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虞书》云：「诗言志。」《鲁论》云：「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教无穷也，如是焉已矣！古今诗人如恒河沙数，而其诗如是则传，不如是则不传。夫三代以下，如汉高、项羽、斛律金皆不学，彼岂以诗人自命？然而《大风》《垓下》《敕勒》诸歌至今传之，虽李、杜、韩、苏亦为之心折首俯，是何也？彼得乎《虞书》《鲁论》言诗之旨也，所谓如是则传也。若诗人之诗，则冠绝一时者不可多得。汉魏之际惟陈思，魏晋之际惟步兵，终南北朝则陶、谢、鲍、庾而已。唐以诗取士，诗极盛矣，然卓然大家，入《诗醇》之选者，亦李、杜、白、韩而已，宋则苏、陆，凡六家。自时厥后，金之元遗山、元之虞道园、明之高青邱、何大复称焉，然而降矣。有明七子，矫而学唐，而世以优孟衣冠讥之，我朝诸家，矫而学宋，世又以优孟衣冠讥之，而诗不甚传，何也？以彼未尽合乎《虞书》《鲁论》言诗之旨也，所谓不如是则不传也。

然则诗之传岂易言乎？读吾睫闇夫子之诗，则实有可传者。夫子之诗，高则近太白，大则近少陵，特其才气然耳，岂规模哉？集中如《都门秋怀》、如《岭南草》、如《蜘蛛》、如《寄张介夫》、如《忆仲若》、如《折树叹》、如《由水墘晚至后𡑒》、如《感春》诸篇，皆逼近汉魏。至于《王母寿》《粤王台》《祷雨龙山》《由碣石卫至金厢汎憩息》《升天行》《醉时歌》《登白云山过安期生祠遂诣九龙泉祈雨》《西樵吕祖阁》诸作，皆有阅古今、傲风霆之气，则纯乎屈、宋之遗，曾何李、杜、韩、苏之足云？盖得言志之旨深也。抑隽又尝受诗于夫子矣。夫子曰：「吾人一言一行，须有安身立命处，作诗亦然。《孟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不知道者，不足以言诗。古今诗人如麻，惟陶徵士、浣花、青莲、昌黎、眉山有然，次则李义山、陆放翁、元遗山三子之诗，亦能自道其意。」及退而玩夫子之诗，其本诸安身立命以咏歌者，不可枚举。乃知夫子以其所得者授隽也，盖得无邪之旨深也。且夫夫子以名进士由郎署改官来粤，历宰诸大邑。每治事，与民语，丁宁委婉，若恐重伤之者，而治盗恒用重典。常语人曰：「周汉以来，名臣钜儒，论治无不明刑罚者。然刑罚之本，在于教养。今吾日取不养、不教之民而诛之，疚心多矣！」每移任去，父老攀辕截镫，途为之塞，有出涕者。是立德、立功不朽之业大有在，岂区区以立言传哉？

初，隽以刊行是篇请，夫子辞之曰：「古大家诗，多则万篇，少则千篇。余虽耽诗，存稿仅尔。而一行作吏，此事遂废，偶有触托，亦不过于马背船唇得之。我生不辰，衷怀摧怆。或多急微噍率之音，遽以问世，徒授人以吹索之柄，可乎？」隽谓：「白诗多，韩诗少，皆大家也。且白不敌韩，诗岂以多寡论哉？使所作有失乎《虞书》《鲁论》《孟子》言诗之旨，虽多，亦奚以为？」夫子颔之。隽遂校字以付梓。举吾夫子之诗之所得，述诸简端，以谂后之读睫闇诗者。庚子腊日，受业张隽谨识。

蔡子川右注余诗既竟，语余曰：“诗言志，子之志则既闻命矣，敢问作诗之由，或亦读者尚友论世之一助也。”余尝闻韩愈氏之言曰：“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诗者，鸣之一端，而鸣不必皆诗。时鸟鸣春，候虫鸣秋，其为鸣则是矣，然未闻有目之为诗者。余之鸣，犹蝉翼之振，蛙腹之鼓，而被之文字，则正韩氏所讥之乱杂而无章者，曷足以言诗哉？

