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骑常侍、尚书仆射、镇军将军、丹阳尹徐羡之，监江州豫州之西阳，新蔡诸军事、抚军将军，江州刺史、华容侯王弘，散骑常侍、护军将军作唐男檀道济，中书令、领太子詹事傅亮，侍中、中领军谢晦，前左将军、江州刺史宜阳侯檀韶，使持节、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河北诸军事、后将军、雍州刺史关中侯赵伦之，使持节、督北徐、兖、青三州诸军事、征虏将军、北徐州刺史南城男刘怀慎，散骑常侍、领太子左卫率新淦侯王仲德，前冠军将军、北青州刺史安南男向弥，左卫将军滠阳男刘粹，使持节、南蛮校尉很山子到彦之，西中郎司马南郡相宜侯阳张劭，参西中郎将军事、建威将军、河东太守资中侯沈林子等，或忠规远谋，扶赞洪业；或肆勤树绩，弘济艰难。经始图终，勋烈惟茂，并宜与国同休，飨兹大赉。羡之可封南昌县公，弘可华容县公，道济可改封永修县公，亮可建城县公，晦可武昌县公，食邑各二千户；韶可更增邑二千五百户，仲德可增邑二千二百户；怀慎、彦之各进爵为侯，粹改封建安县侯，并增邑为千户；伦之可封霄城县侯，食邑千户；劭可封临沮县伯，林子可封汉寿县伯，食邑六百户。开国之制，率遵旧章（《宋书·徐羡之传》，上初即位，思佐命之功，下诏。）。

河南，中国多故，湮没非所，遗黎荼炭，每用矜怀。今民和年丰，方隅无事，宜时经理，以固疆场。可简甲卒五万，给右将军到彦之，统安北将军王仲德、兖州刺史竺灵秀舟师入河，骁骑将军段宏精骑八千，直指虎牢豫州刺史，刘德武劲勇一万，以相犄角，后将军长沙王义欣可权假节，率见力三万，监征讨诸军事。便速备办，月内悉发（《宋书·索虏传》。）。

褒隆往代，义炳彝则。朕当此乐推，思引前典。豫章王元琳，故巴陵王昭秀胄子，同齐氏宗国，高武嫡胤，宜祚井邑，以传世祀，降新淦县侯，五百户（《南齐书·豫章王嶷传》）。

如来泥洹数百年后，有尊者法胜，于佛所说经藏之中，抄集事要，为二百五十偈，号《阿毗昙心》，其后复有尊者达摩多罗，览其所制，以为文体不足，理有所遗，乃更搜采众经，复为三百五十偈，补其所阙，号曰《杂心》。新旧偈本凡有六百，篇第之数，则有十一品，篇号仍旧为称，唯有择品一品，全异于先。尊者多罗复即自广引诸论，敷演其义，事无不列，列无不辨，微言玄旨，于是昭著。自兹之后，道隆于世，涉学之士，莫不宝之，以为美说。于宋元嘉三年，徐州刺史太原王仲德，请外国沙门伊叶波罗，于彭城出之。择品之半及论品一品，有缘事起，不得出竟。至元嘉八年，复有天竺法师名求那跋摩，得斯陀含道，善练兹经，来游扬都，更从校定，咨详大义。余不以暗短，厕在二集之末，辄记所闻，以训章句。庶于览者，有过半之益耳（《释藏》迹十。）。

沙门元奘言。元奘闻兰荣紫苑。过之者必观。桂茂青溪。逢之者斯悦。草木犹尔。况人伦乎。况圣允乎。伏惟皇帝皇后挹神睿之姿。怀天地之德。抚宁区夏。子育偫生。兼复大建伽蓝。广兴福聚。益宝图常恒不变之业。助鼎命金刚坚固之因。既妙善薰修。故使皇太子机神日茂。潞王懿杰逾明。佛光王岐嶷增朗。可谓超周越商。与黄帝比崇。子子孙孙。万年之庆者也。元奘猥以庸微。时得参见王等。私心踊悦。诚欢诚喜。今是佛光王诞晬之日。礼有献贺。辄率愚怀。谨上法衣一具。伏愿皇子万神拥卫。百福扶持。寤寝安和。乳哺调适。绍隆三宝。摧伏四魔。行菩萨行。继如来事。不胜琼萼天枝英华美茂欢喜之至。谨附表并衣以闻。轻触宸严。追深战越。

