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曰：人君恶臣下朋党者，以其植私而背公，欺聪明，窃威福，乱国政也。朋党为患如是，诚不可不防，然在辨之精尔；辨之不精，君子为小人所陷矣。盖君子、小人各有其徒，君子之徒以道合，小人之徒以利合。以道合者思济其功，此同心于国事，非朋党也；以利合者思济其欲，此同心于私计，乃朋党也。二者混淆并进，非明君曷易辨之？君不能辨，则君子为小人所胜必矣。盖君子之徒，见义则锐意以进，诚其言，直其道，不能曲防非意之事。小人窥之，惧君子道行则不便于己，取疑似之迹谗之于君矣。君子被谗，又耻自辨，但守道自信而已。小人之徒不然，见利则诡计以进，巧其言，曲其意，复弥缝其隙，用心无所不至。胜于人，便于己，险薄邪佞皆可为，所以常胜于君子也。君子、小人情状如此，非君之明，曷能辨也？前代之君辨者少，而不辨者多，其事不能疏举，直以唐之四事论之。君至明，则人不能诬人以朋党；君虽明，为情所惑，则不能察小人之党，辨君子之不党；君虽明而弱，虽辨君子小人，而不能制其党；君明不足，虽察其有党，而不能辨其情之轻重。贞观中，萧瑀谓房乔辈数大臣相党，常独奏云：「此等相与执权，有同胶漆，陛下宜细诘之，但未反尔」。太宗谓瑀曰：「为人君者须驾驭英才，推心待士，卿言不亦甚乎？何至于此」！时房乔辈同心国事，知无不为，瑀虽非小人，但以性刚躁，复多猜惑，妄言乔辈朋党。太宗英明，方辨其事，不然数贤何以免责？不惟不免其责，且无以尽其才谋，助成治平之业矣。此所谓「君至明，则人不能诬人以朋党」也。元和末，裴度、崔群同相，度以勋德，群以仁贤，为天下瞻望。及皇甫镈以聚敛进，复结倖臣，取相位，中外大以为非。度、群累言镈邪险之状，宪宗反疑度、群朋党，宠镈愈甚，至谓度等曰：「人臣事君，但力行善事，自致公望，何乃好植朋党」？度对曰：「君子、小人，未有无徒者。君子之徒，则同心同德；小人之徒，是谓朋党」。帝曰：「他人之言，亦与卿言相似，岂易辨之」？夫以度、群之大贤，视镈之邪党，如鸾凤之与蚊虻，人人可见，而宪宗惑之，盖方务邪乐恶，恶忠而喜佞也。观初用度、群之意，非为不明，一日昏惑至此，此所谓「君虽明，为情所惑，则不能察小人之党，辨君子之不党」也。昭悯即位，其相李逢吉大植朋党、明报仇怨，排裴度，逐李绅，欺君冲幼，略无所惮。赖韦处厚不顾凶险气燄，言度之大贤，雪绅之非辜。昭悯深信处厚之忠，许度复相，悯绅贬逐，然不能诛逢吉之奸党，此所谓「君虽明而弱，虽辨君子、小人之徒，不能制其党」也。至文宗辨德裕、宗闵之党，大恶之。然观二李之过似均，而情之轻重则异矣，亦在辨之也。宗闵辈在元和中对贤良策，深诋时病，李吉甫作相，怒其言，薄其恩命，故宗闵辈憾焉。后宗闵得用，排李德裕及其相与者；德裕得用，亦排宗闵及其相与者，故交怨不解，其过似均矣。但德裕未相，在穆宗、昭悯朝论事忠直，有补于时，所历方镇，大著功效。又裴度常荐之作相，为宗闵辈所沮而罢，遂领剑南。虽因监军王践言入言维州事，文宗召以归朝，遂命作相，本由功名用也。及秉政，群邪不悦，竟为奸人李训、郑注所谮，引宗闵代之。宗闵未相，绝无功效著闻；任侍郎日，结女学士宋若宪、枢密杨承和求作相，以此得之。及其出镇也，又由训、注复用。此德裕之贤，与宗闵不侔矣。又德裕所与者多才德之人，几于不党，但刚强之性，好胜于人，所怨者不忘，所与者必进，以此不免朋党之累，然比宗闵之奸，则情轻也。文宗但以其各有党嫉之，不能辨其轻重之情，明已不足矣；又听训、注所谮，朝之善士多目为二李党而逐之，此所谓「君明不足，虽察其朋党，而不能辨其情之轻重」也。夫太宗之明，为人君者当法之；宪宗之惑，为人君者当戒之；昭悯之弱，为人君者当勉之；文宗之明不足，为人君者当深思之。深思之术，尤在尽心焉。且有人言于君曰：「某人，朋党也」。若其人道未信，功未明，君当诘之曰：「朋党有何状」？言者必曰：「相援以欺君也」。君又当诘之曰：「所欺者何事」？若陈所欺之事害于国，病于人，图于利，其状明白，此朋党无疑，大则罪之，小则疏之宜矣。若言者不能陈害人图利之状，此乃诬人以朋党，大则罪之，小则疏之亦宜矣。又或言者陈似是之状，未甚明白，君当审其人与言者位不相逼乎，素无仇怨乎，何人以公议进，何人以权倖用，何人论议有补于国，何人才行有称于时？复参验他臣，而究其本末，则言者与被言之人，是非辨矣。人君能如此，臣下岂有朋党之事？或曰：「何以能如此」？答曰：「在明与公」。或曰：「中智之主，性有所蔽，明与公安得两尽也」？曰：「不听左右之偏言，则明矣；不以说意亲之，不以忤意疏之，则公矣。能戒事事，明与公庶乎可至也」。

