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谨奉明诏而言曰：盖闻舜好问而为五帝之盛帝，汤好问而为三王之显王。后之取威定霸以成帝王之业者，莫不皆有咨访。如汉祖赖良、平之谋而创汉业，光武用寇、邓之策而成中兴，孙权用周瑜之策，遂摧曹操而拓有荆州，蜀先主用诸葛之谋，遂并刘璋而控有西蜀，魏武用荀彧、郭嘉之策，遂擒吕布于下邳，破袁绍于官渡，斯皆用武询谋之效也。恭维陛下神武默运，禦戎却敌，天人助顺，一举而亟清江淮，再举而可复疆土。而乃谦冲退逊，参古酌今，以善后计，下询旧弼。臣顾念宿遇，披露肝胆，竭其愚忠，精思熟讲，祈补万分之一，辄效愚论，藉万全以为元老，决战以为将军，相与问答，以为陛下献，惟陛下优容而过听之。其辞曰：决战将军问于万全元老曰：「今天子之驻跸三吴也，盖得兵家之三势焉。曷谓三势？一曰气势，二曰地势，三曰国势，凭三势而命将杀敌，无往而不济。于时逆刘干纪，金敌济师，窬我长淮，窥我江表。明天子上承悔祸之天意，下慰厌乱之民心，以赫厥怒，旗建泰一，亲总六师，将士奋勇，人倍其气，雷动焱发，山摇谷荡，得气势也。长江天险，巨舰鹘飞，一卒当江，万夫莫渡，得地势也。辨其曲直，知其逆顺，察其饥饱，以壮击老，以生击死，以饱击饥，得国势也。以此三势，按甲江上，时遣轻锐，所向必克，丑虏就擒者不啻千百，签军投降者动以万计。势穷力蹙，知曲之不可以敌直也，知逆之不可以敌顺也，知饥之不可以敌饱也，潜师夜遁，寨幕乌集。当此之时，我乘势越淮而袭捣其巢穴，如破竹建瓴之易，而乃踌躇淮甸，疑虑未进，蒙窃惑焉」。万全元老曰：「嗟乎！以若所谓善也，吾之所乐闻也，方且图之再焉。将军之所谓知其一，未睹其精者也。仆请为将军略举其凡，而将军必能索其至焉」。将军曰：「唯唯，惟愿闻一二，以发愚蒙」。万全元老曰：「禦戎之要，来则惩而禦之，去则守而备之，不贵追也，故鲁庄公追戎于济西，僖公追齐师至于酅，圣人之于《春秋》，皆书以危之。且虏之奔北，尾击过淮也，可谓远去。诸葛孔明曰：『未得战地，虽见大利，不前趋之；未测彼情，虽谓羸弱，不进攻之』。贼无故退军，勿进攻之。设若我师犯此而前追于淮北，生灵涂炭，人人怀归，如流离赤子之思念父母。其求救也，如大旱之望云霓。奈何馈饷千里，士有饥色。若其略地就粮，则失遗民之望；若其飞刍挽粟，则艰漕运之计。本图却敌以安群情，无或动群情以资敌。故未可急追，以侥倖一时之功；要当爱惜寸阴，以图善后之计。事稍前定，举而措之万全之地，盖未晚也」。将军曰：「曷为善后之计？又曷为前定耶」？元老曰：「审攻战之利，得守备之宜，尽措置之方，明抚绥之略，然后可图也」。「曷为抚绥」？曰：「夫金敌所驱而战者，两河之民十之七，九州之虏十之二，狄人十之一焉尔。主兵甚少，怨雠居多，彼何所利？吾能取彼怨雠而抚之，则为我利矣。投降之签军、就系之酋长，既贷之以锡其类，宜优恤以劝其来者，或给佃淮南之田以养无禄之人，或添差缺员以禄有官之士。其有智虑者与有材勇者，寘诸军中，各随其宜而无失所之嗟怨。庶使两河九州之众闻风怀惠，携持而来归。一旦驱而之战，以夷狄攻夷狄，利莫大焉。不惟此耳，关中诸叛如巨师古辈以不快于王似而去之，孔彦舟以雠嫌权邦彦而去之，初非本心。傥能遣使间道以往谕上德意，而后以恩私结之，俾其自效，彼将衔恩感义，幡然改图，领所部而献虏俘于行在矣。李成、徐文辈于是乎知伪齐之不可以庇身也，气丧胆落，朝不谋夕，亦将悔过效顺，请命之不暇，不然其徒亦将斩首而来献矣。所谓明抚绥之术，其概如此」。「曷谓措置」？曰：「恢复之计不患逆刘之难除，患金狄之未衰；不患金敌之未衰，患吾措置有失缓急。缓其所急则图成长久之功，急其所缓则效见目前之利，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可不慎乎？夫立国者莫大于形势，得形势者制人，失形势者制于人。昔李希烈欲破寿春以趋江都，张建封围霍丘以精兵游击，而希烈为之遁长江，得形势，卒保江淮。苻坚东略至泛长江，谢幼度以八千之兵阻淝水而破苻融，数十万之众弃甲宵遁。于是径造涡颍，经略旧都。周世宗用王朴之策，下江淮，屯兵涡口，以克寿春，卒取淮南十有四州以为界，岂非得形势？今日之计，莫如屯据淮甸，置帅寿春，而真、扬、庐、濠，于文武臣中择才能守之，以藩篱江表。夫荆南古荆州也，北窥中原，东瞰江表，三国必争之地，吴不得吴，蜀不得蜀，魏不得魏。为今日计，当军其要害以为吴越之屏，以为巴蜀之防。夫三秦四塞之国，巴蜀转漕给军之地，昔秦恃崤函褒陇之险以囊括四海，汉高祖之王汉中，收用巴蜀，还定三秦，以有天下。今也巴蜀仅存而三秦已失，为今日计，当固蜀复秦，以为后来之图。