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称「君子以治历明时」，《书》云「历象日月星辰」，「乃同律度量衡」，孔子陈后王之法，曰「谨权量，审法度」。《春秋》举「先王之正时也，履端于始」，又言「天子有日官」。是以昔在轩辕，容成作历，逮乎帝唐，羲和察影。皆所以审农时而重民事也。太和十一年，臣自博士迁著作，忝司载述，时旧钟律郎张明豫推步历法，治己丑元，草创未备。及迁中京，转为太史令，未几丧亡，所造致废。臣中修史，影明初，奏求奉车都尉、领太史令赵樊生，著作佐郎张洪，给事中、领太乐令公孙崇等造历，功未及讫，而樊生又丧，洪出除泾州长史，唯崇独专其任。暨永平初，亦已略举。时洪府解停京，又奏令重修前事，更取太史令赵胜、太庙令庞灵扶、明豫子龙祥共集秘书，与崇等详验，推建密历。然天道幽远，测步理深，候观迁延，岁月滋久，而崇及胜前后并丧。洪所造历为甲午、甲戌二元，又除豫州司马。灵扶亦除蒲阴令。洪至豫州，续造甲子、己亥二元。唯龙祥在京，独修前事，以皇魏运水德，为甲子元。兼校书郎李业兴本虽不豫，亦和造历，为戊子元。三家之术，并未申用。故贞静处士李谧私立历法，言合纪次，求就其兄玚追取，与洪等所造，递相参考，以知精粗。臣以仰测晷度，实难审正，又求更取诸能算术兼解经义者前司徒司马高绰、驸马都尉卢道虔、前冀州镇东长史祖莹、前并州秀才王延业、谒者仆射常景等，日集秘书，与史官同检疏密。并朝贵十五日一临，推验得失，择其善者，奏闻施用。限至岁终。但世代推移，轨宪时改，上元今古，考准或异，故三代课步，始卒各别。臣职豫其事，而朽惰已甚，既谢运筹之能，弥愧意算之艺，由是多历年世，兹业弗成，公私负责，俯仰惭腼（《魏书·律历志上》。延昌四年冬，侍中、国子祭酒领著作崔光表。）。

前被旨敕，以兼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并其书表，付外考试，登依旨敕以去。八月初，诣署集议。但六乐该深，五声妙远。至如仲尼渊识，故将忘味；吴札善听，方可论辨。自斯已降，莫有详之。今既草创，悉不穷解，虽微有诘论，略无究悉。方欲商搉淫滥，作范将来，宁容聊尔一试，便垂竹帛。今请依前所召之官并博闻通学之士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穷音律，辨括权衡。若可施用，别以闻请（《魏书·乐志》。正始元年十月，尚书李崇奏。）。

昔太和中，中书监高闾、大乐令公孙崇修造金石，数十年间，乃奏成功。时大集儒士，考其得失。太常卿刘芳请别营造，久而方就。复召公卿，量校合否，论者沸腾，莫有适从。登被旨敕，并见施用。往岁大军入洛，戎马交驰，所有乐器，亡失垂尽。臣至太乐署，问太乐令张乾龟等，云承前以来，置宫悬四箱，栒虡六架。东北架编黄钟之磬十四，虽器名黄钟，而声实夷则，考之音制，不甚谐韵。姑洗悬于东北，太蔟编于西北，蕤宾列于西南，并皆器象差位，调律不和。又有仪钟十四，虚悬架首，初不叩击，今便删废，以从正则。臣今据《周礼》凫氏修广之规，磬氏倨句之法，吹律求声，叩钟求音，损除繁杂，讨论实录，依十二月为十二宫，各准辰次，当位悬设，月声既备，随用击奏，则会还相为宫之义，又得律吕相生之体。今量钟磬之数，各以十二架为定（《魏书·临淮王谭附传》）。

