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王官易贩夫贪贾之钱力，其为国之慁辱，议者之所素病也，而终不得寝；役上农而助郡国之漕挽，其伤败民产，天下之所共闵也，而终不可得蠲；酒搉茶禁，治私盐，筴关河之征、廛闬之赋，凡百物之产，皆有常税，苛取之术，遍于天下，又为告讦之募、督索之刑，以威名而诛亡名之人，其败化乱义，有识者莫不惜此，而终不得少损。赤子耗病而不得收恤，国体堕而朝廷不能顾是者，何故？非由经用之急乎？今夫兵有常赐，吏有常禄，官省之所费，郊庙之所奉，河防之备与夷狄之赂，是皆不可已之用，一旦弗继，则变故或缘是而起，其势诚不得缓。故国家汲汲于此，而以财物为首务。议及教化，则谓之虚语；以金谷为要任，礼乐者谓之赘疣之官；善聚敛掊克者，以为良能；仁民爱物，则谓之不在职。非朝廷之好物，势使之然也。国之号为太平亦已久矣，宜可以追古之治，而政日益烦，俗日益薄；民生长于无事之际，而常若遭罹兵寇凶灾；天子仁俭如此，而四海惶惶，如值淫暴之世，亦可叹嗟也。今凡可以得利之门，无不为之，不可以有加矣。系民之颈，钤民之臂，其去攘夺者无几，而宜丰而有馀也。罄入以为出，惴焉尚恐弗支，不幸而旁有他虞，则将有度外之索、非常之费，不知何术以足之欤？国务莫先于此者矣，此未之救，则虽尧、舜不能以垂拱而治，虽周公不能兴礼乐，虽皋陶不能以措刑也。夫有朝暮之危者，不及为百年之忧，若饘粥之乏者，未暇治药石之事。有所急者有所缓，有所先者有所后也。国家未欲为大治则已矣，如欲措刑而兴礼乐，大有为于天下，以格垂拱之治，则救弊之策，何俟而不先为哉！臣尝学《易》，至于《泰卦》之变，未尝不叹也。夫《泰》变则为《贲》，《贲》变则《蛊》，《蛊》生于《贲》，《贲》生于《泰》。《泰》者大通之世也，《贲》者文明之世也，《蛊》者当弊而出乎文明者也。今之时承祖宗之业，恩繁礼缛，文明之馀，蛊之所生也。陛下抚养天下之人，未能为之节而又重之，大蛊有三，而他蛊尚不预。费冗而为蛊，兵冗而为蛊，官冗而为蛊。蛊生于昔而大炽于今，不可以不变矣。《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国家之所惮为者，常谓蛊已成而势不可变，变而去之，则将群起而叫譊，陵突而怨上，不得已而又复之，是未知其道耳。夫去蛊莫若渐。人之常情，猝遽则扰骇，平缓则因恬。以岁月去之而使之不知，善变者也。急于功者，知蛊之不可不变，又欲一瞬而去百年之蛊，不已疏乎？今之三司使，皆用天下重名之臣为之者，类不得久，非谴而罢去，则擢升于二府，如舟之寄于冲波，瞥尔而游，虽有志于此者，亦何能尽其用耶？夫百口之家，以淫费多而附丽众，故资业日殚而不足。汨汨不治，将至于寒饥。悉力以供之，挐邀货利，则有寇贪不善之名，而招祸于外；亟绝其费，而斥谴僮奴，谢去宾客，则有难已之势，不平之论，而构怨于内。方今之弊，亦何以异于是，属之才者而使徐为之治，日辑樵牧，月勤其种树，岁谨其出入，则浮费消、畜积长而内外莫之知。

圣朝祖宗开国，就都于汴，而风俗典礼，四方仰之为师。自高宗皇帝驻跸于杭，而杭山水明秀，民物康阜，视京师其过十倍矣。虽市肆与京师相侔，然中兴已百馀年，列圣相承，太平日久，前后经营至矣，辐辏集矣，其与中兴时又过十数倍也。且《洛阳名园记·后论》有云：「园囿之兴废者，洛阳盛衰之候也」。况中兴行都，东南之盛，为今日四方之标准。车书混一，人物繁盛，风俗纯厚，市井骈集，岂昔日洛阳名园之比？仆遭遇明时，寓游京国，目睹耳闻，殆非一日，不得不为之集录。其已于图经志书所载者，便不重举。此虽不足以形容太平气象之万一，亦髣髴《名园记》之遗意焉。但纪其实，不择其语，独此为愧尔。时宋端平乙未元日，寓灌圃耐得翁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