是宜申命都督，下令荆襄，戒严警备，常若寇至，飞檄川陕，蓄锐控弦，观爨而动，以为掎角制胜之势。使彼欲南攻，则右有西师之可虞；彼欲西寇，则左有王都之可虑。此皆在所急而不可缓者也。所谓尽措置之方，其概如此」。「曷为守备」？「《兵法》曰有馀则攻，不足则守。《传》曰不备不虞，不可以师。昔晋人禦秦，深垒固军以待之，秦师不能久，此善守也；楚为阵而吴人至，见有备而返，此善备也。莒以恃陋而溃，齐以狎敌而歼，郧人次郊而不戒，莫敖小罗而无次，皆守备之不谨也。为今之计，无恃敌之不来，恃吾有以待之可也；无恃敌之不攻，恃吾之不可攻可也。修明攻守，拔用才能，推诚以与，使乐于用命，悦以役人，使久而无倦。召募乐斗之士守险淮济，激厉土豪之雄益寨泗水。遣间牒以察其情状，广耳目以伺其奸诈。经理残破之邑，劳来归业之民，恩信号令以结人之心，信赏必罚以尽人之力，理财以给犒士，营田以助兵食，补苴罅漏以为他图。所谓守备之宜，其概如此」。「曷谓攻战」？曰：「两军争雄，伐谋为上，其次知彼知己，可以取胜。要在料度人事，较量众寡，审方圆胜负之势，识劳佚浅深之谋。见可而进，知难而止，因利乘便，合变应权而为之。以此攻战，何往不济？所谓攻战之利，其概如此。虽然，于斯四者，又有先后之序焉。先明抚绥之略，然后可以语措置之方；得措置之方，然后可以语守备之宜；得守备之宜，然后可以语攻战之计。于是乎乘天时，择地利，因人和，振旅电击，诸路响应，躏轹淮、汴，蹂蹈济、郓，凭轼而复伪齐之城，横赵、魏，历雁门、大行，而传檄乎燕云之外，于以奉迎二圣，定乱中原，于铄中兴，可不务乎！《中庸》曰『事前定则不困』，而又何急焉」」将军曰：「蒙昔闻智者不后时，勇者不常决。又闻战以气胜，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善用兵者用其朝气，击其惰、归，此不可失之时也。孟贲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猛虎之犹豫，不如蜂虿之致螫，愿元老图之」。元老曰：「不然，鸷鸟之将击必匿其形，猛兽之将搏必伏其身。兵，危道也，能而示之不能，勇而示之怯。卑以骄我，佚以劳我，彼殆将以诱我也。昔楚武王侵随，行成而归，斗伯比请羸师以张之。随侯将追楚师，季良止之曰：『楚之羸，其诱我也，君何急焉？君姑修政，庶免于难』。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今之敌人潜师而北，必盘礴徘徊于宿、亳、徐、淮之间，必请营粮济师，待时而再南来，声东击西，攻吾不备，出吾不意，而出没于荆襄之间，睥睨楚泽，乘桴而下，合洞庭之贼，相与为水攻之谋，益以步人，水陆俱下，使吾守株于前，而长江之险已夺其后，则将奈何？与其急于目前之追奔，不若修政以为善后之计」。曰：「曷为修政事」？曰：「若所论四者是也。虽然，修此四者，又有本焉。《书》曰『民为邦本』，《易》曰『上以厚下，安宅能固本』。而厚下者，当知今日地之蹙狭而有以扩其不忍之心，察恤民之彫瘵而有以固其爱戴之心。军需之费，力役之征，有不得已而出于民者，诏令丁宁，当惜民力，使官吏并无缘为奸，田庐有乐输不厌之勤。内之远迩众庶，三军上下，相与一心；外之两河遗民，九州旧俗，相与并力，所助多矣。使天下皆曰今天下有道如是，金人之多行不义，伪齐之去顺效逆，虐用其民，弃民久矣。弃民则失助，矧前日之举，起意于逆刘，金敌为之助，得利则归功金人，失利则为刘贾怨。淮甸之役，既不得逞，所丧又多，自兹伪齐取疑于金敌矣。主客相疑，上下失助，因以举事，则于战何有？孟子曰：『寡助之至，亲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诚能孳孳于四者，蚤正素定，然后奋威诸路，连衡以进，决有成功。若徒知目前追击之利，未知善后之大计也」。言未卒，将军愀然改容，低首自失，逡巡避席，再拜稽首曰：「韪哉，非固陋之所能及，不图今日发醯鸡之覆，廓然识万全之策也」！将军既退，元老三复沉思，视倏忽而无见，听惝恍而无闻，若戴云气，乘虚无，浮游乎寥廓，如见箕子告之以为武王陈《洪范》曰：「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子孙其逢吉。汝之所论虽得于千虑，而单闻浅智，昧于事机，未可以为确论。请献诸天子，参诸群策，质诸庙谋，而断自神算，庶几其可也」。元老于是如梦觉醉醒，仰天而叹曰：亶哉其然乎！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仆不得而容其喙矣。

