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子云，汉末大儒也，作《法言》以准《论语》，大抵商略古今人物，少有许可。至论唐虞人材，则曰「皋陶以智为帝谟」；论后世之事君，则曰「谟合皋陶谓之嘉」。夫自尧舜至于西汉之末，凡数千年，岂无一人翘然献忠，赞襄弥缝以为后世之法哉？子云孜孜皋陶，以为臣子献言之模范者，不为无说也。愚尝反复而论之熟矣。盖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之士鲜矣，士之生于世，当佐人主兴衰拨乱，以立非常之功。苟为不然，则必铺陈利害，条别是非，明当世之得失，而补人主之缺焉。观尧舜之时，在廷之士如禹、稷，如益、契，或以治水有功，或以播种有功，或以敷教有功，独一皋陶者碌碌诸子之间，若无能为，然舜以不得为已忧者，诚以其谟可以治天下国家也。考之于《书·皋陶谟》之所载，不过曰「在知人，在安民」，「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而已。然则扬雄孜孜取之者，岂非美其知人安民之策乎？其后如伊尹之训太甲，傅说之诲高宗，周公之戒成王，无非以此为念也。三代而下，献言之士云集雾合，不可胜数，独李唐三百年间有可采者。何以言之？隋失其鹿，太宗举晋阳之网而罗之。当此之时，咄嗟叱咤，所向无前，人皆以为太宗能创业矣。殊不知一不从魏徵十渐之戒，唐何能兴哉？盖十渐之戒，不过讥太宗之远君子，近小人，是不能知人也，讥太宗之奢肆劳役，是不能安民也。宜乎太宗听之，贞观之治寖寖乎成康之际欤！女武为乱，明皇提戈藩邸之中，而剪除氛乱，遂即帝位。当此之时，人皆以明皇能守文矣。殊不知一不从姚崇十事之训，唐何能治哉？盖十事之训，不过陈禄、莽、阎、梁之乱汉，欲明皇之知人也；不以峻法绳下，而愿政先仁恕，欲明皇之安民也。宜乎明皇从之，开元之治巍巍乎文、景之上欤！然则唐之所以创业守文者，皆由魏徵、姚崇能进知人安民之谟，而太宗、明皇倾心听之之效耳。夫以祖宗创业守文，皆由于此，后世子孙欲中兴王室者，岂外是哉？自安、史乱天下，肃宗幸河东，于斯时也，攻城陷阵，折馘执俘，专阃外之寄者，郭子仪、李光弼之徒是矣。元结之于肃宗，初无肺腑之托也。特以当天下扰攘之时，自揣其才智不足以立功于当世，于是三篇之时议上焉。自泾卒犯京师，而德宗狩奉天，于斯时也，陈师鞠旅，备禦盗贼，以清一时之难者，李晟、浑瑊之徒是矣。陆贽初无葭莩之亲也，特以当国家艰难之际，自度其智虑不足以有为当世，于是数篇谏论上焉。然结之所陈不过数百言，贽之所陈无虑千馀言，其文简严峻厉，汪洋大肆，为能切中当时之利病。大矣哉，虽皋陶之嘉谟，魏徵之十渐，姚崇之十事，其知人安民，殆未能远过也。请撮其机要而言。肃宗违李泌河阳之谋，而不能从任诸将征伐，而心怀犹豫，是昧于知人矣。安史之乱，来归者戮于独柳之下，待罪者毙于缧绁之中，是昧于安民矣。故结之所陈，不过言将士临敌而奔，贤人君子遁逃。任贤人，斥小人，乃帝王之常道，其知人之谟有如此者。国家失于太明、太信，故力役乞丐，冻馁不足，苍生危窘，贫独流亡，其安民之策有如此者。德宗任卢杞之奸邪，盘固如山，祸乱屡作，而犹且不悟，知人安民果安在也？故贽之所言以致寇为群臣之罪，纳谏为帝王之德，一酬一诘，未尽臣下之能，君子小人必辩明而精审，知人之谟孰能出其右哉？断失于太速，察失于太精，寡恕多猜，祸难滋至，必使润泽洪而人心悦，安民之谟孰能出其右哉？呜呼，二子所陈，分别利害，条陈是非，载在青史，炳若丹青，有不可掩者。然撮其大略，不过知人安民而已。譬如兵家之书，千章万句，不离乎多方以误之之一句耳。使肃、德二君皆能虚己听纳，以成中兴之功，顾不伟欤！恭惟主上抚中兴之运，祸乱之变又甚唐室之季，然则知人安民之谟，诚今日之药石也。天下之士蒙被朝廷教育者久矣，行将淬砺词锋，展摩天劲翮，效一鹗之高翔。然后伏剑束书，直扣天阍，吐胸中之所蕴，如元、陆铺陈安民知人之谟，期不负所学而后已，不识先生以为然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