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号玄扈，圣名保禄，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明朝末年儒学、西学、天学、数学、水利、农学、军事学等领域学者，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于崇祯朝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任上病逝于北京。谥文定。徐光启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先驱之一。徐光启支持实学，在西学东渐，引进西式火器和发展明军炮兵抵御后金，引种和推广番薯、良种水稻等高产抗逆作物等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徐光启最著名的事迹之一是他与利玛窦合作汉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其中译定的一些重要术语沿用至今。此外，他亲自或组织他人与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合作编译了其他一系列汉文西书。徐光启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尽晚年心血的主要工作是编纂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的《农政全书》和系统介绍西方古典天文学（主要是第谷体系）理论和方法的《崇祯历书》name="崇祯历书"等百科全书式巨著除了徐光启及其门生、合作者编著的《农政全书》（1639年刊行）、《崇祯历书》（1634年完成）、《徐氏庖言》等以及编译的《天学初函》、《泰西水法》、《坤舆格致》等，明代重大的科技文集还有：火器全书《火龙神器阵法》（1403年），朱橚等编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书《普济方》（1406年），朱橚著《救荒本草》，李时珍著药物全书《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堉著《乐律全书》、《律学新说》（1584年）、《律历融通》、《算学新说》，程大位著《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畯著水产书《闽中海错疏》（1596年），潘季驯著《河防一览》，陈实功著《外科正宗》（1617年），茅元仪等编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宋应星著技术全书《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著《瘟疫论》（1642年），方以智著《物理小识》（1643年），熊明遇著西学东渐笔记《格致草》，孙云球著光学仪器专著《镜史》（已佚）等；而明初官修的《永乐大典》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徐光启还著有军事文集《徐氏庖言》和数量可观的天主教传道护教文章。徐光启病逝后，此前由李之藻辑大量徐光启译著等成丛书《天学初函》刊行。在西学方面启蒙于郭居静、受教于主要合作者利玛窦，徐光启深感中国传统学术于逻辑的严重欠缺和中国数学的停滞落后，因而高度重视演绎推理，以数学为着力点，倡导数学的研习、普及和应用；同时，他以理论指导实践，长期身体力行地进行天文、水利、农业等方面的科学实验和测量以及天文望远镜、西式火炮等的制造，归纳总结实践经验。徐光启生活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与培根、伽利略、笛卡儿等西欧学术名家同时代且并驾齐驱，在一些方面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徐光启逝世300周年时，竺可桢于1933年发表《纪念明末先哲徐文定公》一文；又于1934年发表《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文中比较了徐光启和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倡导者弗兰西斯·培根这两位同时代的高官学者，认为徐光启在科学思想、科研实践、科研组织、品行声誉、政绩效果等方面均胜于培根。。在对待西学和西方文明的态度问题上，远早于且不同于清末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中体西用”等思想，徐光启不仅试图组织人才队伍在道理和技艺各层面虚心学习和利用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还提出了逐步而全面地理解、融汇并超越（“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发展路线。徐光启希望以“修身事天”的基督教信仰匡救时弊，挽回世道人心，“补儒易佛”，改良中华文化。徐光启是罗马大公教会汉传开教之初的教友领袖和护教士，是中国基督教史上影响力最大、官位最高的奉教士大夫，被称为中国天主教「圣教三柱石」之首。1933年，徐光启被圣座宣告为“天主之仆”，启动列真福品案；2010年前后，利玛窦、徐光启列真福品案分别重启。

