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九龄言。伏奉四月十四日制。授臣荆州大都督府长史。闻命皇怖。魂胆飞越。即日戒路。星夜奔驰。属小道使多。驿马先少。以今月八日至州礼上。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臣不即饮气取死。岂敢辄惜馀命。伏念心无党恶。死则似同。以此偷生。犹希圣察。臣往年按察岭表。便道赴使。访闻周子谅。久经推覆。遥即奏充判官。寻属臣改官。使亦有替。其后信安郡王祎奏将朔方驱使。便请授官。臣因其岭外勤劳。因而奏乞。事不敢隐。未至涉私。然进用非人。诚宜得罪。但臣特蒙拔擢。出自宸衷。陛下所用隐微。惟臣而已。伏思报效。窃恃圣恩。每于事端。无所防避。智识虽浅。罄竭则深。微诚区区。义有所在。岂复与此私协。以负累圣鉴。臣虽至顽至愚。不至于此。皇天后土。照臣血诚。夙夜烦冤。欲辨无路。臣闻物有穷者。必诉于昊天。人有痛者。必呼于父母。臣今孤苦。不乞哀于圣君。岂蒙恶声。遂衔冤以没代。臣受性愚钝。闇于知人。禀命舛剥。与此凶会。诚合自死。以谢天威。所以侧息苟存者。臣为圣朝所用。既极荣宠。而一朝至此。恐玷明时。在臣微生。有若蝼蚁。身名俱灭。诚不足言。今衅咎则然。恩礼犹重。面目有腼。夙夜唯忧。戴盆望天。岂期上达。又未能宣布圣泽。少答殊私。跼蹐兢皇。动失次第。无任荷惧兢悚之至。谨附河西经略判官所部朝义郎法曹参军苏锐奉表陈谢以闻。臣诚惶诚恐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

唐孰乱之？曰林甫也。曰是林甫居其成也，然则其杀周子谅始乎？子谅死言也，张九龄直其议，亦弃焉。于此开元之治乱岐矣。于时林甫虽相也，有正人梗乎中，尚阖吻而伺，未能奋其爪牙也。及死且弃焉，则阚然始怒矣。直臣噤口而喑去，群邪争途而公进，顾谁为忌惮欤？呜呼！禹曰「无若丹朱傲」，吾视舜不宜及是言也，而舜无诛焉，则有以发乎众矣。故朱云逐则张禹进，禹进而王氏擅，与汉之乱一迹焉。吾故曰其杀周子谅始乎。

柳宗元有《御史周君碣》曰：「有唐正臣周某，字某，以谏死，葬于某所。公天宝中，有谄谀至相位，贤臣放逐，公为御史，抗言以白其事，得死于墀下」。然不言周君名字，及谄谀为相者谁氏，贤臣放逐者何人。今以唐史质之，周君必子谅也，谄谀必牛仙客也，贤臣必张九龄也。林甫荐仙客为宰相，张九龄言其不可，上不悦，罢九龄相位。时子谅为御史，白于大夫李适之曰：「仙客不才，滥登相位，公何得坐观其事」？适之遽奏之，上怒，决配子谅于瀼州，至蓝田赐死；以九龄所荐子谅非其人，左迁荆州都督。嗟乎！九龄以子谅能抗言朝廷之失，是不负其职，而九龄为能知人尔。而明皇悦邪佞之臣，反以九龄所荐非其人而逐之，如此，则后之大臣荐台谏官者，当依阿取容，喑喑如秋蝉，泛泛如浮萍，则无患矣，何以为朝廷之耳目哉？夫植而欲其茂也，必时溉之；溉而怒长，反自伐之，必衰之理也。明皇之恶子谅，乃自求衰之谓乎！西幸之祸，有所召尔。

