乃不死者，比干初心岂欲徒死以沽名哉，所以谏者，庶几吾言得行而纣改焉耳。纣既不改而言益切，故纣遂杀之，则比干亦不得而逃死耳。箕子初心，亦岂欲隐晦自存，苟全其生哉？亦犹比干之谏，冀吾言得行而纣改焉耳。纣既不改而囚之，偶不死耳。纣囚之而不置之死，则箕子岂固欲自经于沟渎而为匹夫之谅哉！故因遂徉狂而为奴，盖亦未欲即死，庶几弥缝其失，而冀其万有一开悟耳。盖谏行而纣改过者，二子之本心也。谏不行而或死或囚者，二子所遇之不同尔。使纣而囚比干，意比干亦未敢即死也。使纣而杀箕子，箕子敢求全哉？二子易地，则皆然矣。至于箕子为微子之计，则其意岂不以谓吾二人者皆宗国之臣，利害休戚，事体一同，皆当与社稷俱为存亡，不可复顾明哲保身之义？然而微子，国之元子也。往者纣未立，吾尝言于帝乙而立子，帝乙不从而立纣，是以纣卒疑吾两人。故吾旧所云者足以害于子，若起谏纣，则纣益生疑，非惟不从，害必先及子而并我危矣。死，分也，不足惜，而未有毫发益于纣，而遽死可惜也。东莱所谓人先有疑心，则虽尽忠与言，而未必不疑。盖疑心先入而为之主是也。故微子不可留，但当遁逃而出，乃合于道。又况我与比干既留谏以事纣，则存亡未可知。万一不死，罔为人臣仆，此心已坚定，则亦不可使成汤以来庙不血食。况汝为元子，又居危疑之地，义当逃去，万有一全宗祀可也。此三子者其制行不同，各出于至诚恻怛之心，无所为而为之，故孔子并称三仁，或以此欤？妄意如此，乞赐谆切垂诲。

此说得之，《史记》亦说箕子谏而被囚也。

「咸有一德」，窃谓一者，其纯一而不杂。德至于纯一不杂，所谓至德也。所谓纯一不杂者，盖归于至当无二之地，无纤毫私意人欲间杂之，犹《易》之常，《中庸》之诚也。说者多以「咸有一德」为君臣同德，「咸有一德」固有同德意，而一非同也，言君臣皆有此一德而已。苏氏曰：「圣人如天，时杀时生；君子如水，因物赋形。天不违仁，水不失平。惟一故新，惟新故一。一故不流，新故无斁」。此语似是，不知可以作如此看否？乞赐垂诲。

此篇先言常德、庸德，后言一德，则一者，常一之谓。终始惟一，时乃日新。苏氏说未的当，可更退步，就实做工夫处看。

《盘庚》言其先王与其群臣之祖父，若有真物在其上，降灾降罚，与之周旋从事于日用之间者。铢窃谓此亦大概言理之所在，质诸鬼神而无疑尔。而殷俗尚鬼，故以其深信者导之，夫岂亦真有一物耶？乞赐垂诲。

鬼神之理，圣人盖难言之。谓真有一物固不可，谓非真有一物亦不可。若未能晓然见得，且阙之可也。

铢窃谓《书序》之作，出于圣人无疑。学者观《书》，得其序则思过半矣。班固言《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时，上断于尧，下讫于周，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而林少颖乃谓《书序》乃历代史官转相授受，以《书》为之总目者，非孔子所作。今玩其语意，非圣人，其孰能与于此哉？《书序》言「成汤既没，太甲元年」，玩其语意，则是成汤没而太甲立。「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诸桐三年」，则是太甲服汤之丧，既不明，伊尹遂使居于汤之墓庐，三年而克终允德也。或者乃曰，《孟子》曰：「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汤没六年而太甲立，太甲服仲壬之丧」。夫服仲壬之丧而庐于乃祖之墓，恐非人情。伊川谓太丁未立而死，外丙方二岁，仲壬方四岁，乃立太丁之子太甲。而或者又谓商人以甲乙为兄弟之名，则丙当为兄而壬当为弟。岂有兄二岁，弟乃四岁乎？按《皇极经世图》纪年之次，则太甲实继成汤而立无疑。不知外丙二年、仲壬四年之说当作如何训释？乞赐垂诲。

《书序》恐只是经师所作，然亦无證可考，但决非夫子之言耳。成汤、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为之说。读书且求义理，以为反身自修之具，此等殊非所急也。