【介绍】： 清湖南湘潭人，字倬湖。嘉庆时布衣。专力于诗，其集兰亭字诗，甚为魏源所称。曾结雨湖诗社。有《随游小草》。

林则徐（1785年8月30日—1850年11月22日 ）男性，福建省福州府侯官县左营司巷（今福州市鼓楼区）人，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俟村老人、俟村退叟、七十二峰退叟、瓶泉居士、栎社散人等，是清朝后期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改革先驱、诗人、学者、翻译家。1811年林则徐（26岁）中进士，后曾官至一品，曾经担任湖广总督、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两次受命钦差大臣。林则徐知名于主张严禁进口的洋鸦片，他曾于1833年建议在国内种鸦片以抗衡洋鸦片。 1839年，林则徐于广东禁烟时，使威廉·渣甸、兰斯禄·颠地等鸦片商行交出鸦片，将收到的洋鸦片于虎门销毁。虎门销烟成为清帝国与大英帝国爆发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导火线。林则徐虽一生奉命与西方抗击周旋，但他对于西方的文化、科技和贸易则持虚心开放的态度，主张学其优而用之。根据文献记载，他至少略通英、葡两种外语，且著力翻译西方报刊和书籍。晚清思想家魏源将林则徐及幕僚翻译的文书合编为《海国图志》，此书对晚清的洋务运动乃至日本的明治维新都具有启发作用。

歙县少司农师程公既卒之明月，仪徵相国师阮公约同人集龙泉寺，检其遗书。先一日，基以告于公之孤德威，德威泣而言曰：「先公于辨论经史、六书古义及天文地志，札记最夥，诗古文词亦为之甚勤，顾不自存省，其仅未散失者，杂置书簏中，往往无首尾题识。它日从容整理，稍就次弟，当乞阮公鉴定。今苫块迫促未遑也，顾辱公及诸君子存录之盛心，不可以负。有《战国策地名考》二十卷，移写粗毕矣。德威斩焉衰绖，不敢躬诣。明日将浼宗人镇北先生持正于阮公。」同人既集，镇北持书来，公披绎久之，叹曰：「疵类有未涤者，然既博且精矣。闻尚无副墨本，余虽欲为审订，未忍遽携持去。」属镇北还于其孤。且谓曰：「诸君其急为校雠，使无遗憾。余虽老，幸及为覆视，而弁言以行。胡朏明《禹贡锥指》、全谢山《地理志稽疑》后，此其盛业矣。并其它箸作，当成大集，司农其可以不朽。」乌乎！京师才士之薮，魁儒硕生，究朴学能文章者，辐凑鳞比，日至有闻。至于网罗六艺，贯串百家，又巍然有声名位业，使天下士归之如星戴斗，如水赴海，在于今日，惟仪徵及司农两公而已。然仪徵以文章经术受三朝殊遇，扬历封圻，入跻宰辅，儒生勋绩，彪炳人寰。司农继先公兰翘学士后，两世入直书房，督学典试，频膺使命，向用甫殷，迄未足以行其志。仪徵公所箸《研经室集》《十三经校勘记》等书，手付剞劂，又刻宋本《十三经注疏》《皇清经解》诸巨册，普惠天下学者。司农则诗文各种既未写定，即此二十卷成书，亦未知付刊何日。仪徵公久得末疾，日有归志，承学之士，谓京师中儒林祭酒，继仪徵者惟司农。乃司农年不中寿，偶撄湿疾，遽归道山。仪徵公年踰七旬，神明不衰，且勤勤焉检其遗书，流连而太息之。噫！资秉之异，学术之大，精神意量包涵斟挹之闳且远，司农视仪徵，亦几如骖之靳矣。信屈殊势，丰啬殊形，脩短异数，如是其不相侔也，岂非天哉？岂非天哉！仪徵少年通籍，蚤负隆誉，由乾隆至道光六十年间，海内覃经讲学之儒，皆其先后所师友，或其门下士，或其再传弟子。司农之起后二十馀年，乾隆时老师宿儒，未及见者已多矣。然基久处京师，所及交若刘丈申甫、潘丈少白、陈丈硕士、陈秋舫、龚璱人、魏默深、陈硕甫、江铁君、徐廉峰、管异之、陈东之、徐君青、郑浣香、俞理初、罗茗香、汪孟慈、陈颂南、张彦惟、许印林、张石州、沈子敦、黄蓉石诸君，大抵皆两公所识习而矜赏者也。基自为弟子员，出司农之门，及成进士，改庶常，仪徵公实为馆师。两公居相邻，基与璱人、孟慈、颂南诸君过从游侍，䡮迹辄相属。今司农已矣，仪徵既告归邗上，文选一楼，如灵光鲁殿。因念基所及交诸君者，前后数十辈，或既逝且老，其尚未至于此者，或浮沈郎署，或留滞公车，或汎滥江湖，如有箸述，早付杀青。天时人事，茫茫汗汗，知谁为后死，当检其遗书者哉？读斯图，不禁为吾师雪涕向天，深悲之而复幸之也。道州门人何绍基谨记。