隐公元年：郑武姜爱叔段，请使居京，庄公许之。祭仲谏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过三国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将不堪」。公不听。既而叔段使西鄙贰于己，公子吕曰：「国不堪贰，君将若之何」？公又不听。叔段又收贰以为己邑，至于廪延。子封曰：「厚将得众」。公又不听。叔段缮甲兵，将袭郑，公然后命子封率车二百乘伐京，叔段出奔共。

臣闻制国者必使本大而末小，然后势顺而易制，故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古人至言也。郑国当是时，可谓危矣。姜氏以国君嫡母主乎内，叔段以好勇得众居乎外，伐君篡国之势已成。庄公若无兵车二百乘，则郑固段之有也。古者用车战，一乘之车当七十有三人，二百乘则一万四千六百人。在《春秋》书法，当名之曰师，非小众也。「克段」者力争而仅胜之词，以一万四千六百人讨不义之叛人，力争而仅胜，则以叔段形势壮盛，不易图也。使庄公早用祭仲之言，不至此矣。绵绵弗绝，蔓蔓奈何？毫釐不伐，当用斧柯。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卫公子州吁有宠而好兵，公弗禁，石碏谏曰：「爱而弗纳于邪，骄奢淫佚所自邪也。四者之来，宠禄故也。宠而不骄，骄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鲜矣」。

臣闻骄谓气体傲肆，奢谓奉养侈靡，淫谓情欲纵恣，佚谓心志怠忽。四者有一焉，必入于邪，而况兼有乎？邪者，不由正道之谓也。为子以孝为正，有此则不孝。为臣以恭恪畏慎为正，有此则不恭恪畏慎。原其所由然，则由宠待过厚，爵禄太崇，积日累月，其势必至于此。是故严父于子戒之于初，辨之于早，不致末流之祸。父子天性也，其治尚尔，君臣以人合，尤不可忽也。