参政张洎常奉使还，经官亭湖，风波忽起，因心祷求利涉。既而梦一紫衣丈夫与一女子偕至，揖，与之坐，不敢；固命之，乃坐，终恐惧不安席而去。及船至岸，见山上有庙，问之，乃官亭神庙。入庙见其神，与所梦正同，因许为修饰，而终不果。及参大政，始加葺焉。初，湖侧乡人皆欲修庙，辄梦神曰：「此自有为吾葺者，尔不当治」。民怪之而止。及是，始寤。夫大道之行，天人交感。当公寤寝之际，岂自知辅翌皇运，参决天下之务哉？而山川之神，惕然祗惧，岂非冥数先定，而灵心协应者乎！昔顾吴郡得方山而舣舟，王仲德见白狼而纾难，皆冥祐既至，而丰报随之。时虽不同，事则符合，茍非道与运会，才由世出，则安能使玄符感发，兆于蔼昧，如是其彰灼乎！

粤惟大劫初启，三界渐成。光音布金藏之云，洪雨涵大千之界。现优昙于大海，应贤劫以传灯。劫长劫短，或灭或增。灯灯不绝，佛佛继兴。度无量众，摄化有情者。邑有开士李京、高祺、众信等，家传孝悌，誓发四宏。继须达之遗风，作阿育之日业。同兴奉佛之因，共结菩提之果。各抽净贿，用刊千佛。安窣睹波，良缘斯备，功不唐捐。先愿皇风永扇，佛日增辉。作地生之巨祉，为见世之津梁。生生常奉于真风，世世长亲于佛会。家门肃睦，祖祢超升。同缘随喜，福果他生。见贤劫之道场，礼龙华之弥勒。虚空有尽，此福无穷。大宋绍圣三年五月日。

当院徒弟同管勾僧承安、承实，当寺专管勾造塔沙门修进，当寺校勘藏经沙门惠清序文，当寺校勘坛长沙门从觉，当寺塔院住持沙门叔英立石，劝缘兴教禅院住持传法沙门清济，当县后行手分胡祥书，当县会首前行高祺，都会首杂事李京，同劝缘押司录事许隆、祁先。

今具舍钱施主姓名如后：兴教禅院住持沙门清济（□□省。），押司录事许隆、祁先、印兴、徐道，杂事李京，前行高祺（已上各二千省。），前行胡宗元、徐政、李安、经初，后行许用、王华、胡祥、经真、刘严、许宣、包象、丁和、许澄、蔡宁，乡司团首丁珉、高嵩，书手乐容、高明、经祥、戎初，贴司丁琦、胡章、孔琪、江源、张圭，厅子姚教，搯子戴忠等七人（已上各一千省。），市居本府助教江仲文（三千省。），管忠政、管忠顺、王公定（巳上各二千省。），郭礼、许怡、姚德全、汪明、高庆福，刘怀信、汤世程、江仲华、陈庆、王庆颜、刘振、汪仲初、王仲德、汪宣、李迁、徐安平、高庆安、刘洙、刘滋、孙子隆、许昭庆、周辙、陈皋、张通、许世章、曹元、河北李训、王密、苗忠义（各一千省。），李京母徐氏（二千省。），妻梅氏（一千省。），江仲文妻许氏（二千省。），刘滋妻张氏六娘（一千省。），丁琦妻张慧贤（一千省。），乡居望仙乡巫銶（二千省。），句容乡田嵩（千五省。），仁信乡谭怀政，解忠昭，移风乡江圭，福祚乡杨隆，孝义乡张宣，上容乡陈臻，通德乡杜晦，望仙乡巫执中、坐岐、巫仲徽、巫敦书（已上各一千省。）。金陵袁居中刊。