《书》称「同律度量衡」，论云「谨权量，审法度」，此四者，乃是王者之要务，生民之所由。四者何先？以律为首。岂不以取法之始，求天地之气故也。孔子曰：「移风易俗，莫尚于乐」。然则乐之所感，其致远矣。今调音制乐，非律无以克和，然则律者，乐之本也。臣前被敕理乐，与皇宗博士孙惠蔚、太乐祭酒公孙崇等，考《周官》、《国语》，及《后汉·律历志》，案京房法，作准以定律，吹律以调丝，案律寸以孔竹，八音之别，事以粗举。书既三奏，备在前闻。臣年垂七十，日就衰颓，恐一朝先犬马，竟无丝发之益，使律法长绝，遗恨没世，是以慺慺惓惓，不敢忘怠。近在邺见崇，臣先以其聪敏精勤，有挈瓶之智，虽非经国之才，颇长推考之术，故臣举以教乐令，依臣先共所论乐事，自作《钟磬志议》二卷，器数为备，可谓世不乏贤。令崇徒教乐童书学而已，不恭乐事，臣恐音律一旷，精赏实难，习业差怠，转乖本意。今请使崇参知律吕钟磬之事，触类而长之，成益必深。求持臣先所奏三表，勘《后汉·律历志》，陛下亲览，以求厥衷，俱然易了。又著作郎韩显宗，博闻强识，颇有史才，粗解音律，亦求令时往参知。臣虽在外官，窃慕古人举善之义，愚意所及，不能自己，虽则越分，志在补益，愿不以言废人（《魏书·律历志》上。太和中，诏中书监高闾修正音律。久末能定，闾出为相州刺史。十八年，闾表。）。

伏惟皇魏龙跃凤举，配天光宅。世祖太武皇帝革静荒嵎，廓宁宇内，凶丑尚繁，戎轩仍动，制礼作乐，致有阙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钟后仁之期，道协先天之日，顾《云门》以兴言，感《萧韶》而忘味。以故中书监高闾博识明敏，文思优洽，绍踪成均，实允所寄。乃命闾广程儒林，究论古乐，依据《六经》，参诸国志，错综阴阳，以制声律。钟石管弦，略以完具，八音声韵，事别粗举。值迁邑崧瀍，未获周密，五权五量，竟不就果。自尔迄今，率多褫落，金石虚悬，宫商未会。伏惟陛下至圣承天，纂戎鸿烈，以金石未协，诏臣缉理。谨即广搜秬黍，选其中形，又采梁山之竹，更裁律吕，制磬造钟，依律并就。但权量差谬，其来久矣，顷蒙付并州民王显进所献古铜权，稽之古范，考以今制，钟律准度，与权参合。昔造犹新，始创若旧，异世同符，如合规矩。乐府先正声，有《王夏》、《肆夏》、《登歌》、《鹿鸣》之属六十馀韵，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兴，置《皇始》之舞，复有吴夷、东夷、西戎之舞。乐府之内，有此七舞。太和初，郊庙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窃惟周之文武，颂声不同；汉之祖宗，庙乐又别。伏惟皇魏，四祖三宗，道迈隆周，功超鸿汉，颂声庙乐，宜有表章，或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亲、雅量渊远、博识洽闻者，其孰能识其得失？卫军将军、尚书右仆射臣高肇，器度淹雅（「淹雅」原作「徽雅」，《册府》卷五六七作「淹雅」，按文义，《册府》是，今据改。）神赏入微，徽赞大猷（「徽赞」原作「淹赞」，《册府》卷五六七作「徽赞」，按文义，《册府》是，今据改。）声光海内，宜委之监就，以成皇代典谟之美。昔晋中书监荀勖，前代名贤，受命成均，委以乐务，崇述旧章，仪刑古典，事光前载，岂远乎哉？又先帝明诏内外儒林，亦任高闾申请。今之所须，求依前比（《魏书·乐志》。正始四年春，太乐令公孙崇复表言。）。