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无众，安忍无亲，众叛亲离，难以济天。

臣谓阻者，恃也。恃兵以为险阻，使人不敢忤犯也。人之良心，本于不忍。忍者，非良心也。安于残忍，非能除害，徒生害耳。人道以慈爱相群，所谓用兵者，去其害人者耳。苟为阻兵、安忍，视平民如禽兽，推而进之，将何有于君父哉！汉光武责其将曰：「观放麑啜羹，二者孰贤」？盖知此道矣。

石碏恶其子从州吁为逆，使从州吁如陈，乃告于陈曰：「此二人者实弑寡君，敢即图之」。陈人执之而请莅于卫，石碏杀之。

臣谓父子主恩，君臣主义。其轻重不二，是谓大伦。当臣之无礼于君，虽慈父不敢私其子，石碏之于石厚，舍慈爱之小，存名分之大，可为万世法矣。虽然，子为叛逆，父则诛之，其割恩为难，何者？以天性故也。臣为叛逆，君则诛之，其正义非难，何者？以人合故也。孔子之《春秋》，为乱臣贼子作以俟后圣也。后世有事伪君从逆臣，而诛讨不加焉，难于行义而易于为不义，孔子之志隐矣。

鲁隐公如棠观鱼，臧僖伯谏曰：「君将纳民于轨物者也。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公曰：「吾将略地焉」。遂往，陈鱼而观之。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于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

臣谓孔子教人以克己为要，克己者以义理胜其私意也。凡人志意云为，试以一日之中自加考校，由私意而动者，十有八九，由义理而动者，十无一二，故克己最难。有志之士未有不由此而进德者，而况人君居移气，养移体，所以动其情恣者多乎？不能自克，则其不善之积犹火消膏，亦不自觉，鲁隐是也。僖伯之谏，忠言也。隐公不能自克，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其志荒矣，其不终之兆著矣。厥后虽加礼于僖伯之葬，又复失言，谓僖伯恨己。僖伯，贤人也，岂致憾于其君哉！隐公若曰「叔父有谏于寡人，而弗能从，寡人悔之，葬之加一等」，犹足以昭改往修来之意，而加等之葬为德赏矣，惜其不能及此也。魏郑公谏唐太宗伐高丽，太宗不从，及败绩而归，乃曰：「魏元成若在，不使我有此行」。亟使驰驿，祀以少牢，立所制碑，召其妻子劳赐之。若太宗拒魏公之谏与鲁隐同，而悔过出于诚心，非如隐公之伪饰，其致太平宜哉！

隐公四年：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秋，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左氏曰：「诸侯伐郑，宋公使来乞师，公辞之。羽父请以师会之，公弗许，固请而行，故书曰『翚帅师』，疾之也」。

臣谓兵权者，有国之司命也。古之得天下者，未有不谨持此权者也。以尧、舜、禹三大圣人之宅天下，可谓以德不以力矣。然四凶强族，尧不诛而以俟舜，舜初即位，按其恶而投之四夷，而后天下服。是尧以兵权授舜也。有苗弗率，舜不讨而以俟禹，禹初即位，乃会群后，誓师奉辞伐罪，是舜以兵权授禹也。汤、武之事又可见矣。至周成康之际，天下刑措兵寝，可谓无事。康王以元子即位，名分素定，其谁敢有异志？然成王命仲桓、南宫毛与齐侯吕伋以干戈虎贲之士逆康王于南门之外。干戈虎贲者，亲卫也。于南门之外者，显之于众也。古先帝王制世驭俗之权如此，是以令之无不行，禁之无不服，手麾指顾，动容嚬笑之间，无不如意。所谓兵权者，有国之司命，命者死生所系故也。宋殇公听州吁之邪谋，会诸侯伐郑。隐公辞宋公之命，而拒公子翚之请，义也。翚乃不禀公之义而乐从宋卫之邪谋，固请而行，专己无上，出入自肆，不待钟巫之事而知其为弑君之贼矣。《春秋》简严，不贵辞费，若书曰「翚帅师会，伐郑」，亦可矣，而必曰「翚帅师会宋公、陈侯、蔡人、卫人，伐郑」，言之重，辞之复，恶之之甚也。隐公自是失权，而兵制于翚。至于十年中丘之会，又不待公而先会齐、郑伐宋，其纵恣跋扈如此。而隐公终弗能治，其及于寪氏之祸，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从来者渐矣。是故伐郑之举因请而行，伐宋之举不待公而先，会其志之所存，正所谓履霜阴凝，圣人之大戒，而隐公智不足以及此，惜哉！仲尼于是去翚公子之称，一以谓翚者，隐之贼，非公子也。二以明讨翚之法，当绝其属籍，不使得为公子也。使隐公于翚固请之际，未及成师而出之时，夺其兵权，改付贤卿，片言而已矣。夫为天下国家者以有法度为要，前王立法度，固为保守基业，消弭祸乱也。而往古握兵之人，其始必请便宜从事，其久则事必出于法度之外。夫便宜从事者施于临敌对阵，机不可失，难从中覆，故择利便权时之宜而行之，岂谓无时不便宜邪？既以便宜自处，则以法度为不便宜于己，乃托为词说，曰法度者承平之所用，若施之乱世，行军用师，则有所碍矣。今日以私欲乞行一事，明日以私怒乞罢一事，往往非法之所当听也。设智计，较胜负，不用之于外而用之于内，人皆知之，独以迫于形势，不得已而从之者多矣。夫事至于不得已而从，则必有欲禁而不能禁之事，其失司命之权不已著乎？其为羽父之固请不已大乎？此智士之所忧，懦夫之所畏，喜因循者之所不顾。非圣人独见于魄兆之端，明霜冰之戒，传笔削之大用，其孰能与于此？

