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自宪宗以来，士大夫党附牛、李，好恶不本于义，而从人以喜愠。虽一时公卿将相，未有杰然自立者也。牛党出于僧孺，李党出于德裕，二人虽党人之首，然其实则当世之伟人也。盖僧孺以德量高，而德裕以才气胜。德与才不同，虽古人鲜能兼之者。使二人各任其所长，而不为党，则唐末之贤相也。僧孺相文宗，幽州杨志诚逐其将李载义，帝召问计策，僧孺曰：「是不足为朝廷忧也。范阳自安史后，不复系国家休戚。前日刘总纳土，朝廷糜费且百万，终不能得斗粟尺布以实天府，俄复失之。今志诚犹向载义也，第付以节，使捍奚、契丹，彼且自力，不足以逆顺治也」。帝曰：「吾初不计此，公言是也」。因遣使慰抚之。及武宗世，陈行泰杀史元忠，张绛复杀行泰以求帅。德裕以为河朔命帅，失在太速，使奸臣得计。迁延久之，擢用张仲武，而绛自毙。僧孺以无事为安，而德裕以制胜为得，此固二人之所以异，较之，德裕则优矣。德裕节度剑南西川，吐蕃将悉怛谋以维州降。维州，西南要地也。是时方与吐蕃和亲，僧孺不可，曰：「吐蕃绵地万里，失一维州，不害其强。今方议和好，而自违之。中国禦戎，守信为上，应变次之。彼若来责失信，赞普牧马蔚茹川，东袭汧陇，不三日至咸阳，虽得百维州，何益」？帝从之，使德裕反降者，吐蕃族诛之。德裕深以为恨，虽议者亦不直僧孺。然吐蕃自是不为边患，几终唐世，则僧孺之言非为私也。帝方用李训、郑注，欲求奇功。一日，延英谓宰相：「公等亦有意于太平乎？何道致之」？僧孺曰：「臣待罪宰相，不能康济天下，然太平亦无象。今四夷不内侵，百姓安生业，私室无强家，上不壅蔽，下不怨讟，虽未及全盛，亦足为治矣。而更求太平，非臣所及也」。退谓诸宰相：「上责成如此，吾可久处此耶」？既罢未久，李训为甘露之事，几至亡国。帝初欲以训为谏官，德裕固争，言：「训小人，咎恶已著，决不可用」。德裕亦以此罢去。二人所趣不同，及其临训、注事，所守若出于一人。吾以是知其皆伟人也。然德裕代僧孺于淮南，诉其乾没府钱四十万缗，质之非实。及在朱崖作《穷愁志》，论《周秦行纪》，言僧孺有僭逆意。倖然小丈夫之心，老而不衰也。始僧孺南迁于循，老而获归，二子蔚、丛，后皆为名卿。德裕没于朱崖，子孙无闻，后世深悲其穷。岂德不足而才有馀，固天之所不予耶？

陈行泰杀范阳节度使史元忠，张绛杀行泰，张仲武为北雄武军使，遣吴仲舒表请以本军伐叛。李德裕因奏：「行泰、绛皆令大将上求节旄，所以必不可与。今仲武上表布诚，先陈款密，因而拔用，即似有名」。乃授留后。

右《张仲武传第一百三十》。德裕在朝，威令行于四方，以泽、潞之近且彊，刘从谏与稹巢穴深固如此，而毅然建谋，不摇群议，指日荡覆，力岂不足以图新乱之范阳、未立之仲武哉？范阳去朝廷远，非泽、潞腹心疾比也。且北迫戎虏，自安史以来，狃习僭叛，易扰难靖，若加兵，则山东皆动，或缘以生事，又姑息自河北故事，未可遽改。行泰、绛为叛，而仲武请伐叛，虽未有功，情有间矣，因而抚之，尚有名也。后亦卒因仲武捍回鹘，威加北狄，始谋为不缪矣。不然，将卒杀帅，因人邀节旄，与夫阻兵自表伐叛，而意实在节旄者，亦相去几何哉？

《后汉书》：匈奴饥疫，自相分争，光武以问臧宫。宫愿得五千骑以立功。帝曰：「吾方自思之」。宫乃与马武上书曰：「匈奴贪利，无有礼信，穷则稽首，安则侵盗，岂宜固守文德而隳武事乎」？诏报曰：「《黄石公记》曰：『柔能胜刚，弱能胜彊』。舍近谋远者劳而无功，舍远谋近者逸而有终。故曰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彊。今国政未立，灾变未息，人不自保，而欲远事边外。孔子曰：『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且北敌尚彊，而屯田警备，传闻之事常多失实。诚能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自是诸将莫敢复言。

