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此数书，各有所失。孙策虽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陈登间其心腹，且深险强宗，未尽归复，曹、袁虎争，势倾山海。策岂暇远师汝、颍，而迁帝于吴、越哉？斯盖庸人之所鉴见，况策达于事势者乎？又按袁绍以建安五年至黎阳，而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闻曹公与绍相拒于官渡，谬矣。伐登之言，为有证也。

又《江表传》说策悉识韩当军士，疑此为诈，便射杀一人。夫三军将士或有新附，策为大将，何能悉识？以所不识，便射杀之，非其论也。又策见杀在五年，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乖错尤甚矣（《吴志·孙破虏传》注）。

夫大雅之处世也，必先审隐显之期，以定出处之分，否则括囊以保其身，泰则行义以达其道。歆既无夷、皓韬邈之风，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挠心于邪儒之说，交臂于陵肆之徒，位夺于一竖，节堕于当时。昔许、蔡失位，不得列于诸侯；州公实来，鲁人以为贱耻。方之于歆，咎孰大焉（《魏志·华歆传》注）？

武烈自奋于小吏，竟摧董卓。以彼忠愤，何乃进退俯仰于袁术之手？汉末愚儒守文之弊，盖成风矣；亦所以启桓王之翻然翱翔者哉！诸葛亮称：「刘繇王朗各据州郡，论安言计，动引圣人，群疑满腹，众难塞胸。今岁不战，明年不征，使孙策坐大，遂并江东」。然自古英豪，非履险知难往往不能济。要之，成败祸福，亦相生于无穷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