余年十一时，先君馆于长沙周氏，余随侍焉。君课以坊本历史，说文部首与守温字母，期在疏通文字，略识文字源流与音韵基础。君以《古文笔法百篇》授周公子，余则跽椅上旁听，如是者一年。年十六，君讲学湖南大学，余获与共寝处者又一年。君授以汉魏六朝文，韩愈、王夫之、章炳麟及己所作文各若干篇，经史百家，则听任左右采获。有所质疑，大叩之则大鸣，小叩之则小鸣，惟词章靳不以传，曰：“学在致用，文人无足观也。”余不能仰体父志，居周公馆时，往往将所作五七言绝句厕文稿中以进，君亦勤为修改。至十六岁，积稿已裒然成帙。柳午亭丈见之，谓诗风近龚定庵。罗庶丹丈见《读项羽本纪》诗，谓押险韵能稳，有“履虎尾，不咥人”之象。丈为余点定《咏雪》（七律四首）、《次韵张昕谈禅》（七律四首）、《春江引》（七古）、《狂歌赠王生》（七古，各诗均载一九三二年湖大期刊，今不可觅得）。丈嗜酒，酒后高睨大谈，汗漫无涯涘，尝诏余曰“熔铸经史入诗则品高”，又曰：“学诗当以青莲为宗。”为讲《越中怀古》绝句，目光如炬，眉睫飞动，至今犹仿佛见之。为《玩月》诗云：“若逢天上玉楼成，天将召我归霄汉。”果以是年谢世（余挽诗七律二章，亦载湖大期刊）。为余改诗者，先君外，独丈耳。生无华屋，死失山丘，知己之感，存殃之悲，曷云能已。一九四四年初秋，余为《大去行》，刊布于沅陵《中报》。主笔汉阳蔡叔和为按语，比之杜老之《北征》，拟于不伦，徒滋愧恧。然抗战八年，流血万里，未更见有诉之声诗，形诸咏叹者，亦可异也。一九四七年一月，余梓行《两间庐诗》于长沙。刘寅先丈序之，语多溢美。解放以后，纽有所作，长沙彭君岩石评为“寓沈忧于平淡”，于是向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者，至是君言之，于我心有戚戚焉。

王船山曰：“楚，泽国也；其南沅、湘之交，抑山国也。叠波旷宇，以荡遥情，而迫之以崟嵚戌削之幽菀；故推宕无涯，而天采叠发；江山光怪之气，莫能掩抑，出生入死，上震天宇。”此吾湘之自然环境，所谓地录也。屈子怀沙，贾生赋鵩，李太白洞庭赊月，杜子美岳麓诛茅，柳子厚汨罗祷风，韩退之衡阳放酒，自古迁客骚人，流寓湖南者，史不绝书。若屈、若贾、若李、若杜、若韩、若柳，皆旷代文宗也，然其流风遗韵，均及身而泯，湖南所产，未见有能殆庶者，岂地灵不必人杰耶？朱明末叶，大儒王船山崛起衡阳，盖去屈子几二千年矣。清咸同间，其遗书稍稍出于屋壁，乡人慕化，作者蔚起，号为湘学。余生丁末造，未能躬逢其盛。先君子日与诸耆宿雍容揖让，论学衡文，余小子亦获于应对进退中亲謦欬焉。一九六八，先君弃世，享寿九十。斯时父党均已先逝，而文化大革命则以不可向迩之势烧葬旧文化、旧传统、旧道德，而湘学?焉以尽。

凡此，余学文之经历也。余非欲以诗鸣，更未敢欲以诗名。今之此集，类皆鸣其所不得不鸣。其为鸣则是矣，乌得谓之诗哉？更何敢望以诗名哉？蔡子为注刊行，其将暴余诗之不文耶？其将促余诗之速朽耶？

此书之付梓也，出版社同仁与金君丹元实促成之。皆取人为善，成人之美者，谨致谢意。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六日，陈述元叙于昆明莲花池畔，时年七十有六。