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嵿（1526年—1591年），字子谦，号斗阳，江西建昌府南城县人，同进士出身。江西乡试第十名举人，隆庆二年（1568年），登戊辰科三甲进士，吏部观政，任上海县知县。隆庆四年，巡抚海瑞委托松江府同知黄成乐、上海知县张嵿，开浚王渡起至宋家港的水渠，恰逢当年饥灾，工程两个月不到完成，百姓得以藉助此渠获生。以考察贬四川眉州判官，后升四川保宁府苍溪县知县，万历元年（1573年）任四川乡试对读官。移调湖广应城县，稍迁顺天府推官，历任大理寺评事，转工部营缮司主事、员外郎，进屯田司郎中。以考察降调，久之起补河南布政司理问，迁苏州府通判，万历十九年卒于官。

古者史与诗异体而同用。周世《尚书》，所记不过数十篇，上自文武，下迄春秋之中世，凡王朝得失，列国盛衰，与夫贤士大夫悯俗忧时，草野中士女讴吟言志，其事则具备于诗。迨《黍离》降而雅亡，《閟宫》立而颂亡，《株林》赋而风亦亡，诗亡矣！

诗亡而史亦亡，春秋之所为作。然则诗未亡以前，诗即史也。春秋既作以后，史亦即诗也。自汉氏以来，诗人递起，《文选》所录咏史、咏古、拟古诸篇，何尝不即史为诗？特其以诗为史，可泣可歌，深得三百篇之意，独推工部。又如乐府古题，初皆寔有其事而言其情，后人拟者，亦必稍仿其意，又岂非以史为诗者耶？工部不拟古题而能成乐府，此其所以为诗史也。

曩者词科之役，吾浙荐举，先得十人，皆史才，而海珊先生为举首，海内翕然推之。及临轩召试，而先生顾以艰归里，海内莫不叹其才之奇而不获为史也。乃先生澹然不以介意，频宰剧邑，用儒术饰吏治政事，暇即读书著述以自娱。岁丁卯，余服阙补官，先生遥寄一编，则咏明史古今体也，先生既不获为史，因以其史之具尽发于诗。余读之，欲歌欲泣，其诗即其史也，高者欲攀工部，次亦平视记室诸公，较西涯新乐府何多让焉？先生以余尝校《明史》，索余序，余不得辞，为书古人诗史同用之义以复之。

时乾隆十二年孟秋，年弟天台齐召南拜撰。

词是现代作者所认为一件过时的东西，然较之近体诗，则确已进步多矣。

第一、近体只有律句与绝句两种，而词则有千百种不同的调子，遇见繁复的事体，曲折的心情，幽邃的环境，用诗笔描写，不能尽情入妙，填词则有左右逢源之乐。

再则词的句法韵法与诗总有不同：诗则五、七言皆以隔句为韵（此仅古诗最简单平易之一种，见拙著中国诗的新途径：论唐诗改革。）音节既无变化，句法亦太整齐；词则句有长短，韵法亦不一致，凡古诗之运韵法，奇韵法，分韵法，遥韵法，句韵法，几无一不备，而且用韵较平水为宽，操觚家往往爱之。

词佣先生居槟榔屿十载，成乐府一集，咏南洲风物，綦详且备，凡名水佳山，奇花异草，遗风逸俗，无一不足以供异代采风者之采择，这不是他材料的胜人么？以宛转流利之笔，发清妍深厚之思，不规取唐律，不效颦俗子，独能以言前景，现代事入长短句，以发挥幽深，而自成其为词佣之词。这不是他工具的胜人么？

然而词的本身，毕竟似有其缺点，黄九烟云： 三仄应须分上去，两平还要辨阴阳。

这条定例，不但应用于作曲，词家亦要谨守。清代词律之严，至朱祖谋，况周颐等，可谓已届极峰，彼等填词，恒规取宋人遗躅，一字一韵，不容少游讹错。用力至勤，设心至苦。问其故，则曰：“非此不入歌板也”。然试问今之宋词可歌乎？歌法不既失传乎？则又嘿无以应。如是虽极其勤，极其工，而与画饼之充饥何若？

故吾辈今日切要之图，在做今日的李太白，姜白石，努力于自度曲之创作，将词曲范围扩大，注意自然之音节，而以新思想入旧风格，以旧风格组缀现代之材料；及其成熟，谱而按之，律而歌之，以传于世，则犹是太白之菩萨蛮，白石之扬州慢也。岂不较清人之为为有意义乎？这似乎是现代诗人之职，词佣其试为之。它日新词之刊，吾将于讴歌咏讽之暇而乐观厥成也。是为序。

廿五年十二月八日朱右白序于海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