臣顷自大乐，详理金石，及在秘省，考步三光，稽览古今，研其得失。然四序迁流，五行变易，帝王相踵，必奉初元，改正朔，殊徽号、服色，观于时变，以应天道。故《易》汤武革命，治历明时。是以三五迭隆，历数各异。伏惟皇魏绍天明命，家有率土，戎轩仍动，未遑历事，因前魏《景初历》，术数差违，不协晷度。世祖应期，辑宁诸夏，乃命故司徒、东郡公崔浩错综其数。浩博涉渊通，更修历术，兼著《五行论》。是时故司空、咸阳公高允，该览群籍，赞明五《纬》，并述《洪范》。然浩等考察，未及周密，高宗践阼，乃用敦煌赵𣤆甲寅之历，然其星度，稍为差远。臣辄鸠集异同，研其损益，更造新历。以甲寅为元，考其盈缩，晷象周密，又从约省。起自景明，因名《景明历》。然天道盈虚，岂曰必协，要须参候是非，乃可施用。太史令辛宝贵，职司玄象，颇闲秘数；秘书监郑道昭，才学优赡，识览该密；长兼国子博士高僧裕，乃故司空允之孙，世综文业；尚书祠部郎中宗景，博涉经史；前兼尚书郎中崔彬，微晓法术。请此数人，在秘省参候。而伺察晷度，要在冬夏二至前后各五日。然后乃可取验。臣区区之诚，冀效万分之一（《魏书·律历志上》。世宗景明中，诏太乐令公孙崇、赵樊生等同共考验。正始四年冬崇表。）。

案太乐令公孙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刘芳及朝之儒学，执诸经传，考办合否，尺寸度数，悉与《周礼》不同。问其所以，称必依经文，声则不协，以情增减，殊无准据。窃惟乐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赞祖宗之茂功，垂之后王。不刊之制，宜宪章先圣，详依经史。且二汉、魏、晋历诸儒哲，未闻器度依经，而声调差谬。臣等参议，请使臣芳准依《周礼》更造乐器，事讫之后，集议并呈，从其善者（《魏书·乐志》。永平二年秋，尚书令高肇、尚书仆射清河王怿等奏言。）。

自金行失御，群伪竞兴，礼坏乐崩，彝伦攸斁。大魏应期，奄有四海。高祖孝文皇帝以睿圣统天，克复旧典。乃命故中书监高闾广旌儒林，推寻乐府，依据《六经》，参诸国志，以黍裁寸，将均周、汉旧章。属云构中迁，尚未云就。高祖睿思玄深，参考经记，以一黍之大，用成分体，准之为尺，宣布施行。

暨正始中，故太乐令公孙崇辄自立意，以黍十二为寸，别造尺度，定律刊钟。皆向成讫，表求观试。时敕太常卿臣芳，以崇造既成，请集朝英，议其得否。芳疑崇尺度与先朝不同，察其作者，于经史复异，推造鲜据，非所宜行。时尚书令臣肇、清河王怿等以崇造乖谬，与《周礼》不同，遂奏臣芳依《周礼》更造，成讫量校，从其善者。而芳以先朝尺度，事合古典。乃依前诏书，以黍刊寸，并请朝廷，用裁金石。于时议者，多云芳是，唯黄门侍郎臣孙惠蔚与崇扶同。二途参差，频经考议。而尚书令臣肇以芳造。崇物故之后，而惠蔚亦造一尺，仍云扶。以比崇尺，自相乖背。量省二三，谓芳为得。而尚书臣匡表云，刘孙二尺，长短相倾，稽考两律，所容殊异。言取中黍，校彼二家，云并参差，抑中无所，自立一途，请求议判。当时议者，或是于匡。两途舛驳，未即时定。肇又云，权斛斗尺，班行已久，今者所论，岂喻先旨。宜仰依先朝故尺为定。

自尔以后，而匡与肇厉言都座，声色相加，高下失其常伦，噂竞无复彝序。匡更表列，据己十是，云芳十非。又云：「肇前被敕旨，共芳营督，规立钟石之名，希播制作之誉。乃凭枢衡之尊，藉舅氏之势，与夺任心，臧否自己。阿党刘芳，遏绝臣事，望势雷同者，接以恩言，依经案古者，即被怒责。虽未指鹿化马，移天徙日，实使蕴藉之士，耸气坐端，怀道之夫，结舌筵次」。又言：「芳昔与崇竞，恒言自作，今共臣论，忽称先朝。岂不前谓可行，辄欲自取，后知错谬，便推先朝。殊非大臣之体，深失为下之义。复考校势臣之前，量度偏颇之手，臣必刖足内朝，抱璞人外」。嚣言肆意，彰于朝野。

