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驷歂杀邓析，而用其《竹刑》。君子谓子然「于是不忠。苟有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云云。）。故用其道，不弃其人。《诗》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右定九年。郑自子产铸刑书，而叔向难子产，固自以救世，邓析又改焉。其不得已而用，可知矣。邓析，春秋时乱人之雄也。破律改作，王制之所诛。夫天下无王，而诸侯有政，能使乱人不得作，是乃驷歂之所以为贤也。君子不以人废言，故邓析虽邪，竹刑有时而或用；不以言取人，故邓析虽能为竹刑，不足以救死。而《传》载君子之言，谓子然不忠。夫子然可为忠矣！诛一邪臣，不过忠于郑；去一乱人之雄，忠于先王后世之人多矣。而又以谓「苟可以加于国家者，弃其邪可也」。夫谓之邪矣，何可以加于国家哉？召伯之惠政在民，其人贤，故民爱而存其甘棠。用其道，不弃其人，若召伯可也，以比竹书，异哉！李斯为秦立法，汉灭秦，亦因之，不害于治。然汉用李斯可存之法则善，使李斯而在汉，虽欲不弃，得乎哉？又《列子》载邓析被杀，事异而意同，曰：邓析操两可之说，设无穷之词，当子产为政，数难子产，子产屈之，俄而诛之。以谓邓析非能屈子产，不得不屈；子产非能诛邓析，不得不诛。虽不云驷歂杀之，要邓析之不可不诛，《列子》亦云尔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