愚闻之，东晋有弱中之强，故江淮分守禦之势；李唐有强中之弱，故河朔养腹心之忧。夫外视弱矣，而守禦有定论，则未尝不强；外视强矣，而制驭不自我，则未尝不弱。夫知守而后可以谋战，苟惟守之无地，则战者虽百胜，其能久乎？东晋虽战不足而守则固，是以聪、勒、苻坚之强不能逞南渡之欲。李唐虽战有馀而守则不力，是以赵魏之地常鞠为盗贼之囿。天下之势，其根本在守而其应在战，是知远攻者必近守，不可忽也。刘宋元嘉七年，到彦之等以舟师自淮入泗，溯河西上，碻磝、滑台、虎牢、金墉四镇，列兵分守，魏主命悉众北渡，诸将莫不称庆，而王仲德独以为敌人仁义不足而凶狡有馀，今敛戍北归，必并力全聚，若河冰既合，将复南来。至十一月而四镇复陷，以檀道济之威略，亦不过全军而已。此前事之鉴也。往者北人之归河南五路也，或传北人之谋，谓要得入川不难，将陕西弃下三五年，南兵决来守之，道路已熟，一发决去，必取川蜀。是知示弱以致吾之骄，佯北以诱吾之进，遗我以残破之地，使吾取之以分吾兵势，约我以和好之言，俾吾信之，以出吾不意。我之前日所以失者，犹元嘉也。夫鞭虽长不及马腹，而强弓之末不能穿鲁缟。六朝之际，河南之地随得随失，盖地既平旷，敌通其内，淮南隔其外，而制胜之重或又遥决于大江之南。藉使得河南之地，多置兵则粮运难通，少置兵则不足以自固，大军稍远，士心便怯，此宜可虑也。愚谓今日悠久之虑，要以守而待战。两淮之地形势不相为应者，愿仿六朝兼督之制，以重臣分临之，多者不过数州，使诸将有以分屯而听其节制。如庆历各以分委韩琦辈，重其方面之权而申以春秋责帅之义，无事则谋守，有事则总之于府。此所谓以守养战而以弱养强也。

臣闻晋之人才，大率多浮脆，其间气力雄浑，足以扛龙文万斛之重者，惟一刘裕而已。观其崛起渔樵之间，一时英雄皆以草泽英雄目之，而裕亦自恃其才力，直欲一倾溟渤，以洗乾坤。初以舟师浮海，径入大岘，而青、齐、海岱之地，一日清汎，然后料兵向西，一举关中，锐师骁将，三道并进。檀道济则自淮以向洛，沈林子则自汴以入河，王镇恶则自河以浮渭，设奇料敌，智勇俱奋。已而檀道济自蒲坂以会王镇恶于潼关，沈林子越秦岭以会沈田子于蓝田；而王镇恶自渭河，则又举衣粮舡筏，顺流东下，而躬率士卒登岸以攻城。龙骧一军，才抵长安北门，而姚恙父子面缚请降，遂使百年之寇迄至减灭，而关中父老，垂泣以贺官军，自有江东以来，盖未尝有此捷也。故尝以为赤壁之后，江东之师胜中原矣，而未能入中原；淝水之役入中原矣，而未能取中原。乃若裕之此行，则关中金城千里之地，指撝而取，如探囊中物，了无留难者。江东之师固不负裕，而裕鼓江东之气以取天下，亦无负于江东。出江东以入中原，使夫关河有主，而赫连、拓跋俯首奔遁，此千载一至之机，正当力投其隙而勇为之。裕之所以终用江东者，固应如此也。奈何关中之地，粗能顿舆息驾，税休于日昃之顷，而初未及粪除排辟，以定民志。而刘穆之死于江东，裕乃捲旗旋旆，奔走东归，顾以乳臭小儿为三秦之主，卒使镇恶、田子内自相图，以启赫连之入，则是裕徒知以身固江东，而不知以身固关西者，乃所以蔽江东也。除残拨乱，功力如此，而不知所以坚凝之术，可不为之痛哭流涕也哉！且关中之地，天下之上游也，襟凭终南太华之险，背负清滑浊河之固，阻三面而固守，独以一面东制诸侯，万一燕代之寇踰河而南，薄江淮，则下兵于函潼，自能突出其背而扼其吭。