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岳（一一九九～一二六二），字巨山，号秋崖，祁门（今属安徽）人。理宗绍定五年（一二三二）进士，历南康军、滁州教授，淮东安抚司干官，进礼、兵部架阁，添差淮东制司干官。因代淮帅赵葵书稿责史嵩之，史嗾言者论罢，闲居四年。范钟为左丞相，除太学博士兼景献府教授。淳祐六年（一二四六）迁宗学博士，以宗正丞权三部郎官。出知南康军，移知邵武军，宝祐三年（一二五五）改知饶州、宁国府，未上而罢，闲居七年。程元凤当国，起知袁州。丁大全当国，以忤命劾罢。贾似道当国，起知抚州，辞不赴。景定三年卒，年六十四。明嘉靖中裔孙方谦刊有《秋崖先生小稿》文四十五卷、诗三十四卷，清四库馆臣据当时另一影宋抄本《秋崖新稿》合编为《秋崖集》四十卷。《秋崖集》较明刊本多出诗八十馀首，但明刊本中亦有诗十馀首为《秋崖集》所无。事见《秋崖先生小稿》卷首元洪焱祖《秋崖先生传》。　方岳诗，以明嘉靖五年祁门方氏刻《秋崖先生小稿》（藏上海图书馆）为底本。校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秋崖集》（简称四库本）、清翁同书批校并跋抄本（简称翁本，藏北京图书馆）。《秋崖集》中多出的诗，编为第三十五卷，新辑集外诗编为第三十六卷。

吕佺孙（1804年2月23日—1857年10月18日，嘉庆甲子正月十三日卯时－咸丰丁巳九月初一日卯时），字元相，号尧仙，一号兰溪，室名运甓轩，江苏省常州府阳湖县（今属常州市）人。早年为监生。道光十四年（1834年）中式甲午科顺天乡试举人。十五年（1835年），考取景山官学教习。十六年（1836年）中式丙申恩科会试，殿试位列第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出身。选翰林院庶吉士。十八年（1838年），散馆，授翰林院编修。二十年（1840年），丁父忧去职。二十二年（1842年），服阙，仍任翰林院编修，充起居注协修官，兼国史馆协修官，协办院事、本衙门撰文。二十三年（1843年）三月，大考翰詹，列为二等，获赏文绮。七月，丁母忧去职。二十六年（1846年）三月，服阙。六月，以编修充方略馆纂修官。七月，协办院事，兼充功臣馆提调官。二十七年（1847年）七月，充补办事翰林官，并以办理院事充功臣馆提调官。二十八年（1848年），充国史馆纂修官。二十九年（1849年），京察一等，吏部引见后由军机处记名以道、府用。充教习庶吉士。三十年（1850年）正月，孝和睿皇后、道光帝先后驾崩，吕佺孙渊雅练达，受翰林院掌院学士倚重，长篇祭告文章多出其手。南书房缺人，掌院学士将吕佺孙列名于首列，但因病未能参与考试。三月，充庚戌科会试同考官，兼充实录馆纂修官。咸丰帝即位后，非常希望澄清整肃吏治，谕内外大臣保举人才，翰林院掌院学士文庆奏保吕佺孙，咸丰帝召见文庆询问吕佺孙的出身背景、所办事务、所拟文章。四月二十八日，奉旨补授广东高廉道谒见时；咸丰帝训诲与勉励备至，谕：「作外官仍不可脱读书人本色。」请假于赴任途中回乡省亲。未及赴任，八月初四日，补授为四川按察使。吕佺孙上摺谢恩，并奏请陛见，咸丰帝朱批：「著毋庸前来」。十二月十八日，到四川按察使任。