太宗文皇既受内禅，孜孜求治，勤劳万机。听纳谏诤，宽恤刑狱，平壹征赋，减省用度，驾驭中外，抚养生聚，不以大宝为贵，不以黄屋为心。谦虚以接群臣，果断以决大事，恐惧丕业，务成太平之治。内有房、杜以经纶庶政，外有英、卫以征讨四方。有魏公、王圭之启沃，有马周、刘洎之议论，有无忌、士廉之保祐，有季辅、行成之正色，有文本、正伦之维持，有戴胄、伏伽之执法，有世南、百药之经术。听政之暇，则引文学之士更直阁下，以商榷古今是非，咨访治道之得失。此天下不得不治也。高宗之初，承贞观之遗迹，耆儒硕臣，尚布中外，故永徽之初，亦克乂宁。及夫无忌、遂良、韩瑗、来济、上官仪之徒继遭窜戮，忠义之士结舌避祸，诡诞之臣攘袂而进，而李义府、许敬宗之伦，倒持国柄，尤为巨蠹。复有武媪悍妒，恣穷妖淫，僩然自得，不复愧耻。此不得不乱尔。中、睿之朝，武三思、太平、安乐等公主倚恃城社，竞为狐鼠，号令刑政，棼然无纪，朝廷乃市道之薮，刑赏乃权倖之柄。明皇帝跃于艰危之际，目击衰敝之政，即位之始，铲除污迹，一新王道，摈绌奸诡，登用贤俊，讲求治体，尊尚儒术。姚崇、宋璟以忠正而用，张说、二苏以文雅而进，李元纮、卢怀慎以清俭而任，魏知古、源乾曜以吏术而升，张九龄、韩休以方正而选。此不得不治尔。及夫天宝之间，骄于承平，游心于神仙之妄，肆情于嬖倖之宠。周子谅直言，而扑死于文陛；李适之介讦，而贬死于宜春。内则杨、李紊坏国体，外则哥、牛邀求边功。社稷已危而未悟，奸雄已萌而不知，遂使草鞠繁华之地，兵屯宫禁之下。至于肃宗之时，李辅国用事，而有南内之变。代宗之世，鱼朝恩持权，而有陕州之幸。德宗以雄略之才，欲刷多难，然而炎、杞以憸巧之才，取怨四方，以至泾原之兵，窃发辇下，匆遑奉天之狩，窘迫兴元之幸。外臣由是倔彊，帝祚由是渐弱。顺宗之朝，伾文、执谊之徒，凡所施设，尤可嗤笑。宪宗中兴，欲洗宿愤，任用武元衡、杜黄裳、裴度、崔群、权德舆、韦处厚、裴洎等，取蜀、夏，平淮、蔡，收冀、郓，然望开元已邈然不及矣，况贞观乎！穆宗、昭悯、文、武、宣、懿而下，忽治忽乱，忽得忽失。注、训以小器而大谋，牛、李以私怨而公报，盗贼由是蜂起，藩镇由是跋扈，灾连祸踵，遂失天下。每观其史，未尝不痛心疾首，以至泣下沾襟，而不能止也。

古之君子因天下之变而用其权，循天下之常而守其正，其道可以为善而可以为不善。何者？权近于邪，正邻于固。人之常情，每过于用其所长而流于所偏，于是而不善用之，固以败矣。汉高帝谓王陵少戆，陈平可以佐之。陈平智有馀，难以独任，不以安刘之功许之也。唐宰相牛僧孺、李德裕皆一代之伟人，然僧孺迹涉于邪而德裕亦以刚介取败，盖偏于所长而不善用之，其敝固至此也。唐史臣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夫崇之于应变诚所长矣，而推其所为，近于挟数用术，以欺其君。至其临大节，断大疑，毅然有不可挠者，此其所以为善也。不然则忽坏梁而建东幸之计，与李林甫违农时而献西还之策何以异也？璟之于守文亦诚所长矣，而推其所为，近于狷介忿躁而不能一日安于朝廷之上者。至其礼法自将而奸人不得以行其计，论列利害而闻者不以为忤，进退之际，雍容可观，此其所以为善也。不然，斥宫掖之献而触奸臣之锋，与周子谅、韦月将之徒同被诛殛，而何补于天下？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与不恭，君子不由也。宰相之体，贵于通而不贵于所长。若二子者，可谓善用其所长者矣。

或问：「『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子贡之言无乃已恕欤」？杨子曰：「纣不可恕也，亦可恕也。周师之入，自焚而死，前有亡国之罪，后有死国之节。嗟乎，后而已矣，犹纣也；前而已矣，纣也乎」？

或问：「三代而下，谋国而万全者，其惟子房乎」？杨子曰：「子房策之，子房用之，奚而不万全哉！使他人用之，鸿门之见，策之安乎？栈道之绝，策之通乎」？

杨子曰：圣人之作《易》，不中而吉，宁以吉徇中；不贞而利，宁以利徇贞。

孔子曰：「如有周公之才之美，使骄且吝，其馀不足观也已」。杨子曰：「学者无周公之所有，而有周公之所无，吾何以观之哉」！

或问：「程子谓仁者觉也，觉何以为仁」？杨子曰：「觉则爱心生，不觉则爱心息。觉一身之痛痒者，爱及乎一身，故孝子发不毁；觉万民之痛痒者，爱及乎万民，故文王视民如伤；觉万物之痛痒者，爱及乎万物，故君子远庖厨」。

或问：「孟子谓恻隐仁之端，韩子谓博爱之谓仁，程子谓仁者觉也，三子之言仁异乎」？杨子曰：「何异焉！爱者恻之应，隐者觉之感」。或曰：「虽然，韩子之言其亦未优乎」？曰：「樊迟问仁，子曰『爱人』，爱何违于仁？子贡问博施，子曰『必也圣乎』，博何违于爱」？「然则博爱之与兼爱异乎」？曰：「异。博无私，兼无别」。