道光甲辰夏月，晤小舫太史于都门，出其尊人秋舫先生诗集一编，披读数过，卓乎汉唐人手笔，诸家评语亦皆精当，欣佩无似。忆道光辛巳年，关月生孝廉就沈阳讲席，将出山海关，先生于月生为甥舅行，送之以诗，云：「三年客里不曾离，我昨南归汝泪垂。今我北来刚一月，又逢送汝出关时。」「春草春花满帝城，可堪仗策事孤征。燕台已觉离家远，况隔燕台十五程。」「鸭绿江头花覆烟，时平壮士罢屯田。若非潦倒书生笔，那得轻看塞外天。」「敝琴遍觅赏音难，从此秋心孰与弹。妒杀出关诗句好，下车先与陆生看。」其时献正在桂香岩学使幕中，故末句及之。他日，献来京，先生云「陆君、陆公皆不文，非生不可，似不妨引贾生之例耳。」此四章，情真语挚，风骨清高，不知编集中云何未载，可见先生诗集遗佚者甚多。献初识先生，系嘉庆丙子年在汪均之、奂之昆季斋中，先生在魏默深同年处见献拟古诗，中有「鸾镜试新衣，隔帘蝴蝶飞」「庭草枯复青，与君久离别」两联，颇为叹赏，此订交之始。己卯秋，献就馆出关，先生赠以大毛裘，虽古人解衣之雅，亦无以过焉。越年馀而先生归自粤东，又赠之以朱提五十，其时以馆谷尚丰，固辞未受，而感恩知己，则未尝一日忘怀也。献每过先生，无不见，见必商榷古今，忽屡过而未得一见，心窃疑之，乃排闼入，先生大笑，语之曰：「吾近获奇宝，杜门谢客者数日，今手钞毕矣。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不妨携吾钞本去手录一过也。」奇宝非他，乃仪部龚定庵所为古文上下卷也。先生好贤重友之诚如此。今汪均之、奂之昆季、关月生、龚定庵诸君俱归道山，惟献与魏默深尚留恋京华，屈指旧交，如晨星寥落，抚今思昔，能无怅然。且喜太史习其先人之业而能世其家，凡先生之有志焉而未逮者，将于太史期之也，独诗也乎哉？五月二十一日，丹徒陆献谨跋。

秋舫之诗，好命余阅，至此本凡三次矣。其改诗如改过，虚心实力无留难焉。故其稿凡三易，每易辄胜，其为卷凡三，而亦每卷必进。然秋舫近诗之进，则不于诗中得之矣。自狂狷不似中行，而乡原者似之，而圣人之去取特异，盖真伪之间，相去至微而不可以道里计也。论诗必三百篇，闻者罕不大噱，而不知自从删后更无诗，非其体制格律之不同，乃其本末真饰之迥绝也。秋舫更以其虚心实力，严察而朴存之，使无一字非真诚流出，而必三百篇焉，则读者亦皆动其真诚，而竟如三百篇矣。丁丑十月，魏源读，谨跋。

余阅秋舫诗，此其第四次矣。如羊角风，转而益上。如白雪曲，唱而愈高。大抵甲戌年是其转关，丙子后乃其进境，其中甘苦曲折，源一一能悉之。学问之道无穷，而性情之故有本，改诗如改过，心虚而力勇，今愿与秋舫益勉之。己卯孟冬，魏源校毕，再识。