四川司法案件量极为繁重，每年秋审事件往往达五六百件，吕佺孙认为按察使司是刑名总汇，如果没有细心审理，则必定有纵放与冤枉发生，所以对于招供后解送到省的人员都细心审问查究。以往提审的案件都发交谳局委员推勘，吕佺孙则亲自提审，时常审到深夜，一时间平反许多冤案。尤其留意亲属伦理问题，常说：「小民虽愚，无不可教者。教之，当自孝悌始。」又四川省啯匪横行，充斥道路，危害多年，吕佺孙饬令属员广泛搜捕，有犯必定惩处，匪众闻风暂时收敛。咸丰元年（1851年）五月二十三日，升授贵州布政使。六月十五日发摺谢恩并请陛见，上谕：「知道了。著毋庸前来，即速赴新任。」八月二十一日，交卸印篆。九月初八日，到贵州布政使任。九月二十四日，贵州巡抚乔用迁卒于任上，十月初六日，接获云贵总督吴文镕通知奏委护理贵州巡抚印务，初八日接巡抚印。贵州位置毗邻湖南、广西，苗、民杂处，民情浮动，容易滋生事端，且广西对太平天国战争军情紧急，吕佺孙调遣驻兵、招募团勇，防禦攻剿并行，饬令各州县清查保甲，贵州境内得以保持安定。同月，充辛亥恩科贵州武乡试主考官。十一月，检阅贵州抚标、贵阳城守营兵，清查省库徵存银两收解，交代依法定时限结报，并查禁私铸语行使小钱。十二月，指挥思州府缉获多次抢劫拒捕的凶盗杨浪子、张化成等36人，分别按律审办。后因给事中焦友麟上奏整顿捕务摺，咸丰帝命吕佺孙议奏，吕佺孙覆奏：「黔省地处苗疆，山深箐密，盗贼易于潜藏，请饬认真缉捕，以获案之多寡，验捕务之勤惰。」二年（1852年）正月，因有人奏称贵州苗匪结党聚劫，官吏瞻顾处分，隐匿不办，且贵州学政翁同书也如此奏报，咸丰帝命吕佺孙查办。吕佺孙覆奏：「各案已获苗匪多名，并无回护情事。惟万山厂等处，本产矿砂，利之所在，人尽趋之，恐有匪徒潜匿。现当广西会匪滋扰，大兵云集，难保不四行奔窜，已饬严密查拿，务使内匪无可潜踪，外匪无从勾结。」朱批知道了。正月十六日，因新任巡抚蒋霨远抵达贵州，仍回布政使本任。此时广西战事激烈，太平军窜入湖南，贵州有奸民乘机煽动起事，勾结苗匪为患，而贵州官兵已徵调到邻省作战，军营空虚，人心惶惶，吕佺孙知悉黎平府知府胡林翼才能，委任其总理省境沿边保甲、团练事宜，制定章程，与胡林翼往返通信筹画周详，还将湖南、广西境内靠近贵州的村落一体纳入团练，贵州得以安稳。贵州省地丁钱粮仅十馀万两，一向需他省协济，此时道路梗塞，且各省用兵耗费巨大，无法顾及贵州，户部也无处筹款；吕佺孙努力维持，裁减冗费，加铸当十大钱，设法流通，得以维持财政，深受巡抚蒋霨远倚重。总督吴文镕曾说：「藩司为通省表率，当为缺择人，不可因人择缺，致开调剂干求之渐。」吕佺孙严格约束布政使司书吏，曾有某县出缺，书吏向吕佺孙家人探听以谁委署，吕佺孙获悉即立刻将该书吏斥责驱逐。五月，捐养廉银二千两给江苏赈灾之需。八月，充壬子科贵州乡试提调官。九月，捐养廉银一千两供防堵经费，得到谕旨优叙。三年（1853年），充癸丑科贵州乡试监临官、武乡试主考官。十二月，因历任已三年，奏请陛见。咸丰帝朱批：「著再俟三年奏请。」四年（1854年）正月十九日，升调福建巡抚，例加兵部侍郎右副都御史衔。吕佺孙奏请赴京陛见，并率先迎摺北上，但走到湖南辰州时接获咸丰帝朱批回覆：「知道了，不必来京。」于是改道赴福建。八月十五日，到任福建巡抚。吕佺孙考虑到福建各地会党自前一年起事后，城邑残破、村落萧条、持续动荡、吏治败坏已久，在到任日期摺中一并奏报：「闽省地处海滨，势当繁要，上府则山深路僻，奸宄易藏，下府则俗敝风顽，兵戈未戢。