或问：「朝死而夕忘者，圣人之罪人固也。不胜丧乃比于不慈不孝，何也」？杨子曰：「不肖者不及，故进之；贤者过，故退之」。

或问：「鲤也死，夫子不恸鲤而恸回。回也死，颜路不为之恸，而夫子为之恸，何也」？杨子曰：「哭子而不恸，礼也。哭门人而恸，道也。严哉，礼乎！重哉，道乎」！

杨子曰：置虚器于水中，未充则鸣，既充则默。㗲㗲以为知道，嚣嚣以为知德，充乎哉？

杨子曰：「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即天命之谓性也。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即率性之谓道，脩道之谓教也」。或曰：「未发无不中，既发有不和，性其两乎」？曰：「否。粹于天理者性也，駮以人欲者非性也，情也。喜怒哀乐自天理出，发无不和也；自人欲出，发始有不和矣」。「然则约情以归性，遏人以复天，发而和，以不离于未发之中，奚若而可」？曰：「戒不睹，惧不闻」。

或问：「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然则何者为中庸乎」？杨子曰：「执是以为中庸，非也；外是以为中庸，亦非也」。「然则何如斯可谓之中庸矣」？曰：「天下国家可均也，时乎必均，时乎不必均；爵禄可辞也，时乎必辞，时乎不必辞；白刃可蹈也，时乎必蹈，时乎不必蹈。君子处事以时，对时以道，择道以心」。

或问：「《易》曰『其道甚大，百物不废』，何谓也」？杨子曰：「幽而太极乾坤，六子之妙用；显而君臣父子，万事之大法。不曰其道甚大乎？动则取诸豮牿鸿雉，植则取诸瓜杞茅苋，器则取诸瓶鼎簋缶，体则取诸脢腓趾尾。不曰百物不废乎？惟大无不受者，细无或废」。

或问五行之序，杨子曰：「水火物之初，木金物之成，土物之定。气一变而有象，故曰初；象一凝而有质，故曰成；质一成而有宅，故曰定」。

杨子曰：冬日之火，夏日之水，未施亲于民，而民亲君子之德亦然。

或问：「韩信之平赵、魏，下燕、齐，何其才也。然仕楚而踦，图汉而烹，何其不才也」。杨子曰：「非信之有才有不才也。天将举天下而一之汉，信得而不才乎？天方废楚，信则仕楚，天方兴汉，信则废汉，信得而才乎」？

或曰：「子诤父，臣诤君，分殊而已矣，爱无殊也。然子无诛而臣有诛，是故桀之龙逢，纣之比干，孝宣之盖宽饶，光武之韩歆，明皇之周子谅，桀纣为之宜也，孝宣、光武、明皇宜乎哉」！杨子曰：「皆宜也。前二君之诛，谏之戒也。后三君之诛，不谏之劝也」。或曰：「谏者戒，不谏者劝，其究若之何」？曰：「亡焉而止矣」。「桀、纣、明皇则亡，孝宣、光武曷尝亡哉」！曰：「夫亡者身至焉，国次焉」。

元嘉二十四年，衡阳文王义季卒。自彭城王义康之贬，义季纵酒，至成疾而终。

万里曰：文帝即位之初，以傅亮、谢晦废其兄营阳王而弑之，弑之而立文帝。文帝至于问营阳所以死之状，当此之时，厚兄弟而薄天下，何其盛也。至于义康初任之以国柄，卒置之于死地，至使义季亦托酒以死，又何衰也。大抵情之矫者必复，爱之过者必反。兄弟之亲，厚之以恩可也，厚之以权不可也。文帝以权而厚义康，厚之者，杀之也。文帝之矫于此复矣。

元嘉二十七年，魏主遗帝书曰：「彼前使裴方明取仇池，既得之，疾其勇切，已不能容。有臣如此尚杀之，乌得与我校耶？彼公时旧臣，虽老犹有智策，如今已杀尽，岂非天资我耶」？

万里曰：太武之书，非礼书也，嫚书也。文帝即位以来，杀傅亮，杀徐羡之，杀谢晦，杀檀道济，杀裴方明。道济之死，举帻而投诸地，目光如炬，曰：「乃坏汝万里长城」！魏人闻之，曰：「道济死，吴子辈不足复惮」。文帝之举措如此，魏人之嫚书所由至也。大抵人主在已不可以有失德，在民不可以有虐政，不可以杀无辜，不可以害忠良。傥或兼是数者而有之，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古之人主有为之者，商纣、隋炀帝是也。纣之恶自以为有命在天也，然其罪武王得以作书而数之曰：「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为宫室台榭陂池侈服，以残害于尔万姓，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斮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亦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所谓外则为敌国问罪之资者也。隋炀帝性疾人谏，曰：「有谏者必不置之地上」。然其罪李密得以移书而数之，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此所谓内则为奸雄倡乱之资者也。文帝，南朝之贤主也，任己无失德；在民无虐政。元嘉之政，比隆文、景。然杀无辜，害忠良之罪，犹足以招魏主嫚书之辱。使其在己有失德，在民有虐政，则魏主之书辞其止于此乎？此可为文帝贺，亦可为文帝惜。有天下者，可不惧哉！