文宗用李宗闵为宰相，宗闵引牛僧孺同知政事，尽逐去李德裕之党。及德裕再相，出宗闵以为兴元节度。宗闵结驸马沈羲、女学士宋若宪、枢密杨承和，而再求辅政。会中人王守澄荐李训、郑注，而德裕恶其憸巧。训、注居中用事，复相宗闵，而出德裕。是时朋党交炽，两相倾轧，绌逐朝士，无有虚日。文宗尝叹曰：「去河北贼甚易，去此党实难」。嗟乎！文宗于此失政刑矣。夫为天下之君，治乱兴亡，唯在择宰相而已。宰相得其人，则天下受其赐；宰相非其人，则天下受其祸。进退任用，系于君上，察其贤不贤耳。夫君子小人，各有朋党。以君子者为宰相，则抱君子之道者，皆以党而进于朝矣；以小人为宰相，则怀小人之才者，亦以党而进于朝矣。君子进则国体重而纪纲正，小人进则国体轻而纪纲乱。君人者欲知君子、小人之分，则察其器宇，观其议论，验其行事，审其措置。茍有益于国家，有利于生民，不私于身，不贪其权，使内外百官各得其职，上下庶务各有其序，是可任以大臣之事也。茍反于此，是不可任以大臣之事也。今小人之党日夕进，见交乱于左右尚不能去之，而曰「去河北贼甚易」，此徒言耳。尝谓文宗有嫉恶之志，而无嫉恶之断。何以言之？文宗尝自为诗曰：「辇路生春草，上林花满枝」。此盖知小人浮艳者当路而滋蔓矣。然终不能奋独见之明，刬除群妖，以彊国体，徒呜咽悒郁于禁中，此非有其志而无其断耶？

呜呼！士之遭时遇主也，非有帝室之亲，而怀腹心之忠；非有列国之封，而奋手足之卫，其为作史者固宜取大节而弃小疵，美其犯患，而遗其细过，然后可以激忠臣而励志士。茍惟徒责其小疵，而弃其大节，论其小过，而掩其犯患之功，则是以成败论人矣。且以李训而论之。其始也布衣贱士，于李氏非有帝室之亲也；使其功成名立，于唐世非有列国之封也。而能竭忠愤志，以为文宗谋者，何耶？谋而就乎，大则左右仆射，次则侍从之官耳。身没之后，子孙贤乎，食唐之禄；其不贤乎，为唐之民。谋而弗就，身膏斧钺，诛及妻孥，宗族绝灭，为天下笑。然李训为之而不辞者，岂有他哉？志在安宗社而尊君父也。作史者不能深探其心，而以浮躁责之，此愚所以掩卷而叹也。且《春秋》之法，君弑而贼不讨，则深责其国，以为无臣子也。宪宗之弑，历三世而贼犹在，方是时，非无臣子也，刘蕡以言逐，申锡以言诛，天下之士，由是缩首畏祸，持禄养交而已。惟一李训，义不顾难，忠不避死，慨然为文宗谋，杀陈弘志，鸩王守澄，而杨承和、韦元素、王践言之徒相踵而死，元和逆党，几于殆尽，少足以快天下之怒，未足以雪宪宗之耻。惜乎训之情锐而气狭，志大而谋浅，立功名之地而不处之以谦厚，蹈安危之机而不先之以沉默，反与郑注怙权，斯所以致甘露之祸也。且以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鱼弘志为右神策军中尉，天下之权，尽在二人矣，举手伸缩，便有轻重，岂可以白徒而搏精锐哉？为训者，胡不告文宗曰：举神策之兵而委之于将，罢二人之柄而付之有司，然后有罪者诛，无罪者释之，使天下之人，晓然知宦寺之罪不可赦也，则仇士良、鱼弘志乃一妇人女子之力耳。其次者，从郑注之谋可也，岂有甘露之祸与？而不知出此，反以谲诈败天下事，抑亦当时衣冠之厄会也，唐社稷之不幸也。设使当时无风动庑幕之变，足知阍寺之不可逃矣。岂天意之不佑，俾人谋之洄刺者耶？唐史惟知罪其浮躁而失之，愿执事者思之也。

《牛羊日历》一卷，唐太和九年刘轲作。斥三杨与李宗闵、牛僧孺之恶。谓僧孺结宦官杨承和，穆宗不豫，尝怀异图。后有怀栾子皇甫松书，称此书为信史，目僧孺为太牢。又谓僧孺母不检，作《周秦行记》，呼德宗为沈婆儿。录恶已甚，岂李卫公党嫉恶牛公者所为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