空山无人，沈思独往。木叶尽脱，石气自青。羚羊挂角，无迹可寻。成连东海，刺舟而去。渔洋山人能言之而不能为之也，秋舫其庶几乎？其庶几乎？壬午季春，魏源书于藤阴书屋。

龚自珍(1792-1841) 字璱人，一名易简，字伯定，更名巩祚，号定庵，又号羽陵山民。仁和(今杭州)人。清道光九年(1829)进士。官内阁中书，迁礼部主事。告归。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少从外祖父段玉裁学。后又入刘逢禄之门治公羊学。又精史学、佛学。与魏源并称"龚魏"，为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有《定庵诗集》、《定庵文集》、《定庵词》。今人辑有《龚自珍全集》。

余辛卯举优贡，壬辰应朝考至都，同年咸集，独与何子贞、张石舟以说经讲小学最相得。嗣后或聚或散，然聚之时较多。今日俱在都下，子贞作《村谷论心图》，画此三人，披蓑戴笠，藉草田间，盖气味之相近，而缘法之深如此。余与石舟俱潦倒名场，子贞成进士，为翰林，典试闽、黔，命使然欤？抑其才所自致欤？顾其闲冷拙直之性，不能随俗俯仰，则固与余二人同。余数十年为许氏形声之学，专研古韵于《毛诗》、《楚词》、汉魏歌谣，几于澜翻舌本，乃不能为诗。偶作小篇，閟之惟恐人见。子贞见之，辄誇为有温柔敦厚遗意，余不解所谓，或者芳臭气泽浸润不觉邪？

子贞之诗，横览万象，兀傲雄浑，余莫测其所自出。尝叩之曰：「子于注疏、《说文》及史志、金石之学，用心勤矣，何以作诗能笔端狡狯变化如此？」子贞曰：「作诗必是诗，定知非诗人。然则作诗必诗人，讵得为诗乎？」余无以应也。

岁癸卯，子贞集同人鸠资，创建亭林顾先生祠于城西慈仁寺西隅隙地。每岁春秋及先生生日，皆举祀事。尝有《春禊》《秋禊》二图，同人多赋诗纪事。讫今计之，前此与祭者：汤海秋、徐星翁已逝，苏赓堂、陈颂南、许印林、王雘轩、冯敬亭、赵伯厚、朱伯韩、郑浣香、叶东翁、王子怀、杨墨林、子言兄弟皆先后归里，罗椒生、朱亮甫、庄卫生、魏默深俱外擢。后至者来往无定，惟余与石舟、子贞则每举咸在。余之学私淑亭林，子贞、石舟则皆读亭林书而仰止行止者也。余老矣，秉烛之光所造能复几何？若子贞、石舟，吾见其日进，未知所止也。诗之一端，岂足以尽子贞乎？

然其平日于诗文，未尝苟作，命意措词，必有自立处。甲辰使黔诸什，怀先德，念将母，思得人以报国，固已植基忠孝。至叙述山川，留连古迹，亦俱摅发心得，自成骨貌。阅者即此三卷诗，亦可见其才地学术之大凡矣。子贞家潇湘最深处，生于先丈文安公未遇时，太夫人尝襁儿采薪行汲。子贞幼历寒苦，后虽为贵公子，乃健步善游南北，应试二十年，芒屦箬笠，打碑访古，雨餐云卧，遇者不知为何许人。通籍后，使车所至，奇山秘壑，探幽蹑险，不能自休。每为余纵谈及之，目足俱为飞动。余虽蹇步，憾未能相从于猿蹊鸟路间也。读所为诗，一如其所纵谈，而模写特异，又有非言语所能肖者，吾何以名之乎？