然匡职当出纳，献替所在，斗尺权度，正是所司。若己有所见，能练臧否，宜应首唱义端，早辨诸惑，何故默心随从，不关一言，见芳成事，方有此语。计芳才学，与匡殊悬，所见浅深，不应相匹。今乃始发，恐此由心，借智于人，规成虚誉。况匡表云：「所据铜权，形如古志，明是汉作，非莽别造」。及案《权铭》云：「黄帝始祖，德布于虞，虞帝始祖，德布于新」。若莽佐汉时事，宁有铭伪新之号哉？又寻《莽传》，云莽居摄，即变汉制度。考校二证，非汉权明矣。复云：「芳之所造，又短先朝之尺」。臣既比之，权然相合。更云：「芳尺与千金堰不同」。臣复量比，因见其异。二三浮滥，难可据准。又云：「共构虚端，妄为疑似，托以先朝，云非己制」。

臣案此欺诈，乃在于匡，不在于芳。何以言之？芳先被敕，专造钟律，管龠优劣，是其所裁，权斛尺度，本非其事。比前门下索芳尺度，而芳牒报云：「依先朝所颁新尺，复应下黍，更不增损，为造钟律，调正分寸而已」。检匡造时，在牒后一岁，芳于尔日，匡未共争，已有此牒，岂为诈也？计崇造寸，积黍十二，群情共知；而芳造寸，唯止十黍，亦俱见先朝诏书。以黍成寸，首尾历然，宁有辄欲自取之理？肇任居端右，百寮是望，言行动静，必副具瞻。若恃权阿党，诈托先诏，将指鹿化马，徙日移天，即是魏之赵高，何以宰物。肇若无此，匡既诬毁宰相，讪谤明时。岂应谈议之间，便有指鹿之事；可否之际，轻生刖足之言。赵高矫惑，事属衰秦；卞和抱璞，时遇暴楚。何宜以济济之朝，而有斯谤者哉！阻惑朝听，不敬至甚，请以肇、匡并禁尚书，推穷其原，付廷尉定罪（《魏书·广平王洛侯附传》。第五子匡与尚书令高肇不平，后因与太常刘芳议争权量，遂与肇声色。御史中尉王显奏匡云云。诏曰可。）。

太乐令公孙崇更调金石，变理音准，其书二卷并表，悉付尚书，夫礼乐之事，有国所重，可依其请，八座已下、四门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大乐署，考论同异，博采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魏书·乐志》。先是，高闾引给事中公孙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乐事。正始元年秋诏。）。

王者功成治定，制礼作乐，以宣风化，以通明神，理万品，赞阴阳，光功德，治之大本，所宜详之。可令太常卿刘芳亦与主之（《魏书·乐志》。太乐令公孙崇表请高肇监就乐务，世宗知肇非才，诏云云。）。

测度晷象，考步宜审，可令太常卿芳率太学、四门博士等依所启者，悉集详察（《魏书·律历志》上。公孙崇表上景明历，世宗诏。）。

前被符，问：「京房准定六十律之，后虽有器存，晓之者鲜。至熹平末，张光等犹不能定弦之急缓，声之清浊。仲儒授自何师，出何典籍，而云能晓」？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颇爱瑟琴，又尝览司马彪所撰《续汉书》，见京房准术，成数炳然，而张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窃有意焉。遂竭愚思，钻研甚久。虽未能测其机妙，至于声韵，颇有所得。度量衡历，出自黄钟，虽造管察气，经史备有。但气有盈虚，黍有巨细，差之毫里，失之千里。自非管应时候，声验吉凶，则是非之原，谅亦难定。此则非仲儒浅识所敢闻之。至于准者鲜本以代律，取其分数，调校乐器，则宫商易辨。若尺寸小长，则六十宫商相与微浊；若分数加短，则六十徵羽类皆小清。语其大本，居然微异。至于清浊相宣皆会歌管，皆得应合。虽积黍验气，取声之本，清浊谐会，亦须有方。若闲准意，则辨五声清浊之韵；若善琴术，则知五调调音之体。参此二途，以均乐器，则自然应和，不相夺伦。如不练此，必有乖谬。

