淳于髡言一斗既醉，一石亦醉。至于州闾之会，男女杂坐，几于劝矣，而何讽之有。以吾观之，盖有微意。以多少之无常，知饮酒之知我，观变识妄，而平生之嗜，亦少衰矣。是以托于放荡之言，而能规荒主长夜之饮，世未有识其趣者。元祐六年六月十三日，偶读《史记》，书此。

礼上讽谏而下直谏。君子孰不欲讽谏以悟其主，而有至于直谏以杀其身者，势不得已也。盖事明君，虚心以从谏，虽引义微喻，无所不合，故有以讽谏悟主者，而况于直谏，何伤于道乎？事暗君，强愎以拒谏，虽危言切论，有所不听，故有以直谏杀身者，而况于讽谏，何补于事乎？方舜、禹之时，都俞赓歌于庙堂之上，所以讽喻以相儆戒者，可谓至矣。其称「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亦何伤于直？故仲虺之称汤以「从谏弗咈」、「改过不吝」为善；而太保之训武王，以「不矜细行，终累大德」为非。若然者，岂非事明君，讽谏足以悟主，而直谏亦不伤于道乎？至于桀杀关龙逢，纣杀比干，则事暗君，直谏足以杀身，而欲以讽谏有补于事，盖亦难矣。由是观之，讽谏施于明君而不害于直，直谏施于暗君而无事于讽者，必至之理也。汉文帝宽仁尽下，群臣谏说虽切，常假借纳用之故，若冯唐之论颇、牧，张释之之论啬夫，可谓能讽谏矣。至贾谊上书陈时事，欲流涕而痛哭，袁盎引却慎夫人坐指人彘以为喻，而帝亦不以为嫌，岂非不害于直耶？唐太宗英明能断，从谏如流，导群臣而使之言，故若魏郑公之言昭陵，王圭之论庐江，可谓能讽谏矣。至郑公之言十渐，极陈时政之得失；圭之论祖孝孙，以谓陛下负臣、臣不负陛下，而帝亦不以为过，岂非不害于直耶？若夫萧望之、张猛、京房之言石显，而元帝杀之；王章之言王凤，而成帝杀之；王嘉、郑崇之言董贤，而哀帝杀之；李膺、陈蕃、范滂之徒言阉宦，而灵帝杀之；长孙无忌、褚遂良、上官仪言武氏，而高宗杀之；张柬之、桓彦范等言韦氏，而中宗杀之；孟昭图言田令孜，而僖宗杀之：是皆事暗君，以直谏而蹈祸，乃其所也，尚何讽之云哉。

右《楚辞后语目录》，以晁氏所集录《续》、《变》二书刊补定著，凡五十二篇。晁氏之为此书，固主于辞，而亦不得不兼于义。今因其旧，则其考于辞也宜益精，而择于义也当益严矣。此余之所以兢兢而不得不致其谨也。盖屈子者，穷而呼天、疾痛而呼父母之词也，故今所欲取而使继之者必其出于幽忧穷蹙、怨慕凄凉之意，乃为得其馀韵。而宏衍钜丽之观，欢愉快适之语，宜不得而与焉。至论其等，则又必以无心而冥会者为贵。其或有是，则虽远且贱，犹将汲而进之。一有意于求似，则虽迫真如杨柳，亦不得已而取之耳。若其义，则首篇所著荀卿子之言指意深切，词调铿锵。君人者诚能使人朝夕讽诵，不离于其侧，如卫武公之抑戒，则所以入耳而著心者，岂但广厦细旃、明师劝诵之益而已哉！此固余之所为眷眷而不能忘者。若《高唐》、《神女》、《李姬》、《洛神》之属，其词若不可废，而皆弃不录，则以义裁之，而断其为礼法之罪人也。《高唐》卒章虽有「恩万方，忧国害，开圣贤，辅不逮」之云，亦屠儿之礼佛，倡家之读《礼》耳，几何其不为献笑之资，而何讽一之有哉！其息夫躬、柳宗元之不弃，则晁氏已言之矣。至于扬雄，则未有议其罪者。而余独以为是其失节亦蔡琰之俦耳。然琰犹知愧而自讼，若雄则反讪前哲以自文，宜又不得与琰比矣。今皆取之，岂不以夫琰之母子无绝道，而于雄则欲因《反骚》而著苏氏、洪氏之贬词，以明天下之大戒也？陶翁之词，晁氏以为中和之发，于此不类，特以其为古赋之流而取之，是也。抑以其自谓灾臣，耻事二姓而言，则其意亦不为不悲矣。序列于此，又何疑焉？至于终篇特著张夫子、吕与叔之言，盖又以告夫游艺之及此者，使知学之有本而反求之，则文章有不足为者矣。其馀微文碎义，又各附见于本篇，此不暇悉著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