西伯戡黎，旧说多指文王，惟陈少南、吕伯恭、薛季隆以为武王。吴才老亦曰：「乘黎，恐是伐纣时事（武王未称王，亦只称西伯而已。）」。铢按《书序》言「殷始咎周，周人乘黎」，则殷自此以前未尝恶周也。殷始有恶周之心，而周又乘袭戡胜近畿之黎国，迫于王都，且见征伐（黎在汉上党郡壶关。纣都朝歌，上党在朝歌之西。），此祖伊所以恐而奔告于受曰：「天既讫我殷命」。曰「恐」，曰「奔告」，曰「讫我殷命」，则其事势亦且迫矣，恐非文王时事也。文王率殷之叛国以事纣，而孔子亦称其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为至德，所谓「有事君之小心」者，正文王之事，孔子所以谓之至德也。当时征伐虽或有之，未必迫于畿甸。然《史记》又谓文王伐犬戎、密须，败耆国。耆即黎也。《史记》文王得专征伐，故伐之。二说未知孰是？乞赐垂诲。

此等无證据，可且阙之。

服父母之丧而祭祀祖先，当衣何服？与居母丧而见父、居父母丧而见祖父母，其朔旦岁节，上寿为礼，各衣何服？父母在而遭所生丧（谓非出母），不知合衣何服？合与不合设几筵、出声哭？舅姑俱存，而子妇丁其父母忧，虽合奔丧，然卒哭后必当复归，恐三年之服自不可改。遇节序变迁，不审可以发哀出声否？见舅姑及从舅姑以祭，不知所易当何服？乞赐垂诲。

古者居丧，三年不祭（见《曾子问》）。其见祖父母之属，古人亦有节文，不尽记。然上寿之礼自不合与所生母丧，礼律亦有明文，更宜详考。亦当稍避尊者，乃为安耳。如女已适人，为父母服期，礼律亦甚明。若有舅姑，难以发哀，于其侧从祭，但略去华盛之服可也。

孟子曰：「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恐有「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之意；「强恕而行，求仁莫近」，恐有「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之意。盖反求诸身而实有此理，如仁义忠孝、应事接物之理，皆实有之，非出于勉强伪为，到此地位，则是以己及物，不待推矣。未至于此，则须强恕以去己私，求得天理之公，所谓推己及物也。未知是否？

此说非是。

仁义、礼智、孝弟、忠顺，为之在人，求之可得者，谓之性；死生、寿夭、贵富、贱贫，制之在天，求之不可致者，谓之命。性有正有否，命有吉有凶。正者吉，否者凶，天人之理，报施之常也。然正者未必吉，不幸而凶者有矣；否者未必凶，幸而吉者有矣。修性而不失其正，以顺受吉，可以无愧；以不幸而或凶，可以无憾。性之不修而失其正者，以顺受凶，自取之也，能无憾乎？幸而或吉，非所宜也，能无愧乎？故君子修性而不言命，命之在天者，听之而已。商王受曰：「我生不有命在天」？则祖伊述之以为戒，武王数之以为罪。天命之说微矣，故孔子罕言，而子贡不得闻。古之善言天命者，莫详于孟子。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言天命之所制，非人之所能为也。如此，则知天命可听而不可图；可图而为之者，修己而已。又曰：「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言不以天命贰其心，敬修其可愿也。知此则知天命不在人事之先已。又曰：「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是故知命者不立于岩墙之下。尽其道而死者，正命也；桎梏死者，非正命也」。言人事尽然后可以言天命；人事未修，自贻伊戚，未可言命也。如此，则在我者，君子之所当尽也。又曰：「哭死而哀，非为生者也；经德不回，非以干禄也；言语必信，非以正行也。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言尽其在我者，而不度其在天者也。如此，则知物之在外者，虽出于性，君子不敢殉；理之在内者，虽制于天，君子不敢怠。又曰：「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言外物在所忘，而德性在所善也。如此，则知求此而不求彼已。又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言物不可必得，而善易致也。如此，则知志于道而不惑于物已。志于道者，其为善也安；不惑于物者，其所遇也自得。此穷理尽性而达乎天命之极致者也。尽性命之说，则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故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颜回簟食瓢饮，而不改其乐。内外之分素定，荣辱之境素辨故也。古之人所以贵知天命者，贵其能与此也。天下之人亦贵知天命矣，然不合于古之人。天下之言命也，考时推日，约消息满虚，以求吉凶祸福之期，计死生夭寿之数也。谓有其期者，积日累月，时至必应，贤者无所补，不肖者亦无所失；有其数者，脩短疾徐，物无僭差，仁者无所益，不仁者亦无所损。以功见赏，以仁致寿，则曰时命然也，非才力德善之所预；以罪见罚，以鄙致夭，亦曰时命然也，非愚暗过恶之所召。夫贤者贵，不贤者贱；仁者寿，不仁者亡，圣人之训也。有功者赏，无功者废；有罪者诛，无罪者置，帝王之法也。此两者相资以为用，人主操之以劝善惩恶，砺世磨钝，济功业而杜暴乱者也。举天下之人皆曰有期有数，则是贤才不足尚，事业不足为，德善不足勉，罪恶不足避，爵赏刑诛委为虚器，而沮劝之权不行矣，人主何以诱善良、禁奸宄、济功业、止暴乱乎？天下媮脱苟简，陵厉恣肆，不以修饰笃懋，敦厚畏敬为意，其弊起于命说胜而人事轻。命说之为蠹，亦已甚矣。王者将大有为，命说之蠹，不可不去。