至吏治之虚浮，营伍之阘冗，财用之空乏，民气之嚣张，在在均须整饬。臣受事之初，一切利弊情形未能遽悉，惟有协力图维，与督臣虚衷商榷，事事处以实心，不敢以矜能沽振作之名，亦不敢以姑息市宽平之誉，庶几勉竭愚忱，冀酬高厚生成于万一。」奏入，上谕勉励：「知道了。闽省疲玩情形甚于他省，时时振作精神，力求整顿之实。」御史蔡徵藩奏请变更闽鹾章程，户部议按盐场徵收，按色抽税二条，请咸丰帝谕令吕佺孙筹办，佺孙会同闽浙总督王懿德奏称：「场灶均在下游，会匪馀逆未靖，民气凋残，难以就场徵课。至按色抽税，现就悬额先行试办，以冀扩充。」获得允准施行。当时福建泉州府南安县、延平府永安县会匪林俊、黄有使先后起事，林俊窜入仙游县盖尾乡境内，当地乌白旗匪首领陈尾帮助林俊；吕佺孙与总督王懿德督饬官兵剿捕，擒获陈尾，并于永春州逮捕黄有使，皆按律判处死。十月，增设汀州府、福宁府官银钱分局。此时有给事中奏徵收铺租以补充军费的方法，已于京师试办，请求推广到各省，一律照办；户部移咨到福建，吕佺孙奏言：「闽省依山滨海，地瘠民贫。省垣住家者多，开铺者少，非京师商贾辐辏、货物流通者可比。且每铺月收租钱数百文至一二千文，至多不过三四千文，其中富户十仅二三，而藉店租以为全家衣食者十居七八，即使按铺徵收，亦属为数有限，殊于国计无裨。至于省外各属地方，或被匪徒滋扰，或系逼近贼氛，各自捐赀团防已觉力有未逮，更未便再议铺租，应请一律免予徵收，以示体恤。」咸丰帝允准不徵铺租。十一月，拆造福州厂战船。同月，户部因鼓铸需铜量大，议请民间禁用五斤以下铜器；吕佺孙奏言反对：「禁止铜器，诸多未便。呈缴稍迟，差役即藉端讹索，况五斤以下者，多系常用之物，而业铜者一旦失业，恐遂流为盗贼，请弛禁以安民心。」经军机大臣与户部会议后采纳之。十二月，漳州府漳浦县匪徒蔡全已滋事扰乱半年，吕佺孙偕同王懿德饬令属漳州府知府王肇谦、笼溪县知县赵印川接办军务，迅速剿除为首要犯，咸丰帝嘉奖其办理妥速。五年（1855年）正月，获赠御书福字一幅。因福州宝福局缺铜，奏请铸铁钱以充实民间流通，获准施行。另因御史蒋达奏请更改兵制「令计户出丁，按户出钱，但守乡闾，不相徵调」，而山西巡抚恒春也奏请「裁兵节饷，富者出财、贫者出力，编练乡兵」，兵部奏请咸丰帝发下各省督抚议奏。吕佺孙覆奏：「兵、农之分，其来已久。我朝民惟完赋，兵以卫民，即有差派，亦皆给值。闽地负山面海，兵额甲于他省，而地多斥卤，俗悍民贫，械斗之风几成锢习。台、澎又粤、闽杂处，气类尤分，必藉客兵以资镇压。他若巡洋、守卡，水陆交严，往返动逾千里。今以犷悍之众，授之戈矛，既恐助其骄横，又复限以方隅。不听远调，则拨戍、巡防更属无从措置，是有籍丁名而无实兵之用。兼之丁粮归并以来，任田始有钱粮，力作从无徭役，兹复以抽丁之古法，歆以免役之空言，不独民易阻疑，抑恐粮多抗欠。况兵额既改，营制自裁，而所抽之丁若隶州县，则牧令尽掌兵权，仍设营官，则将备兼理民事，尤与大局相妨。至于富出财而贫出力，必寇患逼处，民有戒心，行之一时，未尝无效，然人情懈于已安，民力难以持久，安可编为定额？遂欲议以裁兵，不如仍遵旧制，以免纷更。」奏摺递入，咸丰帝认为吕佺孙所奏明白清晰，谕不必改制。又因福建自咸丰三年开徵茶税，所徵甚微，而连年用兵，藩库存银已用尽，其他省份协济的饷银也落空，于是吕佺孙考量茶贩之情形后与王懿德商议，共同奏请改革茶税：「闽省商贩茶叶，向不颁给执照，徵收课税。