太子竦然曰：「极是，极是」。

崔浩撰《魏国记》，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刊石列于衢路。北人见者谮之，以为暴扬国恶，帝命诛浩及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

万里曰：治古无族法。罚弗及嗣，舜之法也。恶恶止其身，仲尼《春秋》之法也。罪人以族，自纣始，至武王而除之。夷三族，自秦始，至汉高帝而除之。元魏之法，非中国之法也，夷狄之法也。崔浩以直笔而获罪，高允争之，以为罪不至死，太武诛之，亦已甚矣。且夫一人抵罪，妻子未必与知也，族人何与知焉？族人不与知也，亲戚何与知焉？既诛浩，复尽诛崔氏，又甚矣。复诛卢氏、郭氏、柳氏，愈甚矣。大抵法之太峻，非人主之福也。法太峻则其下皆有不自安之心，下有不自安之心，人主欲求自安，不可得也。故纣及身而灭，秦二世而亡，太武及身而弑。万里闻之苏轼曰：「生民以来，未有祖宗之仁厚」。盖历代之虐刑，至太祖而尽除；本朝之仁恩，至仁宗而愈深。其待臣下，大抵恩胜威，礼胜法，有佚罚而无滥刑。祖宗相传以为家法，未尝有大诛杀也，而况于族乎？故后之人主虽有不测之威怒，亦顾家法而不敢违。故误国如蔡京，诛止其身，而不及其子，绦不过流岭表而已。蔡氏子孙至今犹富也。国祚久长，实基于此，此自古所不及也。

太子曰：「祖宗相传只是一个仁字」。

上欲伐魏，王玄谟劝之。

万里曰：两国并立，能相持而不能相亡，必皆有得天时者。当此之时，非有天下之大机，彼国之大衅，其法不可以为兵先，不可以为动始。违之者败，宋文帝、魏太武之时是也。宋无衅，魏伐之，故败在魏。魏无衅，宋伐之，故败在宋。且是役也，刘康祖以为不可，沈庆之以为不可，太子劭、萧思话以为不可，而玄谟首倡兵端。帝谓观玄谟所陈，令人有封狼居胥意，不知夫玄谟者轻而喜功，贪而虐下，是何足付哉！一败之馀，邑里萧条，元嘉之政衰焉。昔臧宫、马武请伐匈奴，而光武答之曰：「举天下之力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民」。文帝其亦知此也乎？

王玄谟围滑台，魏主引兵救之。渡河，众号百万，鞞鼓之声震动天地。玄谟惧，退走，魏人追之，死者万馀人，麾下散亡略尽。

万里曰：古之战者，必有其具。所谓具者，非兵甲之谓也。尧舜之具以道德，如不战而屈人兵是也。汤武之具以仁义，如以至仁伐至不仁是也。秦汉之具以赏罚，如白起赐死、王恢弃市是也。王玄谟首劝北伐，身为大将，一旦遇敌，未战而先奔，是在军法，顾文帝不察耳。诛玄谟以谢天下，是军法也。宿将有大功如檀道济，帝则杀之。征仇池有战功如裴方明，帝则杀之。至玄谟则置而不问焉，帝之赏罚为有法乎？尧舜之道德，汤武之仁义，非帝所及也。秦汉之赏罚，帝亦无之。以此而战，杜牧所谓浪战者欤？如是而欲取人之国，不为人取，国之幸矣。

魏太子晃监国，颇信任左右，而中常侍宗爱多不法，太子恶之。仇尼道盛、任平城有宠于太子，皆与爱不协，爱告其罪。魏主怒，斩道盛等，太子以忧卒。帝徐知太子无罪，甚悔之，追悼不已。宗爱惧诛，弑帝，杀秦王翰，立南安王余。宗爱专恣，余患之，谋夺其权。爱怒，弑余。源贺、陆丽立皇孙浚，杀宗爱。