臣闻天生五材，兵不可去。黄帝有涿鹿之战，帝舜有苗民之伐，启有有扈之誓，而商周遂以兵革命。征伐之不可废于天下也尚矣，然圣人贵去兵而不贵佳兵者，诚以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用之，以禁暴安民，而非所以为功也。《传》曰：「兵犹火也，不戢将自焚也」。是以圣人戒之。昔汉祖既灭四方而为平城之师，于是有白登之衄。唐太宗既有天下而为高丽之役，于是兴魏徵之思。光武身济中兴，闭玉关以谢西域之质，卑辞币以礼匈奴之使，审黄石、存苞桑，为万世法。天地之度、日月之明卓乎其不可及也矣。昔者太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事之以犬马，事之以珠玉，弗得免焉，于是去之岐山之下，黜戎敌之习，兴礼义之教，以崇后稷、公刘之业。周之王迹，实肇基焉。吴之败越也，越王反国身耕，夫人织，食不加肉，衣不重采，与百姓同其劳。十年生聚，十年教训，而后用之，吴以不祀。天子致伯于越，东诸侯毕贺。原二君之初心，岂诚甘于受辱、恬于退听而乐为人之下哉，诚以力有敌不敌，时有可不可。与其不忍一时之忿而窒方来之功，孰若诎于一人之下而伸于万人之上哉！明者见于未形，昧者隳于已成，固不可同日而语。彼臧宫马武，小夫之知，一剑之勇，徒为大言，不知国计。光武谓：「举天下之半以灭大寇，岂非至愿？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大哉言乎！非天下之至明至圣，其孰能与于斯？

《唐书》：太宗尝令封德彝举贤，久无所举。上诘之，对曰：「非不尽心，但于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长。古之致治者，岂借才于异代乎？正患己不能知，安可诬一世之人」？德彝惭而退。

臣闻景星凤凰，人知千百年一见之为瑞，而不知其无时不在天地间，世人能见之者罕尔。汉三杰，秦之才也。建武二十八将，新室之才也。百里奚非愚于虞而智于秦，裴矩非佞于隋而忠于唐，其人则犹是耳。然盛世用之则有馀，叔世视之常不足。呜呼，世岂真乏才哉！古今用人之患，大抵所举非所用，所用非所长，使其人不缘谬妄旷官，则以贪邪败类。如是则曰天下信无士哉？天下之士举如是而已哉？小则有乏才之忧，大则有轻士之祸，此治乱之所由分也。夫士之真贤实能，固岂易得而轻之？可得而轻者，类非其人。然而真贤实能乃用是而远去。叶公子高所好画龙尔，而真龙见焉。故曰思天下有得士之实，必在上无轻士之心。欲在上无轻士之心，必君臣知用人之术。善夫，工师之制木也！小为杗，大为栌，曲者为轮，直者为桷，接云汉者以之梁百尺之观，蔽牛马者以之航千仞之渊。是以天地之产有方，而工师之用无穷。用人之说，如是而已。封德彝不知出此，厚诬一世未有奇才。太宗所以累数十言深诛而甚绝之，诚足为万世君臣之法也。

《资治通鉴》：韩昭侯有弊裤，命藏之。侍者曰：「君亦不仁者矣，不赐左右而藏之」。昭侯曰：「吾闻明主爱一嚬一笑，嚬有为嚬，笑有为笑。弊裤岂特嚬笑哉？吾必待有功者」。

臣闻赏所以劝功，罚所以惩恶。然功必待赏而后劝，恶必待罚而后惩，则赏罚之用亦狭矣。明主制赏罚以寓劝惩之道，因劝惩以示正大之心，作于心，形于言，而劝惩之道固已行矣。唐德宗在奉天，尝遣一健步出视贼军，辞以苦寒，跪奏乞一襦裤。德宗为之寻出不获，悯默而遣。方是时，人无离心，士有斗志。及破贼之后，贡赋鼎来，府库充溢，而死义之士携心，惟新之望日阻。此其故何哉？德宗之用心则有间也。昭侯谓明主嚬有为嚬，笑有为笑，知是道矣。诚举斯心加诸四境之内，斯民将迁善远罪而不知，靡然自立于赏罚劝惩之外，如尧舜之盛世，孰能禦焉？是知三旌之赏、五流之罚者，一弊裤、一嚬笑之积也。比屋之封、画衣之化者，赏善而罚恶之积也。韩之臣子终不闻有以术广其君之用心以追古治，有君无臣，古之遗叹。信哉！