故重兵宿于关中者，江东之地非所患也。乃今四关之险一旦还归版籍，再为晋有，自当定为帝车天跸之所，以斡旋天下，则江东之地，固关中右臂之所可救，而何至舍关中以防江东者哉？尝试为裕画策，裕之此行，一时骁将悉顿麾下，檀道济以襄邑之胜声振河北，而魏人惮之，固可使之屯于蒲坂，以备拓跋；王镇恶以王猛之孙，关西之人素所信服，固可使之屯于北地，以备赫连；而沈林子、田子，与夫毛德祖、傅洪之之徒，又皆一时勋望之人也，或置之虎牢以护河南，或置之彭城以护山东，或置之南阳以护荆襄，或置之睢阳以护江淮，使之如臂指相连，手足相应，则江东虽邈在万里之外，而卒然有急，可以相援。刘穆之虽死于江东，而一时机谋如谢晦者，犹可以顺流西下，以代穆之之任，固不必舍关中之天险，而躬自奔走以归江南也。使裕知此，分置诸将以护四隅，而以身驻关中以为诸军重。且息徒养士，运粮积谷，南运江淮之资，自襄阳，历上津，抵扶风；如时势西引巴蜀之粟，自汉中，出陈仓，入栎阳；如汉高祖入关故事，连吴蜀，接资附三秦以壮军容。夫然后首起关辅蜀汉之师，而督王镇恶以取赫连，次取司、豫、青、齐之甲，而附檀道济，以攻拓跋，则六合车书，百蛮冠带，而江左兴王之地，当镇压于天下，亦何必身归江东，而后可以为江东之重也哉！或曰：「裕之起于草莱，首诛灵宝，以清全吴，继而殄庐循于广南，擒谯纵于巴蜀，则江东之地，首蜀汉而尾淮南，上下江流，不断如带。而江之外，又得关之西，以至于山之东，烟火亭障，弥望万里，固当渡江而北，驻跸中原，以为江东之外护。然晋自南渡以来，植江东之本甚固，非如关中新造之邦，逼于魏夏，而其势岌岌。此裕所以因穆之之死，而委关西于诸将，以归守江东，其计得矣」。是不然。裕之为人，才力有馀而谋谟不足。其兼山东，举关中，皆以全军致死地以取胜，非有经略天下之规谟素定于胸中者，其必归江东，则亦裕之本志云耳。观裕之溯河而上，魏之君臣，皆谓其劲躁之性，必不顾后患，而赫连勃勃亦以为裕之既克，利在速返。则裕之无意于守关者，敌人皆先见之。虽非穆之之死，而裕必不能久留于关中者，盖可以预卜也。不然，三秦形胜之地，带连山东，而益之以吴蜀之饶，自足以制夏魏之死命，亦何畏于相逼乎？昔唐之高祖起自太原，而进攻关中，兵才入关，而刘武周举兵以攻太原，诸将业业，皆谋还救本根，独太宗以为不然。破宋老生，擒薛仁杲，既平关中，定为帝都，然后一举而破刘武周，而窦建德、王世充之徒，拱手于函潼之外而莫之发。而况裕之入关，九州之地已据其七八，比之唐高祖之初，何啻十倍，而拓跋、赫连何敢辄动！惜其胸怀本趣止在江东，而一时诸将又非过人之识，以起其意。当其既胜之后，裕亦尝建为迁都洛阳之说，而王仲德独谓当以建业为王基，不可骤议迁徙。于是奔走东归，竟不能守。使当是时而有如张良者，是娄敬之策，以回高祖之西驾；有如郭子仪者，辟程元振之论，以止代宗之东迁，则关中之地，固可粪除排辟，以为帝王万世之业，而必不至委弃以幸敌人。可胜惜哉！可胜叹哉！呜呼！江东之势，龙盘虎据，兴王之地也。用江东以取关中者固有馀，而留江东以守关中者则不足。盖东西万里之远不相接，所谓虽鞭之长不及马腹者是也。然则乘时遇胜，迤𨓦进幸于吴蜀两间，以为东西诸将重，而关中廓清之后，即日西驾都长安，其今日恢复中原之上计乎！