万里曰：自古亡国弑君，未有不自亲信小人。故仇尼道盛、任平城之宠盛，而太子晃以忧死；宗爱之言行，而魏太武以弑殂。盖太子晃之祸起于亲信己之小人，而疾视君侧之小人；魏太武之祸生于听小人之言，而又悔听小人之言也。夫小人者天下常有之，但不可亲信之耳。小人者，士大夫中亦有之，但宦官近习中有小人为多耳。所谓小人，初无定人，亦无定貌。以柔佞为正，是为小人。以谗谮为忠，是为小人。遇宠则争，遇利则夺，是为小人。小人之亡国败家，其情状虽千变万化，而大略不出于此。魏太武南侵宋，灭夏，灭南、北燕，灭柔然，威震天下，而身死于宦官宗爱之手。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能庇其三子与其一身。既亲宗爱，又信其言，既信之又悔之，既悔之又不能断而诛之，使小人反侧不自安而至于此也。始亲其人者，过也。听其言以丧其子，又过也。悔听其言，而不果于诛其人以及其身，又过也。自古小人之祸非一也。宋元公信伊戾之言而诛太子痤，汉武帝信江充之言而杀戾太子，岂特太子晃而已？以唐明皇之贤明而弑于宦官李辅国，以宪宗之英武而弑于宦者陈洪志，岂特魏太武而已？莫亲于父子而小人得以间之，莫尊于君父而小人得以弑之，近习小人之祸可不惧哉！然则人主欲免小人之祸，何由而可？一曰正心，二曰讲学，三曰近君子，庶几可以免乎？

初，潘淑妃生始兴王浚。元皇后性妒，以淑妃有宠于上，恚恨而殂。淑妃专总内政，由是太子劭深恶淑妃及浚。浚惧为将来之祸，乃曲意事劭，劭更与之善。劭、浚并多过失，数为上所诘责，使吴兴巫严道育为巫蛊，琢玉为上形像埋之。陈庆国以其事白上，上大惊，命有司穷治其事。道育变服为尼，匿于东宫。上怒甚，欲废劭，以告潘淑妃。淑妃告浚，浚驰报劭。劭与腹心队主陈叔儿、齐帅张超之等谋为逆。元嘉三十年二月甲子，劭与张超之等数十人驰入云龙门。及斋閤，拔刃径上合殿。帝见超之入，举几捍之，五指皆落，遂弑帝。

万里曰：元凶劭之恶，灭天理，斁人伦，其恶极矣，万世臣子所不忍言也。然其祸乱之原生于陈叔儿、张超之等小人在侧，而发于巫祝严道育之妖妄。昔者周成王之为太子也，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武王不使一小人在成王之侧也。古者假于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者杀，先王不使巫祝得出入于宫禁之中也。今文帝既不能择忠正之士以素教其子，又不戒群小之薰染，使得养成其不义之习，不禁巫祝之妖妄，使得蛊惑于宫禁之中，其原甚微，其祸甚酷。故《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

三月乙未，武陵王骏举兵讨劭。四月戊辰，军于新亭，大将军义恭上表劝进，以散骑侍郎徐爰兼太常丞撰即位仪注。己巳，王即皇帝位。

万里曰：《春秋》之法重五始，其一谓始即位者，人君之始也，故人君之道莫大于谨始。盖人君即位之初，天下臣民皆倾耳注目以想见吾君之圣德，以企望吾君之圣治。始乎修德，犹或终之以失德；始乎纳谏，犹或终之以拒谏；始乎遵祖宗之法，犹或终之以变祖宗之法。故晋武帝即位之初焚雉头裘，唐明皇即位之初焚珠玉锦绣，非不始之以勤俭也。而二君末年皆以荒淫召乱天下，几至亡国，而况始之以荒淫乎？宋孝武以藩王起兵诛元凶，报君父之雠，亦可称矣。然即位才几日，而淫其叔父义宣之诸女。义宣之诸女，帝之从姊妹也。齐诗谓之鸟兽之行，所谓始乎修德者安在哉！周郎上疏告之以备边境，告之以行丧礼，告之以俭宫壸，告之以辨毁誉，亦未为犯颜逆耳之甚也，然即位以忤旨而黜之，又未几而杀之，所谓始乎纳谏者安在哉！文帝元嘉之治比隆文、景，本于郡县守令择人久任故也。帝首变文帝之制，以六周为三周，以久任为数易，所谓始乎遵祖宗之法者安在哉！其初既无修身齐家之德，其后卒为荒淫暴虐无道之主。臧质侮之而叛，义宣恨之而叛，外则结怨于民，内则短折其寿。其身幸以令终，而其子竟遭废弑，一己失德，两世受祸，盖孝武不谨其始之患也。人君即位之初，可不戒哉，可不惧哉！虽然，人君之谨始不在于即位之后，而在于未即位之先。使文帝能得天下之贤人君子以辅导其子，养成其德，平居为贤王，然后一旦为明主。使孝武即位之始已失德于天下，是文帝亦有过耳。

