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回虽有微勋，而罪过转不可容。近遂启请御大小二舆，为刺史服饰，吾乃不惜为其启闻，政恐得舆，复求画轮车。此外罪不可胜数，弟自悉之。今启依法（《南齐书·王广之传》）。

始终大期，贤圣不免，吾行年六十，亦复何恨。但皇业艰难，万机自重，不无遗虑耳。太孙进德日茂，社稷有寄。子良善相毗辅，思弘治道；内外众事无大，小悉与鸾参怀共下意。尚书是职务根本，悉委王晏、徐孝嗣。军旅捍边之略，委王敬则、陈显达、王广之、王玄邈、沈文季、张环、薛渊等。百辟庶僚，各奉尔职，谨事太孙，勿有懈怠。知复何言（《南齐书·武帝纪》，又《南史》四。）。

臣克用等言：逆贼黄巢者，绿林戾气，白挺饿夫。斩木揭竿，啸仙芝而首祸；蒙盾负羽，涉河南以弄兵。蹈藉我江淮，虔刘我闽越。所过靡不残灭，其锋莫敢谁何。毒贯苍旻，凶焰几周于诸夏；乱纆紫极，妖氛遂鞠于上京。致銮辂之蒙尘，举衣冠而扫地。恶逆之极，古今所无。虽身具五刑，未足偿生灵之愤；况畿方千里，岂久容凶孽之蟠？道岚州以行师，营沙苑而布垒。挥刃即戡于黄揆，扬旌进逼于乾坑。既合许蒲易定之兵，奋其武怒；敢率赵尚王林之众，逆我颜行。俄大获于梁田，即分屯于渭北。师既勇而素坚斗志，贼屡挫而阴有遁谋。因乘携贰之时，共竭分梨之策。继鏖零口，复拔华城。乃遣杨守宗提劲卒以前驱，仍率白志迁董利兵而先进。幸三战俱歼于逆党，故诸军争贾于英威。震呼动天，罔遏灵旗之锐；彊仆蔽野，尚馀踦屦之逃。遂披光泰之门，直造升阳之殿。游魂既远，怪终夜之有声；噍类犹存，恨馀风之未殄。