臣闻宋文帝，贤君也。自初即位，慨然有恢复中原之志，练兵蒐乘，志于必取。是时拓跋氏起自阴山而入中原，控弦百万，威振天下，五胡之盛，莫此之若也。而文帝毅然不顾，起江东之精卒，直指河南，飘忽震荡，疾如风雨，致使北边诸将摧折不支，而金墉、虎牢、碻磝、滑台悉皆敛戍相避。初不破江东一领甲，折江东一只矢，而河南四镇之地，还为宋土。宋师之入中原，其锋不可当，而胜速者如此。然以佛狸之强，马尾所向，无不摧破，而独于是役，乃拱手以付宋人，未尝一与之较，则其国中之人，亦必有说而处此。了胡虏于目中而具见识于阃外者，于此当以长策禦之，而当时诸将曾莫之悟。到彦之之流，方可津津然喜见眉津，略不知所以戒惧之意，则是文帝之志甚大，而诸将之计甚疏。故虏退未几，而旋复渡津，致使金墉、虎牢，望风奔溃，而碻磝、滑台，俄亦不守，则以其不谙北土情伪，而堕佛狸之诡计故也。呜呼！江左六朝三百三十九年，历君凡三十有九，其出而与中原抗衡者，非师阃之专谋，则权臣之失策，初不由朝廷之命，天子之诏也。独惟宋文帝以贤明之资，承富有之业，断然起并吞北虏、混一华夏之志，而一时诸将，凭藉威福之无力，乃至为虏人之所误，竟使文帝之志堕于渺茫之域，其亦焉用彼将也！且佛狸之强大不减苻坚，崔浩之机谋不亚王猛，其为江东之患烈矣。一旦宋师入自淮泗，而河南四镇之地以已复，渡河而北，亭障斥候，为之一空。此岂其情也哉？观崔浩欲纵使北来，徐取于秋高马肥之际，而魏主亦欲往击于冬寒地净之时，则其敛戍北渡者，姑欲垂饵于大河之南，退而结网以渔之于后云耳。入河南而居之者，固不容不警也，而彦之则不然，敌在而惧，敌去而泰，自河南一胜之后，遽为分屯列守之计。自起潼关，而尾连彭城之西，列城径二千里，而每戍不过千人。若彦之之守河，则谓之无策可也。夫长河萦带，守非一所，金墉、虎牢、碻磝、滑台，皆缘河南岸面向河北，固敌人所攻之冲，不容不聚兵于此。然而敌人东从徐泗以寇江淮，西出商䝞以薄邓襄，则每每绕出其后，而河南四镇之地，遂为栖兵。故驻兵于四镇之地而不动者，未必能守河南也。然则如之何也？曰：厉兵秣马，以攻为守，使敌人四顾而备我，而我不至仓卒以备敌。如汉祖之守关，出而与项氏搏战于荥阳，盖欲以其身屏蔽于函潼之外。如诸葛亮之守蜀，出而与司马仲达对垒于渭南，盖欲以其身外护与蜀汉之前。如此，则敌常备我之攻，而不暇攻我之守，何忧堕其诡计也哉？奈何彦之之徒，虑不及远，目前才去丑虑，而意外已忘黠虏。方魏人之北伐蠕蠕也，其国人皆谓宋师南侵，而舍之北去，此危道也，而彦之等独不捣其虚。及魏人之西伐赫连也，其国人又谓宋师犹在河中，若舍之西行，则东州败矣，而彦之等独不知乘其隙，致使魏人雍容不迫，悉举其国中之精兵，北伐蠕蠕、西伐赫连，以绝佛狸之后患，然后徐复渡津饮马于河洛之间，而四镇之地，还复聚而为毡裘之域，可胜惜哉！向使彦之于既胜之后，以攻为守，日夜申警其师，俾之北首赵而东道冲冀，西道捣邺，以乘其西伐之虚，则为佛狸者，会当不暇顾息，而诡计自乱，如不可杀，必趋之于阴山之北而后止，又安许其再出而蹂践于河南四镇之间？惜夫一时诸将懵不及此，虽王仲德旧从武帝西伐，阅天下之患义最多，独能逆料虏之情之诈，而制胜之谋亦不及此，姑惟退自忧叹，形之颜色，则亦与晋之蔡谟何异？故尝以谓晋文帝有取天下之势，而无取天下之志；宋文帝有取天下之志，而无取天下之人。此其混一之功，所以落落而难成。知此，然后知河南之役，既胜而复失者，非江南白丁轻进而退易之罪也。抑常观北人之轻易南人，非一日矣。方武帝入关之初，魏人尝谓纵使国家尽弃常山以南，彼不能发吴越之兵，争守河北；及南藩诸将表南师将入，而魏人又谓纵使国家与之河南，彼必不能固守。至是彦之等辈不能至邺，而魏人又谓吴人正望固河自守，无复北渡之意。其为北人之所料审矣。是知江南诸将进不勇决，守不坚重，徒知所以取胜而不知所以持胜，故兵才一胜，业已偃然志满意得，不复有进取之志。其形外露，敌人因得以窥之。文帝谓檀道济再行无功者，以其养寇自藩；而到彦之失利而返者，以其中途疾动。盖有实语也。虽然，诸将之不利，则固无所逃罪，而帝于戒饬之际，则亦不容无失。观其临遣诸将，且曰「若北国兵动，先其未至径入之，若其不动，住彭城勿进」，则诸将之所以分屯列守者，亦帝之出师每每授以成律，而其中诏有以縻之也。呜呼！以文帝元嘉之治，独冠江左，其读王玄谟奏议，且有封狼居胥意，则混一之功，宜乎日月可冀，而行师之际，犹有遗恨。然则一举而定中原者，其惟我宋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