案后汉顺帝阳嘉二年冬十月，行礼辟雍，奏应钟，始复黄钟作乐，器随月律。是为十二之律必须次第为宫，而商角徽羽以类从之。寻调声之体，宫商宜浊，徵羽用清。若依公孙崇止以十二律声，而云还相为宫，清浊悉足，非唯未练五调调器之法。至于五声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黄钟为声气之元，其管最长，故以黄名目为宫，太蔟为商，林钟为徵，则宫徵相顺。若均之八音，犹须错采众声，配成其美。若以应钟为宫，大吕为商，蕤宾为徵，则徵浊而宫肖，虽有其韵，不成音曲。若以夷则为宫，则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吕为徵，其商角羽并无其韵。若以中吕为宫，则十二律内全无所取。何者？中吕为十二之窍，变律之首。依京房书，中吕为宫，乃以去灭为商，执始为徵，然后方韵。而崇乃以中吕为宫，犹用林钟为商，黄钟为徵，何由可谐？仲儒以为调和乐器，文饰五声，非准不妙。若如严嵩父子，心赏清浊，是则为难。若依案见尺作准，调弦缓急，清浊可以意推耳。

但音声精微，史传简略，旧志唯云准形如瑟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九寸，调中一弦，令与黄钟相得。案画以求其声，遂不辩准，须柱以下，柱有高下，弦有粗细，余十二弦复应若为？致令揽者迎前拱手。手案房准九尺之内为一十七万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内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复十之，是为于准一寸之内亦为万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则于准一分之内，乘为二千分，又为小分，以辨强弱。中间至促，虽复离朱之明，犹不能穷而分之。虽然仲儒私曾考验，但前却中柱，使入常准尺分之内，则相生之韵已自应合。然分数既微，器宜精妙。其准面平直，须如停水；其中弦一柱，高下须与二头临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时，不使离弦，不得举弦。又中弦粗细，须与琴宫相类。中弦须施轸如珍，以轸调声，令与黄钟一管相合。中弦下依数画出六十律清浊之节。其余十二弦，须施柱如筝。又凡弦皆须豫张，使临时不动，即于中弦案画一周之声，度著十二弦上。然后依相生之法，以次运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调调声之法，以均乐器。其瑟调以宫为主，清调以商为主，平调以角为主。五调各以一声为主，然后错采众声，以文饰之，方如锦绣。

自上代以来，消息调准之方并史文所略，出仲儒愚思。若事有乖此事，声则不和。仲儒寻准之分数，精微如彼，定弦缓急，艰难苦此。而张光等亲掌其事，尚不知藏中有准。既未识其器，又焉能施弦也？且燧人不师资而习火，延寿不束脩以变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无从，心达者体知而无师」。苟有一毫厘所得，皆关心抱，岂必要经师授然后为奇哉。但仲儒自省肤浅，才非一足，正可粗识音韵，才言其理致耳（《魏书·乐志》。先是有陈仲儒者，自江南归国，颇闲乐事，请依京房立准，以调八音。神龟二年夏，有司问状，仲儒言云云。又见《通典》一百四十三）。

臣闻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易》曰：「先王以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书》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诗言志，律和声，敦叙九族，平章百姓，天神于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礼。故乐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发其歌颂，荐之宗庙则灵只飨其和，用之朝廷则君臣协其志，乐之时义大矣哉！虽复沿革异时，晦明殊位，周因殷礼，百世可知也。