臣闻夷狄之所以据有中原者，非其自为之也，皆中原之人诲之。诲石勒者，张宾也；诲苻坚者，王猛也；诲魏太武者，崔浩也；诲魏孝文者，王肃也。然石勒之欲据襄汉，则张宾止之；苻坚之欲攻晋室，则王猛止之；魏太武之欲袭刘裕，则崔浩止之。夫数人者，其一时谋机，了无遗策，而于江东之固，俱不敢轻议，独惟王肃一见孝文于邺，首陈伐齐之计，孝文促席移景，不觉其疲，于是图南之规转锐，而王肃、刘昶，遂举数十万之众以向义阳。肃盖齐人王奂之子，而昶则江南刘宋之后也。肃之入魏，盖为父复雠；而昶之入魏，则为国雠。孝文于此，既以王肃将兵，而又以刘昶益之，盖将以助其忿，而成其必报之雠，其谋深矣。齐之群帅，疑若不足以禦其锋者，而萧衍扬旗一鼓，遽至于肃、昶奔遁，流血绛野，则是江东之奇才良策，固自不乏。若萧齐者，初不必锁长江而自守，以久拓跋氏之强。然魏兵才退，而齐人亦遂解严。此其故何也？盖齐之群帅，其设奇制变者，独萧衍一人，而其他如王广之辈，例皆畏懦闇弱，不足与共摧大敌。故肃、昶巾箱中所藏之敕，亦但曰：「若得萧衍，则江东吾有」。以此而观，则广之不能胜以攻魏者，为将不武故也。且魏孝文之谋齐，非一旦日也。粤自邢峦一战既归之后，躬造河桥，亲选步骑，将欲并吞江南，而定都于洛阳，一旦欲自举兵，燕代诸将，稽颡戎马之前，以止其行。已而因王肃之谋，然后决迁都之议。征南之师，而其国中之六宫，文武从官家属，悉迁之于洛阳。然中国圣贤之宅，非丑夷猘子之所宜据，是以其时老酋宿将，皆不乐是迁，虽至亲骨肉之间，如其子恂者，亦且苦河南之热，而潜遁于北。则是孝文以独夫之身，而旅寄于中国焉耳。虽则王肃、崔光从而和之，而贵戚旧臣，相与忿疾。为孝文者，方且今日易北人之姓，明日禁北俗之语，又明日禁北俗之代还，故子恂内逆，而穆秦外叛，则其衅盖可知矣。当此之时，轻捐数十万金而遣一二辨士，掉舌以行反间之计，使其侯王将相内自相图，然后厉兵秣马，乘间而疾攻之，则一举可以剿除，而匹马不还于阴山之北矣。奈何齐之君臣虑不及此！独一萧衍，其智差可以办事，而一时诸将畏懦不武，又莫肯共为大举深入之计，致使其密谋奇术，特用之于义阳一战之间。观其屯下梁之城，塞凿岘之险，守雉脚之路，据贤首之山，以通西关，以临贼垒，此奇策也。以此之策，三方犄角而出奇不意，则破贼必矣，而衍犹未敢轻用也。两军既接，而坚壁以拒王肃，一鼓既退，而遗书以疑刘昶。使夫二人者，猜隙已成，而后扬鞭搏胜，此则先用间而后用奇，固非王广之辈所得而知也。夫魏人以阴山数十万之步骑，而聚攻三关，非用奇而绕其后，则何以禦其强？以王肃、刘昶俱有复仇之深忿，而同舟共济，非用间以散其谋，则何以当其锐？先之以间，而继之以奇，其机谋盖妙天下矣。向使推是计以内间于燕代之旧臣，俾仇敌之兵，盖可以进屠丑类而清河洛，何止于流血绛野，单马遁去也哉！呜呼！拓跋氏世居北荒，远于诸夏。逮至明元之世，以云、代苦饥，将谋徙邺，而崔浩之徒极言其不可，于是复归阴山，而时出以挠中原。宋齐之君臣，盖尝深患之，而不能径探其巢穴，则以其远故也。乃今徙都河南，据非所宜，欲自送死，而一时权臣又且不相为谋，则其危亡之衅端自可见。而齐人隔在江外，拱手而莫之发，致使拓跋之遗种徜徉于中原，而盗吾先世之诗书礼乐，以文其固陋，以洗其腥秽，而齐若无所知闻者。岂以为无预吾事，而恝然忘之哉？夫齐自高祖与魏一战，而大江南北两朝遂讲和好，玉帛相往来，贺庆相遗问者，往往一岁之间而于再于三。间尝屈指数之，自永明元年至延兴元年，魏人来聘于齐者凡九，自刘缵至于刘齐之所聘于魏者凡八。循其迹而观之，疑若情好款密，必不以一矢相加遗；而邢峦一归之后，遽起南征之师，则虏人之诡诈百出，岂可以一退之故置而不问？然齐之所以不暇大举以攻魏者，抑有由也。明帝之所以继统承业，非有贤明仁孝之声闻于天下，其视揖逊相受者惭德多矣。而其见之行事者，又不能推赤心以置人腹中，徒欲多为杀伐，以去其不附己者。观其永泰之诛，典签之祸，高、武、文、惠之诸子，死于兵者殆尽，而高、武任事之臣，如曹武，如王钦则，如陈显达，则又怀不自安，日惧诛戮，其间以癃老退黜而免者，仅无一二。君臣之间，惴惴然常有更相疑忌之意，故虽强寇迫境，而一时诸将莫不观望进退。独惟萧衍一军奋戈以直前，而王广之徒拥众徘徊，竟莫一助。此虽则诸将闇懦不武之罪，亦帝之平日疑忌，有以致之云耳。倘使明帝于授受之际，一出于正，而即位之初，又能敦叙宗室之懿亲，以茂其本支，收召先朝之耆老，以为之心腹，则其国已具胜势，将见宗族协谋，将相效力，以扫除滔天之寇，而敌人之衅，不容坐视而不进。惜乎其国之本已先自拔，而不暇鸣鼓以攻之，徒使萧衍之奇兵，才一见于义阳之战，而旋即班师。可胜惜哉！世之觇国者，知齐人之所以不振，则知今日之所以必胜矣，惟上之人亟图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