《使黔诗草》既出，同人咸乐为之叙，余亦思效颦。子贞曰：「止许骂，不许赞。」余笑曰：「自有能骂者，而仙露不忍，又不能也。」河间苗夔。

潘曾绶（1810-1883） 初名曾鉴，字绂庭。吴县人。潘世恩子，曾沂、曾莹弟，潘祖荫父。道光二十年（1840）举人，历官内阁中书、内阁诗读等。以父年高致仕，引疾归养。父丧终，不复出。后以祖荫贵，就养京师，优游文史，宏奖后进，布衣萧然，无异寒素。老病杜门，仅与李慈铭相往还。工诗文和词，又軎弹琴。符葆森《国朝正雅集》云其"为诗清丽有则，无贵介气。" 生平事迹，见其自订《绂庭先生年谱》。有《兰陔书屋诗集》、《花好月圆室词》等词集。

　　周凯曾为绘《紫藤花馆填词图》。

　　周凯(1779-1837) 字仲礼，号芸皋，清富阳县城宜家弄人。少年时代曾向阳湖派领袖、散文家恽敬、张惠言学习古文。嘉庆十年(1805)成进士，殿试二甲，授翰林院庶吉士，继任编修、国史馆纂修、提调等职。在京期间，与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结"宣南诗社"，为京都二十四诗人之一。

【介绍】： 清福建侯官人，字惠常，号芗溪。道光十九年举人。治经精博，兼长诗笔。生平足迹半天下。尤留心时务。与魏源等相知。所作《平夷十六策》、《破逆志》、《射鹰楼诗话》，多述鸦片战争间抗英之事与对策。有《衤隐山房诗集》、《小石渠阁文集》、《三礼通释》等。

【介绍】： 清湖南宁远人，字紫卿。年十二，以《春草诗》得名。为魏源、陶澍等所推重。咸丰元年举孝廉方正，官翰林院待诏。归后侨寓零陵，主讲濂溪书院。有《春星阁诗钞》。

叶衍兰(1823-1897) 字兰台，号南雪。番禺(今广州)人，原籍浙江余姚。咸丰六年(1856)进士。授户部主事。赋诗绮才惊人，有"梁鸳鸯"之目。既长，以工词负时誉，与沈世良、汪瑔并称"粤东三家"。刻意于吴文英，而得张炎之神，反映时事之什，允称词史。又工书，精鉴赏，手绘清代学者遗像，各附以小传，成《清代学者象传》，自顾亭林至魏默深凡百十七人，其孙恭绰，为影印传世。又摹陈其年填词图、清微道人空山听雨图等。弟子昌广生、潘飞声等皆以诗名于时。有《课余琐谈》、《馆阁爵里考》、《番禺县续志稿》、《剪松阁随笔》、《中华画人室随笔》、《海岳楼诗》、《秋梦庵词》等。

胡传（1841～1895），字铁花，一字守三，号钝夫，安徽绩溪人。咸丰六年（1856），随父亲至上海求学。咸丰八年（1858），通过上海县试；次年，通过松江府试。咸丰十八年（1868）入上海龙门书院，追随刘熙载研习经史。在龙书院三年，关心时事，潜心古代军事地理学，尤嗜《读史方舆纪要》。同治九年（1870）以岁贡就职训导。后经保奏，以直隶知州补用，分发江苏。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来台，三月奉巡抚邵友廉委派，赴大嵙崁内山察看前线军情地势。不久，担任「全台营务处总巡」。以六个月的时间走遍台湾全岛，南到恒春，北至沪尾（淡水），并深入后山：台东、花莲、宜兰，甚至远达外岛澎湖，亲赴全台三十一营、二十八哨、二队，考察防务设施及训练情形。接著，担任「台南盐务总局提调」，办理台南盐务，积弊一清，盐务大有起色。光绪十九年（1893）年五月，奉委「代理台东直隶州知州」一职，兼「镇海后军各营」统领，大力扫除军中鸦片，加强后山防务。在台任职三年多，从光绪十八年（1892）二月至光绪二十一年（1895）五月二十八日止，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始奉命内渡；于是年八月十五日，病逝于厦门，年五十五。在台期间留有日记及台湾禀启存稿，其中对台湾山川地形、人文政治都有详明的记载。兹以胡传所著《台湾日记与禀启》（台银文献丛刊第七十一种）所录诗为底本，进行编校。（施懿琳撰）