隐公六年：周任有言曰：「为国家者，见恶如农夫之务去草焉，芟夷蕴崇之，弗使能殖，则善者信矣」。

臣谓人君之德当如天地，无不覆载，何独于恶人而欲去之如此？臣请以农圃者喻之。去稂莠者以其伤禾稼也，除蒿蔓者为其蔽卉木也。若推兼容之量，使稂莠禾稼并生于畎亩，卉木蒿蔓杂毓于园圃，人必指为农圃之病矣，况为国家者乎？此所以发周任之论也。昔武王圣人也，亦曰：「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故舜举十六相则十六族，务滋故也。去四凶则四凶族，务本故也。夫黍稷果蔬养人之物，不种则不生，种而草侵之，亦不能成矣。草之为物，其生不待种，虽芟夷蕴崇，而功或不继，未有不复生者也。是故君子难至，小人易聚，难至则常不得行其道，易聚则每得伸其志，治日以是常少，乱日以是常多。此有国家者之至戒也。或曰：「芟刈也，夷杀也，不亦已甚乎」？臣曰：天下之道二，善与恶而已。自一言之当、一行之是，推而上之，至于圣而不可知，皆善也，有小大耳。惟恶亦然。所谓芟夷者，非举天下之小人而尽杀之，盖谓官使者也。或禁之于未然，或遏之于方萌，或既形而黜除之，或滋蔓而斩绝之，皆去恶之道。大要在于勿使能殖。殖者，深根固蒂牢不可拔之谓也。夫草之初生，毫末之萌耳，与黍稷果蔬之萌未有异也，其壮长条达则为害如此。草之萌犹恶之微也，见著非难，见微为难。自古滔天之恶未有不起于微者，如王莽志在篡逆，曹操窥伺神器，初皆匿情矫饰，终移汉祚。然则，人之善恶皆不易知，知之矣而树德不务滋，除恶不务本，犹无益也。

桓公三年：晋始乱，封桓叔于曲沃，师服曰：「吾闻国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今晋甸侯也而建国，本既弱矣，其能久乎」？

臣谓人主之尊如天，臣民犹地，地无及天之理，而臣民于君有僭逼易位之道，是何也？本小末大，威权去已。始也欲正之而有所不忍，中也欲治之而有所不敢，终也欲取之有所不能矣。名者实之宾。天子者，名实之极隆也。擅生杀之柄，操庆赏之权，予夺在我，纵舍在我，令之必行，禁之必止。虽总众百万如韩信，虽控制万里如王忠嗣，东西南北，用舍进退，惟君所使，而莫敢或遑，此充名之实也。至于欲取之而不能，则必有其渐，非一朝一夕之故矣。师服之论，无乃意在此乎？其后沃盛强，昭公微弱，国人将叛而归沃，则民不服事而下有觊觎，此言果验。乃后世之戒也。

桓公六年：楚子侵随，楚斗伯比曰：「随少师侈，请羸师以张之」。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斗伯比曰：「少师得君」。随果用少师之言，追楚师，季梁请止随侯勿追。随侯惧而修政，楚不敢伐。其后少师益有宠，斗伯比曰：「可矣」。楚子伐随，季梁请下之，弗许，请攻楚右，弗许，惟少师之言是听，遂至败绩。少师见获而免。