魏主立子弘为皇太子，先赐其母李贵人死。

万里曰：伤哉，李贵人也。生子而为太子，幸也，何伤之有焉？虽然，立其子，杀其母，何幸之有焉？立其子，杀其母，逆天理，悖人伦，莫甚于此。二帝三王未是有也，自汉武帝始也。杀钩弋而立昭帝，其意以为钩弋不死必祸昭帝如吕氏也，不知钩弋死而昭帝夭。后魏，夷狄也。武帝故事，后魏未必知也，特其残忍无亲，猜防太过，以为君亡而母存，则皆为嗣君子祸也。于是立其子而杀其母者，数世也。有所必杀，必有所不及杀，非卢之遗也，天之数也。至于胡后不及杀，卒以此乱天下而亡魏，谓无天也，可乎哉！

周郎言事切直，上杀之。

万里曰：古者兴王赏谏臣，逸王罚之。汉高帝问周昌曰「朕何如主」，昌曰「陛下桀纣之主」，而高帝不以为忤。晋武帝问刘毅曰「朕可方汉何主」，毅曰「陛下桓、灵之主」，而武帝不以为罪。唐高祖即位之初，孙伏伽谏数事，皆人所难言者，高祖赏之。此三君所以兴。桀杀龙逢而亡，纣杀比干而亡，隋炀帝杀赵才等四谏臣而亡，明皇杀周子谅而几亡，此杀谏臣之祸也。先儒曰：亡国之君其罪多矣，而罪莫大于杀谏臣。宋孝武以直言而杀周郎，其罪大矣。内有文帝结民之德，外无敌国问罪之辞，其不亡者幸耳。虽然，古之君子必观时之昏明以为己之语默，古之明君必观臣之语默以占己之得失。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逊，此君子语默之节也。观其臣危言而不讳，足见在我有从谏之圣；观其臣言逊以避祸，足见在己有拒谏之非。此人君得失之占也。周郎事昏淫之君，立无道之国，而危言以杀身。孝武怒正直之言，杀忠谏之士，至于陷其身为万世无道之主，皆不足与语古者君臣相与之道。

每上燕集，在坐者皆令沉醉，嘲谑无度。

万里曰：君臣之情虽不可以不通，然君臣之分尤不可以不严。不通则隔，不严则亵。秦之法，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操兵，至于燕使荆轲刺始皇，绕柱而走，殿下之卫卒拱立而不敢救。赵高说二世，谓人主当深居，臣下不可得而见其面，至于望夷宫之弑逆，二世乞为黔首而不得。此君臣之情不通之祸也。宋闵公靳宋万，为宋万所弑；陈灵公戏夏徵舒，为徵舒所弑。此君臣之分不严之祸也。君臣燕集，古人有之。如《诗》之燕群臣，燕嘉宾，燕朋友故旧，岂可废哉！不如是无以通君臣之情也。孝武与群臣燕集，未为过也。至于使之沉醉嘲谑，则过矣。君而嘲谑其臣，则君不君；臣而嘲谑其君，则臣不臣。天下之纲有三，天下之常有五，而莫重于君臣。至于君臣嘲谑，三纲五常于是尽废矣，此刘宋之所以不永也。

问：自古进言之臣，竭诚毕议，莫不欲其言之行也；求言之君，广览兼听，莫不愿其言之可行也。如汉之贾谊，号通达国体者，其上疏陈政事，可为痛哭流涕、长太息者凡九条，史略其三。前人谓古之伊、管未能远过，盖其言固可行也。唐之姚崇知明皇锐意于治，欲命之相，乃设为目，要说天子者凡十事，至曰「陛下度不能行，臣敢辞」，而其言固亦可行者也。然史之言谊也，则曰：「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言崇也，则曰：「旧史所传，开元初皆已施行，信不诬矣」。今以二臣之所言，参二帝之所行，于一代中可考者多矣。愿悉举以告，可乎？于谊言「略施行」，岂当时偶行之之略耶？抑其果不可尽行耶？于崇言「皆已施行，不诬」，岂行之者尽而无遗耶？抑真不可遗耶？又岂崇之说尤中时病，实有优于谊耶？抑岂谊自信直道，而崇要君或有术耶？夫行于古而有验，亦必可施于今，试于榷略二子之际，摭其在今可行者果何事乎？有司承诏策馆阁之彦于斯，其易知矣，愿敷陈之，以闻于上。