曾廉（1856-1928），字伯隅，湖南宝庆邵阳县石牛山（今湖南邵东县汪塘乡境内）人。光绪二十年（1894），中举人。翌年会试后，任国子监助教，参与编修《大清会典》，为大学士徐桐赏识。戊戌维新运动中，曾上书朝廷，指责康有为、梁启超为“舞文诬圣，聚众行邪，假权行教”之徒。时雀塘铺（今新邵县境内）人樊锥在邵阳组织“南学会”反旧教，倡新学。曾于邵阳学宫会集群儒斥樊“倡邪说，背圣教”，将其驱逐出邵阳。清末，列强入侵，日寇占琉球，蚀高丽（朝鲜），进而图犯辽边，“国将不国”。曾慷慨陈词，反对乞和，主张启用刚正忠义将帅，力拒外敌，以固边疆。八国联军侵华（1900），曾随李秉衡出兵抗击。兵败，李自杀，曾投江为部卒营救。后调任陕西候补道，继续支持义和团保卫北京、天津的反帝爱国斗争。光绪二十八年（1902）曾因支持义和团而获罪，遂隐居贵州锦屏县的梅屏山下，筑“掘阅园”从事教学与著述。1902年客居贵州后从事于改编元史，著成《元书》102卷，1911年刊行，另有《元史考证》4卷。他虽取同乡先贤魏源的《元史新编》为蓝本，而宗旨却与魏源以来诸家致力于广搜中外史料、考订史实以补正《元史》者全然不同，自称欲继孔子作《春秋》之志，申明纲常大义。宣统二年（1910），曾返故乡，长杨塘书院。其时已废科举，兴学堂，曾仍力倡旧学，尚孔孟之道，以“仁学”自勉。民国2年（1913）邀同仁筹募钱粮，建立“岩畔村积谷会”，解饥民之困。民国17年农历六月初三日逝世。著有《元书》等书传世。有《瓠庵集》、《瓠庵续集》。

诸君贞长既殁年馀，其故旧取手书诗若干篇，复辑录朋游传写投赠之什，汇为若干卷，长乐梁众异遂择其尤醇者，推次年月，编而刊行，使余序之。盖君所为诗黟矣，然不自爱惜，投积败箧中，草或不完，己巳前存杭州宅者，不戒于火，君尝谓我当忆存之，今求其家不果有也。君少才力横肆，好魏源、龚自珍之学，颜所居曰「默定书堂」，中岁始更名「大至阁」。所赋诗多随兴所至，振笔书之，未尝刻意锻鍊，求胜于人，诗成辄自喜。方一笺置前，未必尽惬吾意，及汇百十篇诵之，则才逸言雅，固不在近顷诸能诗者后。余交君逾三十年，览省其间，酬唱之作，若历梦境，悲忧患难，尝与共之，有徘徊肝膈而不能去者，况与君生同岁，顾后死以序君之诗耶？君善记书，久客疆吏幕，辛亥武昌兵变，君遂去，后过恕斋，有诗最为朋曹所传诵。生平志事，亦略具于是。又尝记相者言「当获身后名」，纪之以诗。翳古以来，以诗名而命蹇似君者，代有其人，亦惟使吾辈执卷吟讽叹赏而已夫，身后名果于君何济哉？新建夏敬观序。

