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春秋》之法绝笔于获麟之一句，而褒贬重轻之义，进退是非之训，卒不可得而复见邪！其大权大法，幽深隐奥，则不可得而见矣！其祖述圣人之绪馀，而立为一家之学，裁成义例，以示后世，庶几得其髣髴者，犹可见焉，迁、固之史是也。马迁始改编年之旧，而为纪传之书，以帝王继统而谓之「纪」，以公侯传国而谓之「世家」，以卿大夫列位而为之「传」，而善恶褒贬之意寓于其中，其为功亦勤矣。至班固则又继其法而成一代之史。夫二百年间，天下国家君臣事物之变，可谓广且多矣，以八十万字之文可胜载邪？向非裁之以义例，则错乱糅杂，而莫能究其体要，知其统类，乌足以称为良史哉？故纪言其略，而传载其详，而传之先后，抑有义焉。以功之大小而次之，则韩、彭之后，当继之以卫、霍也；以人之贤愚而次之，则萧、曹之后，当继之以丙、魏也。而世之远近，殊不接矣，亦非记事之体也。故传之所次，服虔谓不以功之大小、人之贤愚，惟以时之先后；而颜师古亦曰又以事类相从。夫时之先后相继，而事之义类相从，则一时之本末，众人之是非，举其端而可以推之矣。贾山之《至言》，皆借秦以为喻；路温舒之抗疏，则亦曰「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二人之志，皆指明秦氏之乱亡，以劘切世主，而欲其除烦救弊，岂非事类之一邪？传而同之，不为失矣。不独此而已也，欲观其变诈之迹，则见于张耳、陈馀；欲观其开陈治乱之道，则见于徐乐、严安；欲观禦边之策，则见于贾捐之、严助；欲观抚民之要，则见于龚遂、召信臣。凡为此者，皆类而从之之谓也。师古之言槩举一二以明之，信乎固之称良史也。

孝文之恭俭慈仁，而贾山乃借秦为喻，盛言其侈靡贪狠暴虐，宜若过矣。然君臣儆戒，正在无虞之时，故舜之臣犹以丹朱戒其君，则山之借秦不为过也。后世骄君谀臣，恃天下无虞而不知儆戒，有闻斯言，必以为讪矣，其取祸败，不亦宜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