太祖道武皇帝应图受命，光宅四海，义合天经，德符地纬，九戎荐举，五礼未详。太宗、世祖，重辉累耀，恭宗、显祖，诞隆丕基，而犹经营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绪，纂无为之运，帝图既远，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书监高闾草创古乐，闾寻去世，未就其功。闾亡之后，故太乐令公孙崇绩修遗事，十有馀载，崇敷奏其功。时太常卿刘芳以崇所作体制差舛，不合古义，请更修营，被旨听许。芳又厘综，久而申呈，时故东平王元匡共相论驳，各树朋党，争竞纷纶，竟无底定。及孝昌已后，世属艰虞，内难孔殷，外敌滋甚。永安之季，胡贼入京，燔烧乐库，所有之钟，悉毕贼手，其馀磬石，咸为灰烬。普泰元年，臣等奉敕营造乐器，责问太乐，前来郊丘悬设之方，宗庙施安之分。太乐令张乾龟答称芳所造六格：北厢黄钟之均，实是夷则之调，其馀三厢，宫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乐人尚存。又有姑洗、太族二格，用之后宫，检其声韵，复是夷则，于今尚在。而芳一代硕儒，斯文攸属，讨论之日，必应改古，深有明证。乾龟之辨，恐是历岁稍远，伶官失职。芳久殂没，遗文销毁，无可遵访，臣等谨详《周礼》，分乐而序之。

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族为徵，姑洗为羽，若乐六变，天神可得而礼。函钟为宫，大族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若乐八变，地示可得而礼。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大族为徵，应钟为羽，若乐九变，人鬼可得而礼。至于布置，不得相生之次，两均异宫，并无商声，而同用一徵。《书》曰：「于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八音克谐，神人以和」。计五音不具，则声岂成文。七律不备，则理无和韵。八音克谐，莫晓其旨。圣道幽玄，微言已绝，汉魏以来，未能作者。案《春秋》鲁昭公二十年，晏子言于齐侯曰：「先王之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声亦如味，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黄钟之均，黄钟为宫，太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一悬十九钟，十二悬二百二十八钟，八十四律」。即如此义，乃可寻究。今案《周礼》小胥之职，乐悬之法，郑注云：「钟磬编县之，二八十六枚」。汉成帝时，犍为郡于水滨得古磬十六枚献呈，汉以为瑞，复依《礼图》编悬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悬之器。检太乐所用钟、磬，各一悬十四，不知何据。魏侍中谬袭云：《周礼》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以致鬼神。今之乐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乐制既亡，汉成谓《韶武》、《武德》、《武始》、《大钧》可以备四代之乐。奏黄钟，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宾，舞《武始》、《大钧》，以祀宗庙。祀圜丘、方泽，群庙祫祭之时则可兼舞四代之乐。汉亦有《云翘》、《育命》之舞，罔识其源，汉以祭天。魏时又以《云翘》兼祀圜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泽地郊。今二舞久亡，无复知者。臣等谨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记》凫氏为钟鼓之分，磬氏为磬倨（句）之法，《礼运》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义，以律吕为之剂量，奏请制度，经纪营造。依魏晋所用四厢宫悬，钟、磬各十六悬，埙、篪、筝、筑，声韵区别。盖理三稔，于兹始就，五声有节，八音无爽，笙镛和合，不相夺伦，元日备设，百寮允瞩。虽未极万古之徽踪，实是一时之盛事。

窃惟古先哲王，制礼作乐，各有所称：黄帝有《咸池》之乐，颛顼作《承云》之舞，《大章》、《大韶》，尧舜之异名，《大夏》《大濩》，禹汤之殊称，周言《大武》，秦曰《寿人》。及焚书绝学之后，旧章沦灭，无可准据。汉高祖时，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乐，迎神庙门奏《嘉至》，皇帝入庙门奏《永至》，登歌再终，下奏《休成》之乐，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乐》、《礼容乐》，又有《房中祠乐》，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乐府令夏侯宽备其箫管，更名《安世乐》。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庙奏《昭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孝武庙奏《盛德》、《文始》、《四时》、《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乐己行武以除乱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行》也；《四时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为《昭德》，孝宣以《昭德舞》为《盛德》。光武庙奏《大武》，诸帝庙并奏《文始》、《五行》、《四时》之舞。及卯金不祀，当涂勃兴，魏武庙乐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总号《大钧》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时，晋氏之乐，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损益相缘，徽号殊别者也。而皇魏统天百三十载，至于乐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风，章明功德，赞扬懋轨，垂范无穷者矣。