先容我借他人高论一用。

顾炎武语录：“诗文之所以代变，有不得不变者。一代之文，沿袭已久，不容人人皆道此语。今且千数百年矣，而犹取古人之陈言，一一而摹仿之，以是为诗，可乎？故不似则失其所以为诗，似则失其所以为我。李杜之诗所以独高于唐人者，以其未尝不似，而未尝似也，如此者可以言诗也已矣。” 集黄仲则诗：“只知独夜不平鸣，更值秋来百感并。一日尚存休灭性，不妨明日有狂名。” 龚自珍语录：“……诗与人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书汤海秋诗集后》）” 集龚自珍诗：“幽光狂慧复中宵，尘劫成尘感不销。赖是小时清梦到，四厢花影怒于潮。” 陈寅恪语录：“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鲁迅语录：“古之诗人是有名的‘温柔敦厚′的，而有的竟说‘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你看够多么恶毒？更奇怪孔子‘校阅′之后，竟没有删，还说什么‘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哩，好象圣人也并不以为可恶。……后人能使古人纯厚，则比古人更为纯厚也可见。清朝曾有钦定《唐宋文醇》和《唐宋诗醇》，便是由皇帝将古人做得纯厚的好标本，不久也许会有人翻印，以‘挽狂澜于既倒的。′″（《古人并不醇厚》见《花边文学》） 郁达夫语录：“讲到了诗，我又想起我的旧式想头来了，目下流行著的新诗，果然很好，但是，像我这样懒惰无聊，又常想发牢骚的无能力者，性情最适宜的，还是旧诗，你弄到五个字，或者七个字，就可以把牢骚发尽，多么简便啊！” （《骸骨迷恋者的独语》） 聂绀弩语录：“旧诗适合表达某种情感，二十馀年来，我恰有此种情感，故发而为诗；诗有时自己形成，不用我做。″（《＜散宜生诗＞自序》）“我作诗只是一种文字游戏，说得漂亮一点，是一种不须惊动别人而自得其乐的文字游戏。″（《＜散宜生诗＞朱正注本后记》） 邵燕祥语录：“……而打油诗之所以为打油诗，不管各家风格迥异，其关注民生，直面现实，疾恶如雠是一致的；可以说，忧患意识和批判精神，正是这些打油诗的灵魂。″（《当代打油诗丛书弁言》，见《夜读札记》广东人民出版社二零零一年一月第一版）。全文参看本书“附录″） 钱理群语录：“……耐人寻味的是，这类打油诗的变体（何按：指周作人创作和议论过的“杂诗″一类），竟在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得到了异乎寻常的发展，而且一直影响到八九十年代的旧体诗创作。其首屈一指的代表诗人，自然是聂绀弩。人说他‘以杂感为诗′，正是承继著鲁迅、周作人那一路的。他自己则一再表示‘微嫌得句解人稀′，舒芜认为这是‘要与传统的诗学严格划清界限，怀疑别人是否懂得这个界限，是否仍然用了传统的标准来肯定他赞美他。′被称为‘聂体′的打油诗是具有更鲜明的时代特徵的。在那‘史无前例′的黑暗而荒谬的年代，人的痛苦到了极致，看透了一切，就会反过来发现人世与自我的可笑，产生一种超越苦难的讽世与自嘲。这类‘通达、洒脱其外，愤激、沉重其内′的情怀，是最适于用‘打油诗′的形式来表达的。聂绀弩与同时代诗人（这又是相当长的名单：杨宪益、李锐、黄苗子、邵燕祥……等等）的试验證明，‘打油诗′的形式，既自由又随便，为个人的创作留下了比较大的空间，又便于表达相互矛盾，纠缠的复杂情感、心绪，具有相当大的心理与感情的容量。尽管它需要有更高的精神境界，更强的驾驭语言的能力，但我想，在我们这个充满矛盾的处于历史转型期的时代里，打油诗体是可能具有更大的发展前景的。（《２０世纪诗词：待开发的研究领域》见《全国第十四届中华诗词研讨会论文集》）。

当了一次“文抄公″，套用文天祥《集杜二百首?自序》中的话来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各家“先代为言之″，且奇警精辟、生动传神，只好照录可也。