《书》称商始咎周以乘黎。乘黎者，西伯也。西伯以征伐诸侯为职事，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并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晏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以纣之雄猜暴虐，尝醢九侯而脯鄂侯矣，西伯闻之窃叹，遂执而囚之，几不免死。至其叛己不臣而自王，乃反优容而不问者十年，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于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于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伯夷、叔齐，古之知义之士也，方其让国而去，顾天下皆莫可归，闻西伯之贤，共往归之。当是时，纣虽无道，天子也。天子在上，诸侯不称臣而称王，是僭叛之国也，然二子不以为非，依之久而不去，至武王伐纣，始以为非而弃去。彼二子者，始顾天下莫可归，卒依僭叛之国而不去，不非其父而非其子，此岂近于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书》之《泰誓》称「十有一年」，说者因以谓自文王受命九年，及武王居丧二年，并数之尔。是以西伯听虞、芮之讼，谓之受命，以为元年。此又妄说也。古者人君即位，必称元年，常事尔，不以为重也。后世曲学之士说《春秋》，始以改元为重事。然则果常事欤，固不足道也；果重事欤，西伯即位已改元矣，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听讼远矣，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西伯以受命之年为元年者，妄说也。后之学者，知西伯生不称王，而中间不再改元，则《诗》、《书》所载文、武之事，粲然明白而不诬矣。或曰：「然则武王毕丧伐纣，而《泰誓》曷谓称十有一年」？对曰：「毕丧伐纣，出于诸家之小说，而《泰誓》，六经之明文也。昔者孔子当衰周之际，患众说纷纭以惑乱当世，于是退而修六经，以为后世法。及孔子既殁，去圣稍远，而众说复兴，与六经相乱。自汉以来，莫能辨正。今有卓然之士，一取信乎六经，则《泰誓》者武王之事也，十有一年者，武王即位之十有一年尔，复何疑哉？司马迁作《周本纪》，虽曰武王即位九年，祭于文王之墓，然后治兵于盟津，至作《伯夷列传》，则又载父死不葬之说，皆不可为信。是以吾无取焉，取信于《书》可矣」。

吾徒宋孝先、李大鼎作《梅溪庚午多士赋》，叙一堂八斋六十人名字，而铺陈条列三百六十字之中，言简意尽，有足观者。陈元佐、万孝杰、童侃又作《梅溪多士赋》，通前后八年间凡一百二十人而并列之，文工而事益详。予于是采二赋之馀意，变声律而古之，先美后规，效古人劝讽之旨，非敢以文戏也。目曰《梅溪题名赋》。