案今后宫飨会及五郊之祭，皆用两悬之乐，详揽先诰，大为纰缪。古礼，天子宫悬，诸侯轩悬，大夫判悬，士特悬。皇后礼数，德合王者，名器所资，岂同于大夫哉。《孝经》言：「严父莫大于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即五精之帝也。《礼记·王制》「庶羞不逾牲，燕衣不逾祭服」，《论语》，「禹卑宫室，尽力于沟洫」，「恶衣服致美于黻冕」。何有殿庭之乐过于天地乎？失礼之差，远于千里。昔汉孝武帝东巡狩封禅，还祀泰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阴，皆尽用，明其无减。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莹等奏求造十二悬，六悬裁讫，续复营造，寻蒙旨判。今六悬既成，臣等思钟磬各四，鈲镈相从，十六格宫悬已足，今请更营二悬，通前为八，宫悬两具矣。一具备于太极，一具列于显阳。若圆丘、方泽、上辛、四时五郊、社稷诸祀，虽时日相交，用之无阙。孔子曰：周道四达，礼乐交通。传曰：「鲁有禘乐，宾祭用之」。然则天地宗庙同乐之明证也。其升斗权量，当时未定，请即刊校，以为长准。

周存六代之乐，《云门》、《咸池》、《韶夏》、《濩武》用于郊庙，各有所施，但世运遥缅，随时亡缺。汉世唯有虞《韶》、周《武》，魏为《武始》、《咸熙》，错综风声，为一代之礼。晋无改造，易名《正德》。今圣朝乐舞未名，舞人冠服无准，称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来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庙：武舞执干戚，著平冕、黑介帻、玄衣裳、白领袖、绛领袖中衣、绛合幅裤袜、黑韦鞮；文舞执羽龠，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于庙庭，武舞、武弁、赤介帻、生绛袍、单衣绛领袖、皂领袖中衣、虎文画合幅裤、白布袜、黑韦鞮；文舞者进贤冠、黑介帻、生黄袍、单衣白合幅裤，服同上。其魏晋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别所，故声歌各异。今之太庙，连基接栋，乐舞同奏，于义得通。

自中原丧乱，晋室播荡，永嘉已后，旧章湮没。大武皇帝破平统万，得古雅乐一部，正音歌五十曲，工伎相传，间有施用。自高祖迁居，世宗晏驾，内外多事，礼物未周。今日所有《王夏》、《肆夏》之属二十三曲，犹得击奏，足以阐累圣之休风，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义光下武，道契玄机，业隆宝祚，思服典章，留心轨物，反尧舜之淳风，复文武之境土，饰宇宙之义刑，纳生人于福地，道德熙泰，乐载新声，天成地平，于是乎在。乐舞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参厕问道，呈御之日，伏增惶惧（《魏书·乐志》。普泰中，前废帝诏录尚书长孙稚、太常卿祖莹营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莹表。）。