在下医馀为诗，正如聂翁所说的：“只是一种文字游戏″，“旨在自娱″。关于诗的游戏论，在我心中思之已久，正好借此处一吐为快。荷兰约翰?赫伊津哈在《游戏人》书中有《游戏与诗》一章系统地论及这个问题，哲语连珠，全面详尽。但西方之说与中国国情终有隔阂，比他早一百多年，清朝诗人张问陶已有一首七绝道破玄机：“想到空灵笔有神，每从游戏得天真。笑它正色谈风雅，戎服朝冠对美人″。之后，又有王国维在《文学小言》中道：“文学者，游戏的事业也。”并进而说：“文学者，不外知识与感情交代之结果而已。苟无锐敏之知识与深邃之感情者，不足与于文学之事。此其所以为天才游戏之事业，而不能以他道劝者也″。王国维所论之“文学″当然包括诗在内，而且诗是文学“大家族″中最重感情者。古今中外各家的游戏说，我的理解是可归结为“童真″和“缘情″。童真，“六九童心尚未消″是诗家的最高境界；缘情，出自陆机《文赋》：“诗缘情而绮靡″。一提到“诗缘情″说，人们自然会想到“言志″和“载道″。历代封建统治者均看到诗在社会有一定影响力，为了为己所用，他们把“言志″、“载道″的真善内涵抽去，而不断地塞进皇家的私货，改制成两把枷锁，堂而皇之地套在诗身之上；另诱以科举功名，压以文字大狱，就像一把双锋利剑，欲令天下诗人尽入彀中，于是应制诗年年不绝，代代无穷。后又有“服务论″，诗成了服务小姐，“顾客″便是上帝，要察颜观色，到头来只能唯唯诺诺，莺歌燕舞，供上一笑。后更有“工具论″，诗变得更加可怕了，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舆论工具″之一，如此，“为诗欠砍头″（陈寅恪句）随时地威胁著诗人的心理，这种充满著血腥味的危险的“游戏″，当然是儿童不宜的了，更何来无忌童言。总而言之，各家所说的“游戏″是指心灵的游戏，诗词既然是心灵游戏，尘世当大赦之，不要让它去“服务″，去投其所好，也无涉功利，要还诗人心中一个儿童乐园，还诗人一角自由天地。任情率真，无拘无束，“来不可遏，去不可止″（陆机《文赋》），钱理群所评的“打油诗″正是这种境界。拙诗道：“我爱诗真略带油″。

现在，请来看看本书封面，此乃诗书画印大家林锴兄设计的，上书“杂花生树，乱石崩云″八个大字，是我撰的集句联，“杂″“乱″两字正好借来形容我这卷“打油诗″。“杂″，朋友们可理解为“杂诗″、“杂文″、“杂家″、也可以看作是“杂货摊″。此外，“杂花″也是野花，我写诗既非家传，也无师承，纯属自通自娱，带有点野性不足为奇也。至于“乱″，吾诗不言“志″，不载“道″，不入“温柔敦厚″囿内，不衫不履，无教无法，“情之所至，诗词自来″而已，上述种种，是不是“乱″了套？但祈读者不会联想到那段著名的最高指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中的“乱″字，善莫大焉！

清入张潮道：“人生必有一桩极快意事，亦不枉在生一场；即不能有其事，亦须著得一种得意之书，庶无憾耳。″现《点灯集》编成在此，对上述诗文议论有兴趣的朋友们不妨一读。龚自珍知交魏源曾有信给他进忠告：“常恨足下有不择言之病″，“不择言之病″,吾诗亦有，愧无良药，只好由它。但香港大学教授周锡韦复兄来信竟道：《点灯》诸诗“口没遮拦，生动而过瘾”、并不以“口不择言″为病，反以为佳，他的说法亦是很多朋友的观点，可见时代不同了。历史在进步，拙诗道：“友尽与时俱进者″，此所谓也。

是为自序。

二零零三年于点灯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