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1562年4月24日—1633年11月8日），字子先，号玄扈，圣名保禄，南直隶松江府上海县人，明朝末年儒学、西学、天学、数学、水利、农学、军事学等领域学者，科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于崇祯朝官至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任上病逝于北京。谥文定。徐光启是中西文化交流和中国近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先驱之一。徐光启支持实学，在西学东渐，引进西式火器和发展明军炮兵抵御后金，引种和推广番薯、良种水稻等高产抗逆作物等的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徐光启最著名的事迹之一是他与利玛窦合作汉译欧几里得《几何原本》前6卷，其中译定的一些重要术语沿用至今。此外，他亲自或组织他人与来华天主教传教士合作编译了其他一系列汉文西书。徐光启是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其尽晚年心血的主要工作是编纂集中国古代农学之大成的《农政全书》和系统介绍西方古典天文学（主要是第谷体系）理论和方法的《崇祯历书》name="崇祯历书"等百科全书式巨著除了徐光启及其门生、合作者编著的《农政全书》（1639年刊行）、《崇祯历书》（1634年完成）、《徐氏庖言》等以及编译的《天学初函》、《泰西水法》、《坤舆格致》等，明代重大的科技文集还有：火器全书《火龙神器阵法》（1403年），朱橚等编的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方剂书《普济方》（1406年），朱橚著《救荒本草》，李时珍著药物全书《本草纲目》（1578年），朱载堉著《乐律全书》、《律学新说》（1584年）、《律历融通》、《算学新说》，程大位著《算法统宗》（1592年），屠本畯著水产书《闽中海错疏》（1596年），潘季驯著《河防一览》，陈实功著《外科正宗》（1617年），茅元仪等编大型军事类书《武备志》，宋应星著技术全书《天工开物》（1637年），徐霞客著《徐霞客游记》（1640年），吴有性著《瘟疫论》（1642年），方以智著《物理小识》（1643年），熊明遇著西学东渐笔记《格致草》，孙云球著光学仪器专著《镜史》（已佚）等；而明初官修的《永乐大典》是中国最大的一部类书。。徐光启还著有军事文集《徐氏庖言》和数量可观的天主教传道护教文章。徐光启病逝后，此前由李之藻辑大量徐光启译著等成丛书《天学初函》刊行。在西学方面启蒙于郭居静、受教于主要合作者利玛窦，徐光启深感中国传统学术于逻辑的严重欠缺和中国数学的停滞落后，因而高度重视演绎推理，以数学为着力点，倡导数学的研习、普及和应用；同时，他以理论指导实践，长期身体力行地进行天文、水利、农业等方面的科学实验和测量以及天文望远镜、西式火炮等的制造，归纳总结实践经验。徐光启生活在16世纪末、17世纪初，与培根、伽利略、笛卡儿等西欧学术名家同时代且并驾齐驱，在一些方面或有过之而无不及中华民国各界纪念徐光启逝世300周年时，竺可桢于1933年发表《纪念明末先哲徐文定公》一文；又于1934年发表《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文中比较了徐光启和英国近代实验科学的倡导者弗兰西斯·培根这两位同时代的高官学者，认为徐光启在科学思想、科研实践、科研组织、品行声誉、政绩效果等方面均胜于培根。。在对待西学和西方文明的态度问题上，远早于且不同于清末魏源“师夷长技以制夷”、冯桂芬“中体西用”等思想，徐光启不仅试图组织人才队伍在道理和技艺各层面虚心学习和利用西方优秀文明成果（“博求道艺之士，虚心扬榷，令彼三千年增修渐进之业，我岁月间拱受其成”），还提出了逐步而全面地理解、融汇并超越（“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的发展路线。徐光启希望以“修身事天”的基督教信仰匡救时弊，挽回世道人心，“补儒易佛”，改良中华文化。徐光启是罗马大公教会汉传开教之初的教友领袖和护教士，是中国基督教史上影响力最大、官位最高的奉教士大夫，被称为中国天主教「圣教三柱石」之首。1933年，徐光启被圣座宣告为“天主之仆”，启动列真福品案；2010年前后，利玛窦、徐光启列真福品案分别重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