奉诏取邓保信、阮逸、胡瑗等钟律定夺奏闻，并续准中书送下安宋、何文广所进《乐本图》、《乐纂秘诀》等一处详定。今取到邓保信等奏议，及所造黍尺律管、权量、钟磬等，并崇文院检到历代钟律典故，与差到天官再算管龠法度。仍取保信、逸、瑗元实黄钟管秬黍，再令尺匠别造到黍尺各二条参校，备见得失。据邓保信律法，其黍尺一条，称用上党秬黍圆者，一黍之长，累百成尺，与蔡邕铜龠符合。臣等检详典故，前代累黍造尺，皆以一黍之广为分。唯后魏公孙崇以一黍之长累为尺法。寻太常卿刘芳受诏修乐，以秬黍中者一黍之广者为一分；而中尉元匡以一黍之广，度黍二缝，以取一分。三家纷竞，久不能决。太和十九年，高祖诏以一黍之广用成分体，典修金石。及《隋志》云：「从上相承，有铜龠一，以银错题其铭曰：『黄钟之宫，长九寸，空围九分，容秬黍千二百粒』。祖孝孙云：相承传是蔡邕铜龠」。本志中即不明言用黍长广累尺。巨等今将保信送到黄钟管内秬黍二百粒，令匠人石素等以黍长为分，再累到尺二条。比保信元将到尺，一条长五黍，一条长七黍。盖保信元尺用圆黍累尺，及首尾有相衔处，致有差异。又律管黄钟龠黍校称：据尺裁九十黍之长，空径三分，空围九分，容秬黍千二百粒。臣等用保信元送到黍尺斛量，分寸略同。复将保信实龠秬黍再累者尺校之，即长广分寸不同。又秤一量称，止是铢两斤之数。臣等比保信元将到实龠黍校之，即同。又龠合升斗等，龠径九分、深七分二厘，合径九分、深寸有三分八厘，升径二寸六分九厘、深一寸六分二厘，斗径五寸三分一厘、深四寸八厘。臣等详保信龠法，称径阔九分，即当深一寸四厘。今保信合法，称径阔九分、深一寸三分八厘，自已差舛。其升、斗之数，亦皆类。此兼据楚衍等状，算到龠、合、升、斗皆不相合，亦不合周汉量法。又据阮逸、胡瑗钟律法，黍尺一条，称以上党羊头山秬黍中者，累广求尺，于黄钟之声。臣等详逸等尺，以大黍百粒累广成之，复令尺匠石素等将逸等送到黄钟管内秬黍二百粒，以黍广为分，再累到尺二条。比逸等元尺，一条短七黍，一条短三黍半。盖逸等元尺并用一等大黍累成，其实管之黍大小不均，致有差异。又铜律管十二枚，臣等将黄钟一管，据楚衍等算到围九分分之法校之，黄钟管长九寸，径三分四厘六毫强，围一寸三厘九毫二丝强。如用逸等元将到黍尺校之，略同；若将逸等实龠秬黍再累者尺校之，即长广分寸不同。又铜称二量，称以两黄钟之龠合为一两，十六两为斤。自铢至斤，作铢称一；又以斤至钧，作钧称一。钧称之制，衡修三尺六寸，权重七十二两，权行圜而环之，内倍好。臣等以逸等元将到实龠黍校之即同。又龠、合、升、斗、斛、豆、区、釜等，龠方一寸、深八分一厘，合方一寸、深一寸六分二厘，升方三寸、深一寸八分，斗方六寸、深四寸五分，斛方一尺、深一尺六寸二分，豆方四寸、深四寸五厘、容四斗，区方六寸、深七寸一分、容一斗六升，釜方一尺、深一尺三分七厘弱、容六斗四升。据楚衍等再算逸等所制量方深寸，如用逸等元累黍尺校之，即合量法。若将逸等实龠秬黍再累者尺参校，即有差异。又钟磬各一架，臣等看详，虽形制有合典故，又缘黍尺已差，难为定夺。臣等检详钟律典故，自晋至隋累黍之法但求尺裁管，不以权量互相酬校，故历代黄钟之管容黍之数不同。惟后周因掘地得古玉斗，据斗造律，兼制权量，亦不同周汉制度。然《虞书》所载，「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司马迁亦云：「王者制事立法，物度轨则一禀于六律，为万事根本焉」。故《汉志》有备数、和声、审度、嘉量、权衡之说，悉起于黄钟之数。今若欲器之制参互无失，则班《志》积分之法为近。其逸、瑗所进钟律法奏议，管龠权量积分之数，前志中虽不明述方分，今据秋官正楚衍等再以《九章》等术及《礼记》投壶法推究开方，求所合班《志》。逸等以大黍累尺，小黍实龠，即于本法自相违戾，所以邓保信黍尺以长为分，虽合后魏公孙崇所说，然当时已不施用。况保信今尺以圆黍累之，及首尾相衔处又与实龠之黍再累到大不同。其量器分寸既不合，则权衡之法不可独用。所有安宋、何文广元进《乐本图》及《乐纂录秘诀》于钟律制度别无可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