对：愚闻人臣之进言，正犹医者之用药。医于未病之前，易于取效，而常患于不听；医于已危之后，易于见信，而常患于不及。有人焉，言语饮食、起居动作无以异于平时，善医者察其形色，案其脉理，而告之曰「子有膏肓之疾」，人必唾骂，以为不祥，虽扁鹊、仓公之术，亦无所施。及一旦疾作，遑遽穷迫，无医不求，靡药不试，以侥倖于或中。虽一妄男子授以不验之方，投以无名之剂，且喜且谢，以为得之之晚。夫事未然而言，虽有识之士亦必踌躇；已然而言，虽无知之人莫不惩创。非言有浅深，事有验否，势使之然也。盖天下安閒无事之时，不有近忧，必有远虑。人之常情，畏近而忽远。畏之则急于改焉，惟恐其不逮；忽之则乐于因循，不足以有为。是故覆车在前，来者必戒；猛虎在后，智者不忧。人之所忽，大言以惧之，彼且不信，故其听之也为甚难；人之所畏，乘间以投之，彼必易动，故其听之也为甚易。齐桓之于管仲，苻坚之于王猛，君臣相得之欢不啻鱼水，及其将死垂别，握手丁宁，不遑他事。仲以为竖刁、开方、易牙不可亲，猛以为慕容垂、姚苌宜渐除之。夫竖刁、开方、易牙刑徒耳，慕容垂、姚苌降臣耳，似不足为齐、秦大患，而二臣首以为言。君不之听，终以三人专权，五公子争立，而齐乱；垂、苌继叛，苻坚囚死，而秦亡。夫二臣者先见远虑，察祸变于将来。未然而言，宜其二君忽而不信也。代宗之于程元振，德宗之于卢杞，其信任之笃，可谓胶漆。及其吐蕃寇武功，李光弼等忌元振，而调兵不至。代宗用小臣之言，不终朝而元振窜。朱泚围奉天，李怀光愤卢杞而顿兵不进。德宗听群臣之谏，不旋踵而卢杞贬。夫代宗之庸懦，德宗之刚愎，非乐于从谏者。时方艰难，势甚危迫，已然而言，宜其二君畏之，而不敢不听也。自古人臣所遇之主、所遭之时或有不同，故其言有听否，行有详略，不可一概而论也。汉文帝承高、惠之后，天下尚安，洛阳少年上书言事，痛哭流涕。当是时，匈奴尝侵边矣，固未若平城之危；诸侯盖踰制矣，固未有七国之变。而生以为寝积薪之上，而火其下，惴然常若有不测之忧，近在朝夕，此固帝之所难信也。又况帝以宽仁之资，务在涵养斯民，稽古礼文之事且有所不遑，生欲制匈奴之命，分诸侯之地，此又帝之所难行也。夫生之所陈者九，史遗其三，而帝所行者四耳。生欲尚礼义，而帝以德化民；生欲厚风俗，而帝以敦朴示天下；生欲教太子，而帝训太子以恭俭；生欲敬大臣，而帝养臣下以礼节。生力言之，帝躬行之，史臣所谓「略施行」者此也。唐明皇惩武后、中宗之乱，思欲痛革之，广成猎师乘时投合，乃先设事，以坚帝意。当是时，狱吏深文，边臣倖功，阉人与政事，戚属任台省，亵狎大臣，摧沮谏者，以至贡献无度，营造无节，壬佞冒宪而不诛，后家擅权而不抑，此数者帝之所亲见也。而况帝以英敏之资，锐于图治，扫除积习之弊，兴起太平之功，此又帝之所乐行也。夫崇之所陈者十事，而帝皆行之。帝鉴女祸，远后族，放周利正之酷吏，抑郝灵荃之边功，长孙昕犯法则诛之，张廷圭善谏则赏之，宋广平之正则敬之，杨思勉之诉则沮之。焚珠玉锦绣，示却内外贡献也；汰天下僧尼，示罢寺观营造也。崇历历而言，帝一一而行。史臣所谓「皆施行」者此也。盖其所以行者，鉴已然之失，玄宗之所欲行也；其所不行者，皆未然之患，文帝所不能行也。是岂言者之过哉？虽然，已然之事，有所据而言，言之者易，听之者亦易；未然之事，因所见而言，听之者难，言之者亦难。甚矣，言之难也，行之尤难也。言于今而验于将来，非空言也；行于暂而怠于悠久，非能行也。谊之言虽不尽行于文帝之时，而行于武帝之世；崇之言虽能行之于开元之初，而不能行于天宝之末。武帝攘却夷狄，则谊所以制诸侯之术也。当时虽略施行，而后世尽行之，不足以为深恨。明皇天宝以后，惑女宠，任宦官，相杨国忠，杀周子谅，好大喜功，穷奢极侈，与崇之所陈，前后相反。始虽行而不能终行之，不足以为深喜。或曰：贾生非有公卿之位，一旦慨然言天下事，为人痛哭流涕，岂不失之轻售乎？是不然，盖词不切，志不激，则不能动万乘之主，而回九重之听。生之言自有所见，而深言之者，将以感文帝耳。