臣谓国有贤材，则邻敌视其用舍为进退，而贤材者固凡愚之所忌疾也。是故齐有管仲，九合诸侯，管仲死则四邻谋其国家。百里奚一也，虞不用而亡，秦穆公用之而伯。上论千古，无不然者。季梁与少师之谋，自今观之，一得一失，易见也。自随侯观之，未免于二三其听矣。夫验成败于事为之后者，众人之见也。辨得失于谋议之初者，非小智所及，惟明主能之。唐宪宗欲伐淮蔡，举朝不可，惟裴度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度之能，乃宪宗用度之难也。武宗欲伐刘稹，诸镇皆有辅车之势，惟李德裕以身任之，迄用有成。非德裕之能，乃武宗用德裕之不易也。二宗无二臣，其中兴之功未必能立。二臣不遇二宗，则无闻而死耳，后世尚何知？故曰君臣之会，千载一时也。夫楩楠豫章，天付之以栋梁之用；骐骥骅骝，世知其有千里之足。老于空谷，阨于盐车，顾临事而叹人才之难得，何哉？坐使反贼睥睨而无惮，强敌凭陵而不置，彼岂无如斗伯比知少师之可欺，岂无如熊率且比幸季梁之不用者乎？文王立贤无方，言用之之路广，不止一人而已。人君于贤材惟患不知，既知之而不急于用，则大谋无时而决，大险无时而出，大难无时而平也。古人不云乎，「日月逝矣，岁不我与」。

桓公十一年：楚屈瑕将盟贰轸，郧人将伐楚师。莫敖患之，请济师于王，斗廉曰：「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成军以出，又何济焉」？遂败郧师，卒盟而还。

臣闻斗廉之言，古今之至论也。考之往事，无不然者矣。常人之心动于血气之使，好己之胜，不能自克，是以不和。智愚异才而并列，是以不和。能否异功而同其赏，是以不和。不择端方之士以裨赞之，有谗人交斗于其间，是以不和。负才艺者屈于下，而善媚赂者压于上，是以不和。出法违度，不以时制，驯习既久，彼惧于讨而训之，怀疑心以事其上，是以不和。亲之厚之，疏之薄之，系于爱憎之偏，而不协赏刑之正，是以不和。有求则必得，将至于求所不可求，而势不得与也，则怨怒兴焉，是以不和。能者奋其勇而前，不能者忌而疾之，是以不和。疾人之能则必幸其败，胜不相推，败不相救，彼见疾者，又思所以报之，是以不和。官尊禄厚者奉己侈泰，多妖丽，广金帛，夺商贾，侵公家之利莫知厌也，而士卒乃有短褐半菽之叹，非心附之，徒迫于势耳，是以不和。保任功状未必皆有功，而实有功者，或蒙私怒而见黜，鞭笞斩杀未必为军事，而实有罪者或蒙私喜而见贷，人心不服，莫肯为用，因以姑息，不敢役使，是以不和。有一于此，虽廉、蔺并将，韩、彭共军，关公前茅，张飞后劲，未有能成事者也。而况才不逮古人万分之一，而兼有如前之失乎？如是而欲所征克，所战胜，必不能矣。故纣之旅亿兆而心德暌离，武王之臣十人而一德一心。王莽虎豹之师六十万，光武以三千摧之。苻坚之众九十七万，谢安以一将破之。斗廉之论可谓信而有證者也。自古大众难用，而轻军易胜。子玉刚而无礼，不可过三百乘，是能将二万人而已。其后城濮之战，卒以众败。汉高驾驭豪杰，灭秦亡楚，而才之所将不过十万。古之观人者大抵如此。若较实而论之，凡后世以将自任者，上孰与汉高，而其众已中分矣；下孰与子玉，然未尝不以兵少为请也。虽然，兵者诡道也，故虽不能将，而以大众虚声加之敌人犹之可耳。至于实不可犯者，非虚声之足恃也。上下同志，生死同情，劳逸同形，动静同虑，则在于和而已矣。然则，如之何而可以使之和也？惟监前所谓不和之由，处之各当于义，宜赏然后赏，当罚则必罚，予夺抑扬，若权衡于物，不徇乎私情，而行乎公道，当于其心，方且欣畏帖服之不暇，又何不和之敢乎？是故苟和矣，光武可以敌寻邑，谢玄可以劫苻秦。苟不和，则若林之旅无救于曳兵而走，故曰师克在和不在众。不明乎此而曰知兵，不治乎此而欲用兵，臣愚所不信也。