《唐书》：宪宗与宰相论：「自古帝王或勤劳庶政，或端拱无为，互有得失，何为而可」？杜黄裳对曰：「王者上承天地宗庙，下抚百姓四方，夙夜忧勤，固不可自暇自逸。然能选天下贤才而任之，有功则赏，有罪则刑，选用以公，赏刑以信，则谁不尽力？何求而不获哉？明主劳于求人，逸于任人，此尧舜所以无为而治也。至于簿书狱讼细烦之事，各有司存，非人主所宜亲也」。

臣闻之荀卿曰：「人主好要则百事详，好详则百事荒」。诚使人君鸡鸣而起，晏朝而罢，日旰而食，夜分而寐，甚盛德也，顾可谓详略之间，治效相去如是乎？岂非以人君则有人君之体，大臣则有大臣之体，百司庶府则有百司庶府之体，详要其可紊哉？今守令一也，烦苛之政闻于千里，则其人曰：「此特县令之材耳」！夫一郡守犹然，况有天下者哉。臣以知古之圣王非贵于徒勤也，贵勤于知要者也。何谓要？人主之职在论一相，非要而何？何谓详？宰相统百官，百官领众职，非详而何？宰相、百官之不容好要，犹人主之不当好详。宰相得其人，则百官得其职，人主之能事备矣。宰相傥非其人，百官不得其职，将敝一人之聪明，应万物之纷沓。虽尧舜不能以济，故其书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隳哉」。然则文王之不遑暇食，劳于求人者也，虞舜之恭己南面，逸于任人者也。善乎！陆贽之论曰：「人主择辅臣，辅臣择庶长，庶长择僚佐。所任愈崇，故所择愈少；所试渐下，故所举渐轻。是故选自卑远，始升于朝者，长吏举任之。寘于周行，既任以事者，宰相序进之。才德兼茂，历试不渝者，然后人主倚任之」。贽之言岂特为选举设哉。大抵忠臣良士所以爱其君、忧其国者，其论如出一口。臣观宪宗君臣之间，可谓知所问答矣。元和之风几于贞观，岂不由此而致哉？

《资治通鉴》：子思言苟变于卫侯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公曰：「吾知其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于民而食人二鸡子，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故杞梓连抱而有数尺之朽，良工不弃。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于邻国也」。公再拜曰：「谨受教矣」。

臣闻《棫朴》之诗，文王能官人也。其诗曰：「芃芃棫朴，薪之槱之」。棫朴，小材也；薪、槱，近用也。文王不以小材废近用，故其得士济济峨峨，或仪于王所，或纪于方国，而序《诗》者以能官人称之。材不能皆良，人不能尽善。中规者以为轮，中矩者以为桷，短不轶寻尺者用之以备侏儒、充扂楔，大而接云汉者用之以梁百尺之观，航千仞之渊。叉负而偃伏，离奇而液瞒者，莫不各当其用。故曰大匠无弃材，圣人无遗善。古之蘧蒢戚施、刖者瞽者，虽天民之穷不废焉。负贩者、屠沽者，受金发冢之徒，犹足以当一面、抗方张，乘风云而书竹帛，未闻以一眚废兼人之材也。岂特论将惟然？傅说之举于野，孙叔敖之举于海，百里奚之举于市，由余之举于戎，管仲之举于雠，著之书册，传之来世，孰不谓然？而后世张以科目，拘以世类，阂以小文，自杜取才之路，徒起当馈之叹。《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为此诗者，其知道矣。非圣人，其谁择焉。

《新序》：魏武侯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色。吴起进曰：「今者有以楚庄王之语闻者乎」？武侯曰：「未也。庄王之语奈何」？起曰：「庄王谋事而当，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忧色。申公巫臣进曰：『君朝有忧色，何也』？庄王曰：『闻之自择师者王，自择友者霸，足己而群臣莫之若者亡。今不谷议于朝，群臣莫能逮，是以忧也』。庄王之所忧而君独喜，何也」？武侯逡巡谢之。

臣闻泰山不辞高而众尘集焉，故为五岳宗。沧海不辞大而众流归焉，故为百谷长。圣人不自圣而愚者之虑、狂夫之言择焉，故为百世师。况乎以一人之尊，位四海之上，日酬万几之务，事物之至无穷，而聪明之用有极，是以人主不贵自用而贵能用众，合天下之聪明以为一己之聪明。此大舜之所以为大也。古者有衢室之问，谤木之求，闻善之拜，不自满假，不吝改过，不遑暇食。数圣人者退然于身，若不自足，而事业掀天地，声名高日月，未闻其以臣下不及为高，谋事独善为能也。善乎！子思之言曰：「君出言自以为是，而卿大夫莫敢矫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为是，而士庶人莫敢矫其非。君臣既自贤矣，而群下同声贤之。贤之则顺而有福，矫之则逆而有祸。如此则善安从生」？今武侯一有矜色而正救之言已闻，小国之君有臣如此，魏之所以获重于七雄之世也。汉晁错以贤良对策，谓五帝神圣，其臣莫及，三王臣主俱贤，五伯不及其臣，借是以谀世主，书之史册，为当时羞。其视痛哭流涕太息之书，君臣优劣，可以不议而判。