余辟馆于梅溪兮，岁甫及乎梦龄（余弟寿朋字梦龄。书馆之辟，今八年矣，故借梦九龄以喻意。）。自渊献而逮乎敦牂兮，顷十朋而今百朋（某，余名。百朋，予季弟昌龄名。予癸亥秋辟馆聚徒，游从者十人，至庚午岁通数之，凡一百二十二人。）。斋敞八而堂虚一兮，咸与贤而与能（谢与贤简之，与能任之。）。余宗旦而罔有一德兮（余宗旦仲阜，贾称一德。），敢不希仲舒之明经（陈元佐希仲。）。幸诸友能祖说之逊志兮（张祖说文孺，郑逊志时敏。），又恪希颜回之服膺（陈恪叔恭，林次渊希颜。）。乃有汾晋五士（罗士能少陆，谢士奇文美，士龙汉臣，连士表少华，季士宏宏老。昔晋文公五士，故曰汾晋五士。），汉唐群英（张次房汉英，孙元龄唐英，李杞亦字唐英。），郑国七子（张仲远子猷，周孝友子施，孝显子扬，孝思子则，浚子深，王淳、张载并子厚。《春秋》有郑七子赋诗。），凉州三明（刘玄德明夫，万序明之，余如晦明叟。后汉有凉州三明。），器成三足之鼎（李大鼎镇夫，郜鼎叔镇，万鼎镇远。），才宜九佐之卿（万澄清卿，童伟俊卿，侃文卿，宋孝先舜卿，林汤臣商卿，陈朝揆正卿，施良臣名卿，陈光朝台卿，林叔举虞卿。）。有一瑞兮冲远之鹗（贾脩一瑞，刘鹗冲远。），有千里兮图南之鹏（周千里百驹，谢鹏图南。）。莫不端武升堂（蔡端武威仲。），敦诗趋庭（刘敦诗温夫。），如璧之莹（余璧全之。），如芷之馨（玉芷茂之。），如㮤之茂（叶㮤茂正。），如椿之灵（万椿、杨椿并字大年。），如楩楠之美（万楩永年，楠亿年，杨楠元干。），如松梓之青（万松乔年，林梓材叔。）。森乎如钺之可畏（刘载通达。），轰乎如震之可惊（周震景东。），皎乎如海峤之吐明月（蒋峤景山。），耿乎如长庚之辉众星（李庚少白。），昂昂乎如季梁之梗槩（万孝杰季梁，陈昂仲昂。），孜孜乎卫伯玉之老成（潘孜元善，刘□伯玉。）。可居天任而泽远（赵公倚天任，杨寓泽远。），可为王佐而扬庭（王佐才仲，陈献可扬庭。），可起傅岩之筑（刘傅岩叟。），可同舜佐之登（谢皋朋舜佐。）。宪一夔而乐作（连宪民式，周次凤一夔。）炳伯虎而文兴（贾炳作德，夏伯虎用之。）。肇辉先之德业（陈肇德远，许煇先光甫。），谐兴祖之家声（余谐孝仲，姚绍宗兴祖。）。汝文兮宜月选而季诠（何铎汝文，季诠仲言。），汝弼兮必类进而方升（陈舜咨汝弼，方升中高。）。逖矣乎（王逖正矣。），有来二客，业彼管城（横阳许武子、龙泉管叔奇来客梅溪，以篆字题名。），名列甲乙，字篆丙丁（丙丁，谓篆字也。见《尔雅》。），如翼斯飞（吴翼季南。），如璘斯荧（王璘德夫。），灿银钩与玉箸，俨壁上之题名。吾徒之秀，乃有词赋兮少云之作（朱少云吉作。）；太原之老，乃变声律兮祖舜之赓（陈少虞祖舜。）。于是阐大猷而溥告之曰（李大猷定夫，孙溥德广，林溥叔广。）：学必剖藩篱而克己（缪克己兼夫。），道必舍蹊径而中行（蒋中行谦仲。）。先之以孝忱之意（万庚先之曾来会课，亦与题名。宋孝忱伯恂。），申之以敦信之诚（万庠申之，刘敦信信叟。）。礼欲安上兮必先自治（林安上世□。），仁欲及远兮慎毋自矜（林取仁及远。）。湛万顷以窥宪（黄万顷伯厚，叶顷澄叟。），妙一唯之悟曾（邬一唯仁叟。）。祖伊尹畎亩之乐（许祖伊次尹。），振仲尼文教之鸣（陈之纪振仲。），玩蒙亨之爻象（李蒙亨彦通。），俟泰来而汇征（万康泰之。）。勿务世华而起文通之附（夏伯文世华，刘文通叔达。唐陆淳谥文通先生，柳子厚尝欲扫其门，然陆亦附王叔文者。），勿求必达而贪季孙之荣（张必达邦彦，刘祖汉季孙。）。穷则隐居（吴隐若靖翁。），达斯大亨（徐大亨显仲。）。凡百君子，毋渝此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