自道光二十九年，直隶督臣讷尔经额以商人之贩闽茶者，官私莫辨，议请由产茶之崇安县给照给照，经过关隘，验税放行。嗣因产茶不止一处，商人散赴各县购买，绕道出贩，复经抚臣王懿德奏请，自咸丰三年为始，凡出茶之沙、邵武、建安、瓯宁、建阳、浦城、崇安等县，一概就地徵收起运茶税，由各县给照贩运，先后下部议准。自粤匪滋事，各省茶贩裹足不前，恐藉茶维生之人失业生事，不得已暂弛海禁，于是闽茶尽入海，各路茶贩，遂运茶至省，不从各关经过，不特本省减税，江浙各关税课愈减，即粤、江西亦形短绌，而商利乃大肥，逐末者益众。臣履任后，遍询茶商获利，较前不啻倍蓰，商利益厚，正赋转亏。现粤匪未平，军需孔急，因思茶乃闽地所产，类于滨海之盐，茶商身拥厚资，什一取盈，初无所损，且徵诸贩客，不致扰累贫民，完自华商，无虑纠缠夷税。以天地自然之利，为国家维正之供，迥非添设科条、加增田赋者比。应请徵收税银，以抑逐末而裕国课。并拟章程四条：一、在附省扼要处所设关增卡以便盘验；一、定课则以裕经费；一、给印照以凭稽覈；一、严法制以杜扰累。连界各省，亦应一体设立，俾免趋避。请自咸丰五年始，凡贩运茶斤，概行徵税，所收专款，留支本省兵饷。惟创行伊始，多寡未能预定，俟行一二年后，再行比较定额。」咸丰帝发交户部议准施行。二月，会奏酌议劝捐兵饷章程，并改造台湾道厂战船。三月，修台湾、福州等厂、台协烽火各营战船，并会奏请拨兵饷。此时太平天国窜扰江西，攻陷广信府，广信与福建接壤，且为上游要害，福建邵武府、建宁府为之震动，吕佺孙急速调兵，与江西协剿防堵。江西缺乏军饷，向福建告急，有人认为福建尚且不足，无法顾及江西；吕佺孙认为没有江西就没有福建，便著手筹款解送。五月，起运运往天津的漕米，并奏请暂停米捐采买。六月，会奏捐输成数，酌加科举中额、学额。七月，因各省提议于商贩抽徵釐金，户部奏请由福建调查情形、计划筹办，吕佺孙会奏：「闽省滨海岩疆，物产稀少；水路则滩河险阻，陆路则山岭崎岖，是以商贾鲜出其途，较之江南各处水陆交冲、货贩荟萃者，情形迥异。自咸丰三年上下游会匪滋事之后，民气凋残，本地客贩半皆歇业。偶有商贩贸易，成本均属无多。设局抽釐，为数有限，不足以助饷项。再三筹度，实有窒碍难行之处，相应据实奏恳请天恩俯准免予抽釐，以安民业。」又奏请豁免福宁府受水灾影响的田地钱粮，都得到准许。八月，充任乙卯科福建乡试监临官；增建宝福局铸炉，并分建官厂，新设十二炉，增加铸币量。九月，修造台湾厂战船。十月，充任乙卯科福建武乡试主考官。十一月，修造漳州厂战船；并抽查保甲。十二月，修造福州厂战船。会奏各府属未补仓谷，请缓发买，并饬查保甲。又会奏缓徵各受会匪影响府县的地丁正耗钱粮。六年（1856年）正月，获赠御书福字一幅；奏请拨兵饷。三月，清查钱粮二限各地方官员完欠数额；修造漳州厂战船。此时太平天国连续攻陷江西各县，吕佺孙与总督王懿德分别派遣兵将扼守省界要隘，屡次击退太平军；军情紧急，军书旁午，前线禀报吕佺孙都亲自批答，常至半夜子时，积劳成疾，体力逐渐不支。旁人进言让属员摄理部分事务，吕佺孙表示：「吾受恩深重，未效涓埃，况当国家多事之秋，苟稍耽安逸，何以上副宵旰耶？」四月，会奏筹办捐输防剿经费酌议章程。五月，会奏请补发空白捐输执照；饬令府县捕获行劫南台岛盗犯程智泉等6名，分别审办。六月，修造台湾厂战船；奏报奏销掣肘情形。七月，会同总督奏请颁发空白监照。