《资治通鉴》：唐太宗尝与群臣语及教化，魏徵对曰：「久安之民骄佚，骄佚则难教；经乱之民愁苦，愁苦则易化。譬犹饥者易为食，渴者易为饮」。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还，人渐浇讹。魏徵书生，未识时务」。太宗卒从徵言，三岁天下大稔，斗米三四钱，断刑岁才二十九，外户不闭，行旅不赍粮。上诏长孙无忌曰：「贞观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裔；惟魏徵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裔自服。恨不使封德彝见之耳」。房玄龄奏，阅府库甲兵远胜隋世，上曰：「甲兵武备，诚不可阙。然炀帝甲兵岂不足耶？若公等尽力，使百姓乂安，乃朕之甲兵也」。

臣闻天下一道，古今一民。世之人尊古太泥，论圣贤太高，而待己则甚恕，望天下则甚薄。故言仁义则以为迂阔，语教化则谓之不知务，岂特贞观之世为然哉？昔孟轲氏愤世疾邪，断然以尧舜之道号于战国君臣曰：「谓其君不能者，贼其君者也。而自谓不能者，自贼者也」。正谓此耳。今夫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墟墓之中未施戚于民而民戚，孰谓民之浇讹难与为善乎哉？使太宗即政之初，不听魏徵之言，而纳封德彝与上书者之说，言仁义、任刑罚，不信臣下，外事征讨，而欲致贞观之隆，是犹却行而求及前，臣知其必不能也。然则听纳者治乱之原，而人主之枢机乎。太宗言「中国既安，四裔自服」，又言「群臣尽力，百姓乂安，此乃朕之甲兵」，正使尧舜禹汤复生，不易斯言矣。臣窃观神宗皇帝御制《通鉴序》曰：「汉之文宣，唐之太宗，孔子谓『吾无间然』者」。仰惟神圣发挥之妙，所以昭懿铄而幸来世者，明矣远矣，后世可不鉴诸！

《唐书》：元和后数用兵，宰相不休沐，或继火乃得罢。李德裕在位，虽遽书警奏，皆从容裁决，率午漏下还第，休沐辄如令，若无事时。太和中，中人乘驿疾驱入金光门，京城讹言寇至，士民惊走。两省诸司官有不及束带袜而乘马者。李石在中书，曰：「宰相位望尊重，人心所属，不可轻也。事虚实未可知，坚坐镇之，庶几可定」。视文案沛然自若，至晡乃止。

臣闻达于事变者非在于临事之时，而在于无事之日，利害讲明，规模素定，凡所以善其身与天下者，固已自信于胸中，卒然遇之，则其己大而物小。是以物来而能名，事至而能辩，覆却万方，踌躇四顾而不失其故常。其于应变也何有？夫如是而后可以任天下之重，而为天子之大臣矣。臣观唐失两河，藩镇擅诛立，天子锡命，惟恐不逮。德裕为相，雄武军将陈行泰戕史元忠以邀节钺。德裕谓河朔请帅，正坐报下太速，军得以安。若少须之，下必有变。已而陈行泰果为张绛所杀。绛复诱其军以请于朝，德裕亦置而未报。绛又为其军所逐，然后徐以张仲武为副大使代之。德裕之遇事不惑、明断有体如此，则其从容多故之中，岂偶然者？李石器识雄远，当轴秉权，一无所挠，廷臣倚以为重。是日京师群无赖已持兵俟变，微石几至乱矣。昔苻坚寇淮淝，谢玄问计于安。安夷然不顾，游涉终日。夜归，指授将帅，各当其任，竟以破贼。长安城中讹言水且大至，王商相汉，不为之动。二子固非李石、德裕之伦，而静镇之度亦其亚也。臣谓朝廷出政之本，宰相四方所瞻，其经世之猷、济难之略自其所学，而甲兵之问、钱谷之对复有司存。苟惟颠越于仓卒之间，眩乱于簿书之故，则鼎轴之地其形渥矣，有天下者将何赖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