晋范宁以《春秋》名家，尝言《左氏》富而艳，其失也诬。迄今学者顺风而呼，万口一舌，亦莫不信以为诬。以愚观之，《左氏》岂好诬哉，直后世读其书者自诬之耳。奚以明之？《左氏》之书后世所以称其诬者，大概有三：传之所载怪异之事、卜筮之事，与夫当时贤人君子评议人物之事，其言太迂，而近人情者少。故尝考之，石言于晋，神降于莘，豕至于人立而啼，台骀至于出而祟，郑人相惊，以为伯有，楚人相惧，以为灵王出。厉公之入，蛇斗于门；子文之生，虎乳于野。其为怪异尤甚，此学者所以骇其事也。筮短龟长，卜人知骊姬之不可立；龟象筮数，韩简知败德之不可数。穆姜之筮而薨于东宫，文子之兆而得于南蒯。晋使之败，文公之胜，毕万之后必大，陈仲之世必蕃，无一不系于卜筮，此学者所以沮其说也。至于观人之际，往往即其辞色之微、动作之渐，而必逆其是非成败于终身。载事之迂，大率如此，然则无怪乎范宁之诬之也。以迹论之，虽若汗漫面无归，缪愆而无当，惟概之以理，则有实然而不可易者。夫巨迹、燕卵，鸟覆、牛字，固详陈于前矣，奚独《左氏》之怪异为不然乎？谋及卜筮，爰契我龟，固具述于前矣，奚独《左氏》之卜筮为不然乎？借是二者以證《左氏》之说，可无辩而明矣，请因师问而发之。天之高也，占之以人，则天可得而知；星辰之远也，步之以数，则星辰无得而遁。日之短长决于一线之增，气之缪斁视于一牛之喘。夫以阴阳造化，犹可因微以验其明，由小以推其大，而况人之一身，首足具方圆之象，呼吸侔寒暑之宜，而动作威仪又与一气运用于天地之间，茍即是而观之，亦奚有失人之患哉？故莫敖之举趾，而斗伯比知其心不固；赵孟之语偷，而穆叔知其不能久。郑公之视流而行速，单子之视迫而言徐，则天夺其魄矣。士正伯知其将亡，叔向谓其必丧，不亦宜乎？不失旧而骤称其伐者，其言为谁，得此或昌或亡，韩子、郤子所以分也。汰虐已甚，与享而堕者，其心已先亡，此栾黡所以不免，蔡侯之所以祸也。以至越椒生而若敖不祀，伯石生而羊舌氏不存者，得非蜂目豺声之人乎？七子赋诗而声音各殊，二君执玉而丧亡各异者，得非由中及外而可判乎？夫人之深情厚貌，疑若难知，而数子得于一见之顷，真伪祸福，不逃所料，信乎知人之术固自有其要也。曾子曰：「正颜色，斯远暴慢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孔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人焉廋哉」？然则言辞动作岂不足以动人耶？《左氏》所载知人之事，盖诚有契乎此也。议者乃曰，知人则哲，帝尧犹以为难，言貌取人，孔子犹有所失。知人之难若此，而数子独得以易之，是又不然。然尧之所难于知人者，非诚以为难也，盖欲其谨也；孔子之所以取人者，非诚有所失也，盖贻后世之戒也。不然，尧、孔之圣，曾数子之不若耶？为是说者，殆未足以致疑于《左氏》也。虽然，迹之似诬者固不足信，而理之实诬者不可不辩。汉之翼奉陈封事于宣帝之朝，首言治道之要，务在知辩邪正，知辩之术在于执十二律、六情。如北方之情好，而甲子主之；东方之情怒，而亥卯主之。其言诡谲不经，殆类淫巫瞽叟之论，而奉乃自以为自然之道，万不失一。呜呼，天下安有是理哉！读史者乐道而喜攻之，良以其诬人已甚。然范宁所谓《左氏》失之诬者，愚驾其言于翼奉，庶乎公论为有所归，抑亦可以应孰事所以下询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