呜呼！生固天下之奇才，所言亦万世之长策，帝略行之，其效已如此；使天假之年，帝尽用其说，则帝之治不止于成康，生之功亦不下于伊管。百未一施，不幸早世，可为痛惜。后之人疵而议之，亦已甚矣。若夫崇之所言与其所行，则有可议者。崇之始见帝也，帝猎渭滨，因以猎进；知帝之欲相己，又以十事要之。其始进固不正矣，及居相位，挟智任术，而不由正道。天下大蝗，崇请捕之，群臣以为不可，崇行之愈力。不劝帝修政以弭灾，乃专以捕除为事。帝将幸东都，太庙屋坏，他相以为不可行，崇居之不疑。不劝帝修德以答谴，乃谓木蠹而折，适与行会。从崇之议，是使人君不畏天戒，不敬宗庙，不恤人言。明皇晚年之失，类崇有以启之。议者谓开元之治虽出于崇，而天宝之乱亦崇之所自致。以是推之，则其所施行者用崇之言，而其所以相反者职崇之由也。崇以不正进，而又以不正继之，乌能正君乎？若崇者，岂得逃后世之议？噫，贾生先见远识，言人之所难言，宜其落落不合，文帝略行之，幸也。姚崇挟智任术，乘人主之所欲为，明皇尽行之者固宜也。故善观人者不观其人而观其言，不观其言而观其时。自古君明臣良，言听计从，谓之千载一时者，诚不可以多得也。愚不肖，幸得遭遇明时，圣天子诏执事者策之玉堂，遵故事也。夫祖宗之制，必试之以言者，非为程其无用之文，盖欲访天下之大计，诹当世之要务而已。今日之事岂无可言者耶？庙堂之上岂无可行者耶？亦内外之臣未尝言之耶？抑言之而不行耶？皆非愚所知也。方今外患未除，内忧未弭，孰与文帝之时？使贾谊复生，亦必为之痛哭流涕。顾愚何人，万万不及贾谊，而人臣爱君，其心一也，讵能隐默于此乎？且故疆之侵未归，陵寝之祀未修，二帝在天之愤未雪。主上未明求衣，日昃不食，遑遑焉思中兴之治，于今十年矣，主上之心未尝一日不在中原也。然而主上有恢复之心，而无恢复之实；群臣有恢复之言，而无恢复之志。群臣之心观望迎合，入对便殿，慷慨敷陈，莫不有万全之策；出见侪辈，从容议论，莫不持两端之言。乘机抵巇，以要权利，听其说则侈大而可乐，要其归则汗漫而无成。主上欲丰财，而群臣无心计。聚敛者剥下益上以为长策，诞谩者移东就西以为羡馀，徒失人心，无补国计，故财终不丰。主上欲彊兵，而诸将无远略。贪者掊克以事苞苴，懦者姑息而废纪律，兵籍虚实之相半，士卒老弱之相并，故兵终不彊。主上欲裕民，而郡守县令专尚刻剥，略无恤民之心，民生益以无聊。主上欲求才，而卿士大夫习成茍且，殊无体国之意，人才益以不振。主上用心如此，群臣用心如彼，故愚得以妄议无恢复之实也。恢复之实寂然无闻，恢复之期邈乎无日，务为美谈而不究成效，徒张虚声而或招实祸，此愚所谓外患者是也。且连年灾旱，饥馑荐臻，江湖十数州赤地千里，米价腾踊，日甚一日，列肆为之昼闭，行旅至于绝粮，茹草食葛，流离颠仆，相属于涂。县官方且急于催科，必欲足其常数；饥民饘粥不给，租税何从出乎？甚者度所恶闻，不以实奏，或恐支费常平米斛，或恐减放上供租税。俗吏所见至微，不知所失甚大。流离不已，盗贼必兴；饥殍既多，疾疫将作。徐为之计，不亦晚乎？又况江湖之间，地多薮泽，境接溪洞，其民剽悍，好乱喜争。天下无事之时，法禁严密，犹且十百为群，椎牛发冢，纵火杀人，白昼显行，吏不能制；因之以饥馑，势必缘间而起。略而不治，恐不止于相率剽夺而已，豪侠巨寇未必不出于此。此愚所谓内忧者是也。夫欲除外患，莫若尽自治之策；欲弭内忧，莫若行救灾之政。自治之策曰选将帅，练军实，节财用，裕民俗，广求奇才，崇尚名节。救灾之政曰遣使者，择守臣，蠲田租，发官廪，严治盗贼，安集流亡。其大要则孜孜而求之，勤勤而行之，谋之以审，守之以坚，持之以久，无锐进而易退，无速成而辄毁。磨以岁月，何事不立，何功不成哉？凡此数者，是皆已然之事，今日之所当行。故愚言其略，执事复于上而行之，可乎？若夫二臣已试之言，二帝已陈之迹，虽有可施于今者，要非今日急务，愚不敢以告。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