江苏、浙江大旱，外省米商无法运贩，缺粮危急，吕佺孙急谕台湾商人运米至上海接济，江浙得以安稳。九月，会奏劝捐兵饷防剿经费案内，佐杂各员仍准捐纳、免验看；饬令下属捕获福宁府会匪谢成汶等36人；奏报漳州府属龙溪县、南靖县、平和县水灾，委任属员勘灾抚恤。十月，会奏劝捐防剿经费，请照原奏七折收兑。十月初二日，因入秋以后精神更加衰减，恐怕贻误公事，发摺请假两个月。十一月十一日，上谕：「吕佺孙奏患病未痊，恳恩赏假一摺，吕佺孙著赏假两个月，安心调理。福建巡抚印务著庆端暂行护理。」至十二月，病情恶化，言语困难，精神恍惚，医药无效。七年（1857年）正月初八日，解任调理。五月，自福建返回江苏原籍，已病重无法出声。九月初一日，卒，年五十四岁。吕佺孙陈奏的事件，大都洞切事理，例如停铺租、饬盐课、榷茶税、免抽釐、弛铜禁、铸铁钱及请豁水田钱粮，都获得采纳施行，福建军需得以充实而不危害百姓。佺孙工于书法，嗜好金石学。

往时歙县程侍郎以博闻强识，受成庙特达之知，负海内重望，天下能文章之士，鳞萃其门。侍郎尝典试岭南，所得士如番禺仪克中、陈澧，长乐温训，皆有时名，先后与余定交京师。仪君工诗，精考据，惜早世，不竟其所学。陈君天才雄骏，于书靡不窥，近乃服膺许、郑。温君治古文辞，力摹韩、柳，于近人不亚恽子居。此三人者，皆侍郎高第弟子，然皆弗能为侍郎之文。其能为侍郎之文者，遵义郑子尹一人而已。子尹故侍郎视学黔中时所矜赏者也。其为人，坦白简易，粹然儒者。生平研精三《礼》，习闻古宫室冠服之制，通声均训故之学。为文章古涩奥衍，大率如先秦以上诸子、汲冢坠简、两汉碑版文字，及马第伯《封禅记》之属，腐儒小生读之，或至口钳舌挢，实则真气流贯，非貌为魁纪公家言者。及读其《母教录》，即又悱恻沉挚，似震川《先妣事略》《项脊轩记》诸篇，羊质善变，几无以测吾子尹也。古近体诗简穆深淳，时见才气，亦有风致。其在诗派，于苏、黄为近。要之，才从学出，情以性镕，盖于侍郎之文为具体矣。黔中惟子尹与莫孝廉友芝、张副贡琚、黎训导兆勋、傅孝廉昶数人为能肆力于古，而子尹所造尤深，足称经师祭酒、词坛老宿。今年刻其诗九卷，经说一卷，求序于余。余尝亲奉程侍郎之教，数得追陪末坐，上下其议论。今观子尹之诗文，知渊源所自，波澜莫二。故为序其学之所自出，以谂世之读子尹文者。咸丰二年八月望日，常熟翁同书。

翁斌孙（1860年3月5日—1923年1月9日），字人豪，又字韬夫，号芴斋，晚号冰楞、芴居士。江苏常熟县人。晚清官员。翁斌孙为大学士翁心存曾孙，安徽巡抚翁同书之孙，翰林翁曾源之子。光绪三年（1877年）丁丑科三甲进士，光绪三年五月，改翰林院庶吉士。光绪六年四月，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光绪八年，任功臣馆纂修官。光绪十年，升任武英殿协修官、国史馆协修官。光绪十三年，任武英殿纂修官、功臣馆总纂官。光绪十五年，任方略馆协修官、会典馆协修官。光绪十六年，任方略馆纂修官。次年升任方略馆总纂官。光绪二十年，任会试同考官、武英殿总纂官。光绪二十四年，任翰林院侍讲、会典馆协修官、翰林院侍读、日讲起居注官。光绪三十一年，任国史馆纂修、武英殿提调。后历官山西大同府知府。宣统元年，任冀宁道、山西提学使。宣统三年，官至直隶提法使。民国后不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